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找中国古代历史人物传记资料的工具书略述

查找中国古代历史人物传记资料的工具书有：纪传体史书人名索引与传 记资料综合索引，笔记小说、文集、碑传文、地方志、人物年谱、著作论文中人物传记资料索引。     

试论《明实录》对刘珝的书写——兼谈《明实录》编写之失

《明实录》是以记载明代帝王历史为中心的编年体史书,其中不乏对大臣个人事迹的描写。然观宪、孝两朝实录,其对大臣刘翊的书写却大相径庭。《明宪宗实录》所记之刘翊事迹多有缺失且不乏曲笔,《明孝宗实录》所载之刘翊小传基本符合史事却多溢美之言。这不仅关系到史官史德的问题,也与《明实录》凡例之失密切相关。因此,辨别《明实录》之失,尽可能全面、客观地还原一个真实的刘珝,有利于在纷繁的史料中揭示历史事件的本来面目。     

方树梅《续滇南碑传集》编纂体例探究

《续滇南碑传集》是一部搜集辛亥革命至新中国成立初期云南历史人物碑传文的历史文献，由云南著名文献学家、藏书家方树梅辑成。在编纂体例上，《续集》将全书分为政治、军事、教育、文学、艺术、科学、卓行七类，与其前作《滇南碑传集》差别很大。本文通过与前作《滇南碑传集》、闵尔昌《碑传集补》和钱仪吉《碑传集》进行对比，总结出《续集》编纂体例创新之处，并对《续集》编纂体例实现创新的原因进行分析。     

《明孝宗实录》传记资料来源与资料处理方式

《明孝宗实录》所载人物传记内容丰富,对于了解弘治十八年间的朝政状况等甚有价值。考其写作乃多方取材,如参考了前朝实录中的相关记载、传主碑传类文章及与传主有关的书信、序文、祭文等,另外还有传主生前所写文章及该传记撰写前已出版的有关文集等。同时其传记还对以上所用资料进行精细处理,形成了独特的叙述方式。由此可断定《明孝宗实录》传记资料来源非常广泛,据此撰写时极为精心,无疑对于提高其编纂质量大有帮助。     

日藏镰仓抄本《群书治要·诗》探论

作为现存较早的《诗经》写抄本之一,日本宫内厅书陵部所藏的镰仓时代抄本《群书治要·诗》以选本的方式对《诗》进行摘抄节录,以一定的选取标准囊括了《诗》特定篇章的经、传、笺部分,保存了《毛诗正义》刊成之前《诗》的部分面貌。同时,作为传入日本的《诗经》抄本,其多用俗字、虚字,与其他《诗》之版本相比多有文字异同且存在传文、笺文混乱现象。对这些现象进行深入探讨,有助于校订文字、明确传笺体例与内容,对研究特定时期内《诗》的流布情况也有一定意义。     

武当山石刻碑文档案资源建设构想

1994年12月,武当山古建筑群以其独特、具有天才创造力的规划和建筑杰作,被联合国教科文卫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武当山历史悠久,人杰地灵。在历史的车轮中,东西南北文化相互繁衍、交融、积淀,孕育了深厚、丰富、独特的武当文化。其中武当山碑刻就是武当文化遗产中的一支奇葩。武当山现存各类碑刻、摩崖共1300通,包括圣旨碑、记事碑、功德碑、墓志碑、画像碑、书法碑等。在这些遗存的碑刻中,不仅富蕴着明王朝的宫廷文化,同时也吸纳了诸多民间文化的精髓,记录了很多鲜为人知的沧桑历史、逸闻趣事。     

也谈《〈中图法〉(第4版)传记类的不足》之不足——与刘盛华先生商榷

对刘盛华先生《<中图法>(第4版)传记类的不足》一文涉及的华人总传归类的理解和增设“K814外籍华人总传”的举措,以及朝鲜人物传记分类标引的处理等问题提出了异议,并就此详陈了笔者的一管之见。     

古代传记文学与新闻通讯写作

古代良史的实录精神与新闻的真实性原则(上) 古代传记文,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史传,即见于正史的传记;再一类是杂传,即见于文集、丛书等各类著作中的传记。 以人物传记为主体的二十六史,合起来约有四千卷,洋洋五千余万言,记录了中华民族辉煌壮丽的五千年文明史,介绍了在历史的大屏幕上演出一幕幕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的无数风流人物。 表彰真善美以劝正道,鞭答假丑恶以戒人心,这是中国古代传记文的传统特色。写帝王有仁暴之分,写官吏有清贪之别,写武将有勇怯之殊,写下层人物     

元代科举《诗经》试卷档案的价值

元代刘贞编辑的《新刊类编历举三场文选诗义》是我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诗经》科试的试卷汇编,是元代《诗经》考试的实录。它详细展示了元代《诗经》科试情况,能对元代科举制度具体实施的细节及元代科举档案进行补正和充实、对元史人物传记资料及其作品也能进行重要的补缺,为元史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具有很高的历史档案文献价值。     

方志所载碑刻资料的校勘价值

今就(道光)《东阿县志》所载于慎行撰写的碑传文数通,校以《榖城山馆文集》所载之文,略述方志中所载碑刻资料的校勘价值。以期对传世文集的整理,碑刻资料的运用,有所裨益。     

