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与革命的双重变奏——鲁迅创作现代性问题的历史观照

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历史叙事表现为启蒙与革命的双重变奏。鲁迅创作的现代性追求体现着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化转型中启蒙与革命之间的亲和性与整合性。鲁迅创作现代性问题的历史价值表现在三个方面:一,对近代启蒙与革命思潮的现代性整合;二,对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现代性追求的整体性思考;三,对后五四时代启蒙与革命、左翼与右翼的现代性整合。     

湖湘文学的三种现代性想象

20世纪的湖湘文学,在西方现代性观念和湖湘文化的双重影响下,呈现出三种现代性想象方式:以经世致用的理性精神为特征的启蒙现代性;以强烈浓郁的爱国情怀为核心的革命现代性;以神秘浪漫的巫楚文化为底蕴的审美现代性。这三种现代性的想象方式,构筑了20世纪湖湘文学历史发展的整体性面相。     

本土化的现代性及其后果

现代性是一个历史范畴和逻辑范畴,体现为启蒙现代性、审美现代性和文化现代性三个方面,对应为现代化运动、现代主义运动和宗教世俗主义运动.中国现代性精神的展开是以"自反"为主导的,它带给20世纪中国人最全面的后果就是生存背景的被改写,"断裂"成为20世纪现代性的宿命.     

论新文化激进知识分子的现代性追求

新文化激进知识分子，从激进的思想文化革命到激进的政治革命，目的都在于推进现代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进程。以伦理革命和文学革命为主的思想文化革命，对推进思想领域的现代化和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进程起到了巨大作用。但他们发起的文化与思想启蒙运动，很大程度上都作为维护共和政治或重建社会政治秩序的一种手段，这种政治功利主义态度决定了其文化激进态度，尤其是全盘性反传统的激进态度。这种激烈的文化反叛，使其失去了民族文化的传承，因而也就失去了建构新文化秩序的基础，最终使民主与科学流于空洞的口号。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给五四文化启蒙注入了新的现代性的内涵，但新文化激进知识分子急于在社会革命方面取得进展，对建构新文化秩序却没有充分的准备，这便注定了五四文化启蒙运动是一次未完成的启蒙。     

20世纪文学叙事形态与文化环境关系论纲

如果我们把＂五四＂时代称为思想启蒙时代,把30年代到80年代末称为革命时代,而90年代以后称为后革命时代,那么在20世纪的文学版图上,＂五四＂文学是在西方启蒙文化的视阈中实践着教育国民与改造国民性的文学目标,从20世纪20、30年代开始,到80年代末,各类政治文化对文学起着规范与制约的作用,这一时代尽管社会形态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从社会治理意识而言却是在革命理念覆盖之下,文学也就顺应着这一政治文化形态发生着各种形态的叙事变化。而90年代以后,则是商业文化对于文学发挥着主导作用,文学叙事形态也发生了全新的变异,随着商业文化的旋律扭动着自己的腰肢。总体而言,20世纪文学叙事形态与文化的关系密切而重要。从启蒙时代到革命时代的转变带有某种急迫或不得已的特征,文学叙事形态也在这种急迫与无奈中发生转型。而从革命时代到后革命时代则是主流政治顶层控制的结果,是20世纪中国社会政治文化与文学发展到一个特定的时刻所发生的政治文化对于商业文化的主动让渡,而此时的商业文化也正好适应了政治文化的变化需求,因而这种让渡又带有某种共谋色彩。     

论陈独秀文学思想的启蒙现代性和政治先锋性

陈独秀文学思想是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思想启蒙运动中建立起来的。其文学思想带有鲜明的思想启蒙现代性和政治革命先锋性的特点。他的启蒙现代性主要是重视文学传播革命思想,唤起国民思想觉悟;吸收西方进步文化思想,批判封建旧文化、旧文学的彻底革命精神;他的政治“先锋性”主要以民主主义思想为指导,以政治革命为意图而发动文学革命,重视文学的政治功能,提倡文学为人生的现实主义原则,用全新的观念确立小说的文学正宗地位。     

