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酒驾驶适用缓刑应提倡——以广东省危险驾驶罪适用缓刑情况为切入点

由于醉酒驾驶行为犯罪化是典型的预防性立法模式,其目的在于防患于未然,所以,对所有酒驾犯罪分子一律适用刑罚是不必要的,而应该坚持＂该严则严,当缓则缓＂的原则,区别对待;同时,由于司法工作的繁重,监禁场所的不足,对酒驾犯罪分子一律适用刑罚也是不实际的。反之,对符合缓刑适用条件的酒驾犯罪分子适用缓刑,并充分利用行政处罚的遏制手段,既能达到预期的效果,也能够更好地体现罪刑相适应原则。     

反思销售假药罪之“假药”的扩大解释——以陆勇案为例

《刑法》对于销售假药罪之"假药"的认定采取了扩大解释的方法。但直接以《药品管理法》对于"假药"的界定作为《刑法》上的"假药"有行刑不分之嫌,是扩大解释过度化的具体表现,影响销售假药罪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会给司法实践带来诸如法理与情理的冲突、国民预测可能性突破、法益保护主次不分、个案模仿效应等困境。正确理解销售假药罪之"假药"应对"假药"进行实质价值判断,恢复具体危险犯的入罪模式,以实现形式规定与实质判断双轨认定模式。鉴于药品领域本身极强的专业性,进一步完善药品的专业评价机制也是十分必要的。     

袭警罪的教义学阐释与司法适用——以保护法益为切入点

积极刑法观已成为当下主流，《刑法修正案(十一)》出台，将暴力袭警行为入刑设立袭警罪，正是这种积极刑法观的立法实践。为了更好地适用本罪，必须限制袭警罪的规制范围，防止刑法的过度干预导致犯罪圈的扩大。因此，应遵循法益保护主义原则，明确本罪的保护法益，并在此基础上对"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人民警察"等构成要件进行正确解读，充分发挥法益在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中的作用；应恪守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在其他部门法足以规制暴力袭警违法行为的情形下，不动用刑法手段。     

论“直接适用的法”——以立法与司法实践为视角

直接适用的法是当今国际私法中一个新的理论问题,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目前,许多国际组织在起草国际公约、许多国家在制订其国际私法立法时,已越来越多地出现了体现"法律直接适用"思想和精神的条款.针对中国在该领域存在的空白现状,通过比较研究,为直接适用的法在中国的立法模式及司法实践提出相关建议,以期在目前国际私法典的设计工作中,对直接适用的法的规范及适用有所体现,实现立法的健全与完善.     

司法三段论在法律适用中的“能”与“不能”——以拉伦茨的司法三段论观为视域

拉伦茨在《法学方法论》中对司法三段论在案件中的适用情况作了多次讨论和评价,而且对其在疑难案件中的适用更多地表现出"否定",由此导致了部分学者认为司法三段论在一些案件中绝对不能适用的误解。实际上,司法三段论在疑难案件的法律适用过程中并不是绝对"不能",只要做一些诸如补充漏洞、解释,选择法律,进行价值和经验判断等辅助性工作,就有实现由"不能"向"能"转化的可能。     

略论欧洲主要国家关于“直接适用的法”的理论、立法与司法实践

欧洲是＂直接适用的法＂理论的发源地。本文以整个欧洲为视角,阐述了欧洲主要国家关于＂直接适用的法＂的理论、立法与司法实践,并指出了吸收借鉴欧洲成果对于中国具有的重要意义。     

论中国古代司法文化特征——以“行政兼理司法模式”为例

古代中国的司法一直处于或依附或受制于行政的从属性地位,形成"行政兼理司法"的模式。这不仅是古代中国的司法形态,也是当下司法改革和探索的历史条件。我国尽管经历了从"行政兼理司法"到"司法独立"的探索过程,但是当下的司法改革仍然无法摆脱"行政兼理司法"权力关系格局的影响。这也是当下研究古代中国"行政兼理司法"模式的价值。     

论中国古代司法文化特征——以“行政兼理司法模式”为例

古代中国的司法一直处于或依附或受制于行政的从属性地位,形成"行政兼理司法"的模式。这不仅是古代中国的司法形态,也是当下司法改革和探索的历史条件。我国尽管经历了从"行政兼理司法"到"司法独立"的探索过程,但是当下的司法改革仍然无法摆脱"行政兼理司法"权力关系格局的影响。这也是当下研究古代中国"行政兼理司法"模式的价值。     

论国际私法中“直接适用的法”——兼评《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4条

＂直接适用的法＂是国际私法上一个较新的理论,其重视对国家和社会重大利益的直接保护,丰富了传统国际私法的发展,发展了当代国际私法的理论体系。我国2010年通过的《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条对强制性规定的直接适用作出了明确规定,这是我国第一次在立法层面上对此问题作出规定,对我国国际私法的完善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我国对此问题在立法上仍然存在着一些不足,这就需要我们在借鉴他国立法的基础上,对其不断加以完善。     

高校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措施和成效——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为例

党的十八大以来,教育部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先后出台了具体的实施办法和若干规定,各高校也纷纷出台相关规章制度,狠抓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落实,加强学校作风建设。本文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为例,多措并举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取得显著成效。     

