敦煌诗歌写本的传播特征及其形成原因

敦煌写本集中于9、10世纪,处于中国抄本(写本)时代的鼎盛期。探讨敦煌诗歌写本的传播,重在写本形态。敦煌诗歌写本以集抄类型的诗集为主,其传播特征体现为:手抄复制;诗集名称、作者、编者信息缺失严重;无明确的编集思想;抄写体制随意;异文现象突出。之所以形成这些特征,首先在于抄本时代以自抄自用为目的的读者传写模式;其次,由于抄本传播中"定本"观念的差异;第三要考虑到敦煌的地理位置与敦煌文献的特殊性。     

从敦煌写本看敦煌民众对俗赋的接受

敦煌俗赋与敦煌当地民众存在着密切关系。敦煌俗赋写本的题记可说明部分俗赋由学郎书写,与文本字迹不同的题记显示十世纪的敦煌存在传阅俗赋的事实。与敦煌俗赋抄写于同一写卷、字迹一致的蒙书等文献暗示部分俗赋具有与同抄文献相似的性质,是当地民众的通俗读物。见于写本余白的俗赋标题、俗赋残句等写卷杂写,又可表明敦煌民众存在阅读、背诵俗赋的行为。敦煌俗赋写本不仅是文学作品或"讲诵底本",它还是敦煌民众日常生活中常读常诵的教材,是其文化接受活动的生动体现。     

伏俊琏著《敦煌文学写本研究》出版

正伏俊琏著《敦煌文学写本研究》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2021年5月出版。该书精选50多个敦煌文学写本,对各写本上所有信息进行全面著录,包括写本正面和背面抄写的全部内容乃至杂写、涂画等。同时,也关注写本的性质用途、装帧形式、纸质和书写工具等。该书尤其重视对写本的整体观察,认为一个文学写本也是一个"生命体"。写本中复杂的情志内涵、所描写叙述的题材、语言词汇、节奏韵律等,     

敦煌写本的避讳特点及其对传统写本抄写时代判定的参考价值

本文以敦煌文献中有明确时间题记的写本为依据 ,初步总结敦煌写本的避讳特点及其在我国古代避讳史上的阶段性特点 ,并以日本所藏《世说新书》残卷为例 ,利用敦煌写本避讳的一般性特点 ,考察其抄写时代     

关于《晏子赋》写本的抄写年代问题

关于《晏子赋》写本的抄写年代问题颜廷亮《晏子赋》是敦煌文学中的名作之一。七十多年前，刘复在《敦煌掇琐》（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专刊之一，１９２５年刊行）中就已据Ｐ．２５６４所抄该赋写本予以移录。后来，向达、王重民等的《敦煌变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７...     

论敦煌俗字与写本学之关系

本文通过对写本学,又称为手稿学的界定及其对敦煌写本研究之重大意义为论点,充分论证了敦煌写本中出现的俗字与写本时代之间的关系,与写本真伪的关系以及敦煌写本俗字可供探究写本性质与来源的重要参考价值,以为写本学的建立,意义深远,既是研究敦煌文献的基础,也是研究日本古写经,乃至于汉字文化圈中的韩国、越南汉文写本的重要文献基础.     

敦煌写本《隋净影寺沙门惠远和尚因缘记》研究

高僧因缘记、因缘传,主要记叙有关高僧的神异事迹,凸显高僧个人的宗教实践与历程,供作信众学习修行的借鉴,结合佛教、历史与文学是其特色。高僧因缘记的故事性、传奇性、神异性是佛教弘传中极受欢迎的宣扬手法。本文根据敦煌写本P.2680、P.3570、P.3727等三件《隋净影寺沙门惠远和尚因缘记》校录文本,析论其情节叙事,持与《续高僧传·慧远传》对照,说明其篇幅、叙事异同之用意与文体属性。并透过对敦煌写本因缘记原生态的抄写现象所呈现的多种高僧因缘记汇抄的文献特色等考察,以为:当时僧人于各种法会间选择《高僧传》中适当的高僧神异事迹,栝其内容而撰写因缘传、因缘记,以备宣讲参考之用。     

敦煌写本诗歌续考

本文是对《敦煌诗集残卷辑考》所收部分诗歌写本及诗作的续考重订和新见零散诗歌的辑补考证。     

敦煌写本《茶酒论》新考

敦煌写本《茶酒论》应为七个写本,而非学界一直认为的六个;四个写本抄有作者姓名,但作者姓名的写法不一致;结合唐代茶文化发展状况,《茶酒论》的创作时间或可推定为800-805年之间。从传写特征看,《茶酒论》写本是民间一些有文化的底层人士,出于个人喜爱,随手抄写,留为自用。     

敦煌本《左传》写卷的学术价值

敦煌《左传》写本为《左传》研究提供了极其宝贵的新材料。利用这批材料，不仅可以证实文献记载的隋唐时期杜注《左传》一统天下的局面，还可以据之了解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的书写格式、《春秋正义》原本之书写格式、《左传》写本所反映的敦煌教学情况等。同时，由于这是一批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写本，保存了当时《春秋左氏经传集解》的文本面貌，对于我们探寻《春秋左氏经传集解》文本之原貌具有重要的价值。     

《敦煌写卷<春秋经传集解>异文研究》一书出版

敦煌文献是中华传统文化遗产中的瑰宝.其中,许多儒家经典如<春秋经传集解>写本(残卷)多抄写于南北朝时期,早于传世本数百年,幸免于唐、宋人的传抄改易之误.较之阮刻<十三经注疏>本、<四部丛刊>景印巾箱本等传世版本,敦煌写本儒家经典中有许多不同的字、词.这些字、词,历来争议颇多,难有定论,从而妨碍人们对经典的正确理解.     