现代性主体的建立与展开——评汪晖近期鲁迅思想研究

汪晖近期鲁迅思想研究涵摄了启蒙、文学、革命这三个在20世纪具有根本性的议题。其思路既延续着《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又与早年著作《反抗绝望》遥相呼应。通过对＂正信＂、＂本根＂、＂心声＂、＂内曜＂以及联系这些名词对鲁迅文学的解读,汪晖触探到了鲁迅思想坚实的内核,发掘出了内在于中国历史的现代性主体。现代性主体的展开最终呈现为＂反现代性的现代性＂的悖论姿态。     

20世纪中国文学的本土现代性问题

现代性是一种文化立场或知识立场，将其引入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领域，有利于对传统政治社会学方法论和文学史观进行全面改造，有效地整合既有文学史观念，扩展研究内涵，开拓新的研究方向。20世纪中国文学的本土现代性问题可以概括为三个范畴或主要阶段：启蒙现代性、现代性文化分层、现代性整合。知识拜物教理论和方法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本土现代性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现代性”的知识资源与问题视域——从“新启蒙”到“文化寻根”

中国"现代性"实践的百年历史,成为探讨20世纪80年代从"新启蒙"到"文化寻根"现代性实践的知识资源与问题视域的逻辑起点。在"新启蒙"的"现代性"诉求中,文学书写与政治实践共同完成了对中国现代历史连续性、完整性的叙述,"现代性"的内涵始终处于国家意识形态和启蒙知识分子"新时期共识"的框架之中。"文化寻根"作为"新启蒙"的逻辑展开,试图借对传统文化之"根"的挖掘以完成"现代性"中国和中国文化的想象性建构,而"文化寻根"的困境,显示的正是"现代性"的普遍主义和中国"本土化"的"现代性"遭遇时难以规避的矛盾与悖论。     

五四启蒙遗产与知识分子的“二次觉醒”——从《狂人日记》到《废都》

"进化"与"启蒙"是理解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的重要线索,而鲁迅的深刻正在于深信进化而又深疑进化,倡导启蒙而又警惕启蒙,达到了五四时代现代性的最高度。《狂人日记》是表现知识分子"二次觉醒"与鲁迅式"辩证的启蒙"精神的典型文本。但在五四以来激进的新文学主潮中,鲁迅式"二次觉醒"并未得到有效继承,对于进化、启蒙与革命自身的反思往往被延宕或清除。新时期开启了新的时代,但对进化与启蒙的崇尚仍是埋藏在新时期内部的一条主线索,从新时期至新世纪,知识分子对于20世纪80年代精英启蒙的反思也是滞后的,《废都》的畅销、误读与批判就是启蒙反思滞后的典型代表。     

城市“异乡人”的现代性认同与传统回归

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农裔”作家是以“异乡人”姿态面对城市的，他们一度因认同启蒙现代性而挣扎进城，并渴望被城市现代性同化；但在逐渐感受现代性之后，又猛然惊醒于归属传统文化的自我身份正在丧失，寻求传统的归乡行为由此开始。     

历史悲剧和革命寓言：20世纪中国对马克思主义悲剧理论的接受和发展

20世纪的中国正值最苦痛最富悲剧意识也是最革命最具艰难抉择的历史时期。由于革命的拯救和思想启蒙的需要,中国思想界第一次将理论的焦点凝结在悲剧的身上。在面临着自己的现代性悲剧困境的情形下,他们迅速与马克思主义悲剧理论对拍,形成了现代中国特有的悲剧观念和悲剧精神,并在文学表达上寻找着最适合的方式来表达这种悲剧性体验和反应。     

中国现代美学的公共性

作为近代市民社会催生的一种启蒙话语的美学理论,在洋务运动之后中国市民社会初现端倪的时代传入中国。美学见证了中国社会现代性工程的起步,它为中国的启蒙话语注入了自由意志和自觉意识,但同时美学在中国社会特殊语境中又发生了价值诉求、思想资源和阐释旨归等方面的分化。就理论话语的公共性而言,中国现代美学在三个维度上体现了思想能量,即:启蒙、革命、救赎。     