涉私募基金非法集资犯罪司法治理研究

近年来涉私募基金的非法集资犯罪危害严重且影响广泛,需要认真研究其司法治理问题。关于涉私募基金非法集资犯罪的司法治理,要正确认定单位犯罪及主体的违法性认识问题,并以违法性、公开性、社会性、利诱性来衡量和判定非法集资的犯罪行为,还要切实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并着眼于防治犯罪而完善相关监管体系,由监管机构与司法机关开展协作,建立诉讼援助机制。     

立法视角下的非法经营罪适用附加刑的问题研究

非法经营烟草专卖品,如果情节严重,构成非法经营罪,情节特别严重的,应当判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在司法实务中存在非法倒卖行为并没有终了尚未获利的情形,对于此种情形司法实务中定罪没有较大争端,但关于是否并处附加刑却存在较大争议,有些观点认为,虽然构成加重情节,但没有获利不应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但从本罪立法本意而言,非法经营犯罪不是单纯的侵犯财产权益的犯罪,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在于严重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即使没有获利,只要行为造成了相应的危害,情节严重的,就应定罪处刑,对于情节特别严重的,主刑应当与罚金刑或者没收财产并科处罚,且罚金应参照其非法经营数额的大小适用。     

反思教育产业化

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每一个发展阶段的到来,都必然带来人类生活面貌的深刻变化,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亦是如此.而尚处于工业化时代的中国教育,对不期而至的知识经济如何应对,值得我们探讨.     

浅析俄罗斯非法经营贵重金属和宝石犯罪的特点

非法经营贵重金属和宝石的犯罪在俄罗斯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它主要表现为非法占有、保存、运输、销售及其他非法经营贵重金属和宝石的行为,具有"潜伏性"高和秘密性高的特点,并且通常带有组织犯罪的性质,是一种具有代表性的有组织犯罪。在当前政治、经济危机条件下,非法经营贵重金属和宝石的犯罪组织不断增多,严重影响了俄罗斯的国家发展和社会稳定,进一步加大与非法经营贵重金属和宝石犯罪的斗争力度具有十分的迫切性。针对已有的犯罪形势,俄罗斯现行立法加强了对贵重金属和宝石等商品的经营管理力度,这既是俄罗斯深入进行经济、社会改革的要求,也是经济增长和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危险驾驶罪的诠释与适用问题探究

《刑法修正案（八）》将危险驾驶行为纳入刑法具有恰当性,但未将“吸毒驾驶”、“无证驾驶”等同质性危险驾驶行为入罪。对危险驾驶罪的司法认定,要从成立本罪的地域范围限制、对象限制、时间限制、具体行为种类及行为程度等方面进行。司法适用中要注意本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交通肇事罪”相关罪名的衔接;对本罪关涉的程序、证据问题的处理,要注意公正与效率相结合。     

浅析非法集资犯罪的特征

2010年底,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非法集资的司法解释概括出了非法集资犯罪的四个特征,即非法性、公开性、社会性、利诱性。司法部门对"非法性"特征采用了从严解释的原则,取消了行政程序前置,导致了刑事规制的扩张适用;"公开性"的特点将放任宣传也作为一种宣传方式,明显降低了非法集资犯罪的入罪标准;在对"社会性"的特点进行认定时,将"间接公众"也纳入入罪的指标,这三个特征显然违背了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另外,利诱性的特点并不能作为非法集资犯罪的典型特征,并且忽略了被害人的主观过错,违背了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     

互联网销售公益彩票不构成非法经营罪之辨正

在国家有关部门明令禁止以前,我国曾有大量企业和个人从事互联网公益彩票的销售业务,绝大多数销售者并未取得过相关行政部门的授权,实质上一直处于“无证经营”的行政违法状态,司法实务中业已出现此类行为是否涉嫌非法经营罪的案件。通过对“国家规定”涵盖范围的分析,同地方彩票销售机构合作互联网销售公益彩票行为并不满足该罪的犯罪构成;对于其他类型擅自在互联网上销售公益彩票的行为而言,由于并没有严重侵害非法经营罪的法益,亦不宜作犯罪化处理。     

浅析罪刑法定原则的司法适用

法治精神不仅要求立法上科学地规定犯罪与量刑,也要求司法上实现罪刑法定化,以体现人权保障的时代精神。对罪刑法定的理解因人而异,但都应当客观公允地对“法”作全面理解,对“法定”准确把握, 处理好罪刑法定原则与罪刑相适应原则的矛盾;罪刑法定取代类推制度,但是有利于被告人的类推解释还应当主张;罪刑法定并不当然否定自由裁量权,自由裁量权在量刑和定罪方面同样适用,司法体制改革中应当限定基层法院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试论非法行医罪的构成

1997年我国新刑法典产生,该法典新设了非法行医罪。另一方面,因为种种原因,我国当前非法行医的现象非常普遍,而且屡禁不止,严重破坏了我国正常的医疗管理秩序,也严重侵犯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及时有效的打击非法行医的犯罪活动成了当务之急。但对于非法行医罪的认定,在理论上还有不足,故本文尝试以此为切入点,分析了非法行医罪的主体、客体以及其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的有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