韦皋《大像记》三碑的碑文

唐人韦皋《大像记》,是其所撰《嘉州凌云寺大弥勒石像记》一文的省称。该文曾先后三次镌刻于碑:最早镌刻的是唐德宗贞元19年(公元803年)在嘉州凌云山栖鸾峰临江峭壁上的韦皋"摩崖碑",接着是位于凌云寺门镌刻于明宪宗成化17年(1481年)的魏瀚"立石碑",     

杨士勋《春秋榖梁传疏》“重发传”说研究

在《春秋穀梁传疏》中,杨士勋将《穀梁传》中前后出现的内容相同或意思相同的《传》文称作"重发传",认为这些"重发传"是《穀梁》作者有意为之的,因而尽力找出"重发传"的缘由。其实《穀梁传》传文的重发多随意,杨世勋"重发传"概念的确立并非有效的经学诠释,且他是在混乱《经》《传》关系的情况下对该现象进行解释。其致误原因则与"穀梁学"历史积淀不足,杨士勋水平欠缺、逻辑不清晰及其受唐初学风影响有关。     

实录“隐讳”与档案“钩沉”:努尔哈赤征乌拉布占泰

对读《清太祖武皇帝实录》、《满洲实录》和《清太祖高皇帝实录》,辅之以《满文老档》等"档案",可以发现太祖实录存在"隐讳"努尔哈赤征伐乌拉布占泰的问题。《满文老档》等"档案"为我们提供了较为"原始"的信息,使我们能够钩沉出那段欲为"隐讳"的历史及其轨迹。     

早期史官散文产生的文化背景述略

史官散文的产生,与史官的建置密切相关。《汉书·艺文志》论述《春秋》与《尚书》的起源时说：“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然后世不信其说。清人章学诚（文史通义·书教上）说：“左史记言,右史记动,其职不见于惆官》,其书不传于后世,殆礼家之意文与？后儒不察,而以（尚书）分属记言,（春秋》分属记事,则失之甚也。夫（春秋）不能舍传而空存事目,则左氏所记之言,不啻千万矣。（尚书）典漠之篇,记事而言亦具焉;训法之篇,记言而事…     

威震敌胆的＂独臂将军＂--刘畴西

他被苏区人民称为威震敌胆的“独臂将军”;他在方志敏的狱中遗著《可爱的中国》一书中以田寿这个名字被多次记述;也在《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之《粟裕传》中被记载为“是一位具有光荣革命历史的领导人、军事学者”。他便是中国工农红军第10军团军团长刘畴西。     

从《明太祖实录》稿本谈明初立储问题

辽宁省档案馆所藏《明太祖实录》稿本保留了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一月至六月的内容。"稿本"中存在大量同音异字的情况,应属不熟悉明初情况的抄手"听写"而成。其记事顺序和通行的《明太祖实录》十分接近,但使用语言口语化色彩明显,书写格式留有许多明代起居注和钦录簿的痕迹,对燕王朱棣也不避讳,因而可以推断为建文帝时期的《明太祖实录》或其初稿的抄本。明太祖欲择立燕王一事在"稿本"与通行的《明实录》中均有记载,对比分析《太祖皇帝钦录》中明太祖的思维脉络,从逻辑上可以证实此事的真实性,这无疑对明初政治走向的研究多有裨益。     

史笔文心 重现一代词宗─《李煜传》评介

史笔文心重现一代词宗─《李煜传》评介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秋水最近，读了史学家由居俭撰著的《李煜传》，不禁为之击节赞叹，觉得这是一本很有特色的历史人物传记。五代南唐末代君主李煜平庸误国，但他却又具有绝代才华，这是稍稍涉猎中国传统文化的人们所熟知的。这本传...     

谢灵运《庐山法师碑》献疑

史料记载东晋庐山慧远法师往生后,谢灵运曾为其撰有碑诔之文,今《广弘明集》卷二十三保存有《庐山慧远法师诔》,《佛祖统纪》卷二十六保存有《庐山法师碑》。经过目录学、写作风格、同类文章互勘、写作时间等多角度的比较求证,可知《庐山法师碑》存在众多疑点。     

《经义斋集》题名年代考

清代熊赐履所著《经义斋集》是以康熙皇帝所题匾额而成书名,但“经义斋”题名是康熙皇帝何年所赐,资料记载不一,或记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或言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本文根据《经义斋集》正文所记内容,佐以清代实录等资料,考辨题名年代,厘清列传、碑传及年谱等疏漏及抄录之误.     

唐宋时期释玄觉《证道歌》的版本与传播——以敦煌文献、碑刻资料为中心

公私书目及其他传世文献对《证道歌》多有记载;敦煌文献保存有六个写卷,全部或部分抄写《证道歌》,完整呈现了其以手写纸本形态传播之状态;广州六榕寺也有宋刻《证道歌碑》,是现存唯一《证道歌》石刻史料,所据底本应是两宋时期在寺院民间传播的另一《证道歌》版本。唐宋时期在文人士子、民间萧寺之间,《证道歌》至少有三个版本系统传播,作者题署、文本内容彼此互有异同,传播范围西达敦煌、南到广州、东至韩国和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