从《追求现代性》到“20世纪中国文学”命题的提出——现代性理论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转型之一

现代性理论,从20世纪80年代进入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语境,延展至今,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转型的一个强大推动力,改变了该学科的研究格局,成为学术研究新的生长点。本文以80年代为时间限度,考察了从李欧梵《现代性的追求》到《论"20世纪中国文学"》及相关现象,阐述了在特定语境中,"现代性"与"现代化"交互使用,取代沿用甚久的"革命——阶级分析"范式,建立"现代性——启蒙话语"范式的学术进程,并且对其中一些关节点予以较为深入的阐发。     

“五四”文化启蒙的现代性关怀

本文拟通过从康德到福柯对启蒙的连续性解读，展现启蒙的现代性维度－－一种批判的态度，“五四”文化启蒙正是西方文化启蒙与中国启蒙传统相融合的产物，表征着“五四”精神。但现代中国的启蒙由于救亡 图存的现实社会需要又表现出自身的缺憾。而启蒙的现代性不仅为我们理性地认识“五四”，更为我国超越“五四”提供了理论资源。     

现代性视野下中国农民的“五四”影像

中国“五四”文学的现代性与社会的现代化基本步调一致,主要目的是为中国寻出路,主要表现出“启蒙的”“审美的”和“革命的”三副现代性面孔。“五四”现代性主要起源于西方,但并没有照搬照抄,而是被本土化、当下化了。因此,无论提出何种文学主张,最终都会呈现出“救亡”姿态,只是探寻的路径和策略有所差异。文章以“五四”乡土小说中的农民形象作为观察点,以期看到启蒙的乡土小说中农民形象的反命题;审美的乡土小说对前现代乡村社会的乌托邦想象和中国农民原始生命力的推崇;革命的乡土小说以审美的形式去表现被启蒙后的农民是如何走上革命道路的。     

救亡强国：20世纪初启蒙文学思想的逻辑起点

中国现代文学的启蒙姿态肇端于晚清的社会变革思潮，戊戌变法的失败引发了粱启超开启民智的思考，进而提出了“小说界革命”的口号，试图把文学作为改良社会的工具；之后，鲁迅也从强国的角度，提出以摩罗诗警醒民众的“立人”主张，现代意义的“个性解放”引进国门；至五四时期，“人的文学”思想浮出水面。这期间所表现出来的启蒙文学观念的变迁轨迹清晰可见，展现了“现代性”的成长历程，但无论是怎样的主张。其基本的出发点都没能脱出救亡强国的时代主题。这一主题可以看作是20世纪初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最根本的逻辑起点。     

多重“革命”内涵的重合与混杂——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札记

“革命”是20世纪中国社会文化的重要事件,也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关键词”。在革命风起云涌的时代,“革命”的声音覆盖了一切,在“告别革命”的时代,对“革命”的质疑和否定也形成了一种值得警惕的文化遮蔽,在今天,中国文学中的“革命”意义需要我们加以认真的清理和说明。     

论西方现代诗歌运动对新诗革命的影响

中国的新诗革命是世界现代诗歌运动的一部分,深受西方现代诗歌运动的影响.由于20世纪初的中国正处在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的激进时代,西方现代诗歌运动中的自由诗革命得到了中国新诗人的极端重视.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英、法等国的诗的自由化、散文化的诗体解放倾向被中国新诗人故意夸大,助长了新诗诗人对古代汉诗诗体的极端否定,使新诗革命由本应是纯粹的文体革命变味为政治性的文体革命,其破坏性不仅超出了汉语诗歌当时的承受能力,而且影响了新诗初期及以后百年的诗体建设.     

五四现代“性”的暧昧

新文化运动潮起以后,对于性伦理性道德的关注一直是五四启蒙阵营文化批判的一个重要维度,五四文学的现代性追求中始终伴随着对于现代“性”的构建。但在性伦理问题上,理论倡导与文学表现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冯沅君、庐隐、郁达夫和丁玲等在性伦理上的暧昧态度正映现了五四伦理革命的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