敦煌写本白居易新乐府诗三首小议

通过对传世文本与敦煌写本白居易新乐府诗三首的比较,力图恢复白诗原貌,以求更好的了解有唐一代的语言和文学.     

《敦煌诗集残卷辑考》出版

徐俊先生编著的《敦煌诗集残卷辑考》于２０００年６月由中华书局出版。 该书以写本叙录与作品辑校相结合的方式,对敦煌文献中保存的唐、五代、宋初诗歌作品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的整理。上编《敦煌诗集残卷辑考》共考证、辑录了法藏、英藏、俄藏敦煌文献中的诗集诗抄６３种、诗１４０１首,下编《敦煌遗书诗歌散录》共辑录了法藏、英藏和中、日、俄藏及其它地方散藏敦煌文献中的零散诗篇５２４首（句）,是迄今为止整理、收录敦煌文献中诗歌作品最为全面的著作。 敦煌藏经洞遗书发现１００年来,中外学者对敦煌文献的分类整理研究,已经出版…     

敦煌十王信仰研究综述

七七斋信仰反映到敦煌晚唐五代宋初的表现形式有三种,一是抄写文本,二是造像供养,三是设斋荐福。造像供养主要是绢画与壁画。学界对十王信仰的研究集中在内容、信仰探源、现存图像、图像构图等方面,而对横纵向比较及其对敦煌兆民影响研究较少。     

《十二时普劝四众依教修行》及其代表的敦煌宣传文学

《十二时普劝四众依教修行》已发现的6个写本可分作3个抄写系统,分别抄写于公元891到924年之间;它的创作时间在885年闰三月至891年正月八日之间;它的作者并非学界所一贯认定的智严,智严只是它的传播者,其作者不可考。它是具有宣传性质的文学作品,敦煌文学中还有若干同类作品,可视作一种部类。     

饶宗颐编《法藏敦煌书苑精华》评介

饶宗颐编《法藏敦煌书苑精华》评介赵声良，荣新江１９００年，敦煌藏经洞发现了古代写本数万件，内容包括佛、道经典和经、史、子、集及各方面的社会文书，这些古代文献绝大部分是用毛笔抄写的，时代上自十六国，下迄宋初，保存了六百多年间的古代书法墨迹。这些时代久远...     

敦煌本回鹘文《阿毗达磨俱舍论实义疏》研究

敦煌出土回鹘文《阿毗达磨俱舍论实义疏(Abhidharma-kos′a-bhāsya-tikā Tattvārtha-nāma)》是现存回鹘文献中篇幅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写本之一,原件藏于大英图书馆,编号为Or.8212/75A-B。从回鹘文题记看,该写本的抄写时代应是元末。但值得注意的是,写本末尾出现有蒙古文题记,称"大清朝光绪三十年(1904)十月初一"。这一题记表明,在该写本入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敦煌研究院编号第17窟)之前,原藏于伯希和编元代181窟(敦煌研究院编号第464窟),甚或已流落民间,再经蒙古人之手留下了"光绪三十年"的蒙古文题记。后由王道士将其移到藏经洞中,再为斯坦因于1907年获得。这一史实为藏经洞晚期文献来源问题的研究提供了重要例证。     

车柱环教授敦煌词校勘实绩述要

韩国汉学家车柱环教授晚年醉心于敦煌词研究,尤以敦煌词考释成就最著。他在一个整体性的敦煌学研究框架内展开敦煌词考释文的考证与研究,视原卷书写的呈现方式为敦煌词文研究的根本依据。而终身信守的考据学理念促使他本能地回归原卷,重返史料原生态语境,勘对原卷,考释词文,自然更倾向于以原卷为依托而进行论学,充分利用传统校勘学中的他校法、理校法等偏于学理性的方法,整理出一个比较接近原卷风貌的文本。所勘定的文本具有相当高的学术水平,反映出他的严谨治学态度与深厚的旧学功力。     

借敦煌俗字破日藏汉籍写本释录之疑——以《圣武天皇宸翰杂集》为中心

敦煌俗字研究取得的丰硕成果,为解读东亚写本提供了利器,对于流散于海外的汉籍写本的释录,更是打开了一条通道.同时,域外汉籍写本特别是东亚写本的研究,也会反过来促进敦煌研究的国际化.日本奈良正仓院所藏<圣武天皇宸翰杂集>保存了我国晋唐时期佛教文学的珍贵资料,而现有的释录还存在颇多值得商榷之处.借助敦煌俗字研究的成果,可以解决该写本释录的许多疑难问题,也为晋唐俗字的深入研究提供新的视野和参照.     

浅析王梵志诗歌的价值

王梵志是初唐著名的白话诗人。自敦煌石室中发现大量王梵志的诗歌写本后,国内外的学者便开始了系统研究的工作。通过对失散在世界各地的王梵志诗歌的搜集整理,以及对我国传世文献中有关资料的钩稽,研究工作有了长足进步。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王梵志诗歌集的分析,阐述其重要的文献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