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文学出版与阅读(1949-1966)

新中国对文学作品的创作、出版、阅读极为重视.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先后创办了一批文学图书出版机构,如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作家出版社等,其间对私营文学出版机构进行了改造,均为文学出版奠定了一定的基础.1949年至1966年,我国文学图书出版数量经历了由少到多,再由多到少的变化,先后出版了一大批优秀的中国文学图书,数量颇丰,汗牛充栋,这与我国当时社会背景有关,也是基于对读者喜爱程度的考量.在文学图书出版取得显著成就的同时,国家层面开展了对古典文学出版与阅读的舆论引导,为文学出版与阅读营造了良好的氛围.     

新中国文学出版与阅读(1949-1966)——外国文学

我国外国文学翻译事业历史久远,著作浩瀚,经历年代反复赓续至今。文章细致梳理1949年至1966年间我国从事外国文学翻译事业的发展历程,从专事机构筹备成立到翻译工作实施推进,从所翻译外国文学图书版本特点到区域划分,指出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十分重视外国文学翻译出版工作,其间翻译的外国文学译著,充分体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引进外国文学的积极心态,丰富了当时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也对新中国文学创作产生深刻影响。     

古词译介与经典重构:美国李清照词的翻译出版

指出李清照词在美国翻译出版,并最终入选权威文学选集,重构了经典地位.李清照词呼应了美国诗学传统、社会思潮与学术旨趣共同产生的阅读诉求;而多元化的译者文化身份,以及由此衍生的杂糅翻译策略使美国的李清照词译本呈现多样化特点;最后,美国高校及其他出版社编辑出版的李清照词译文(本)理念新颖,可读性强,凭借权威文学选集重构了李清照词在美国的经典地位.这对中国文化"走出去"伟大战略在外译选材、译者队伍建设、翻译策略抉择、海外出版社对接及译作经典化构建等方面,均具有重要借鉴与启示意义.     

变与常:新媒体时代的国学经典出版

新媒体时代,曾经形成出版热潮的国学经典面临新生的契机.诸多看似常识的问题,需要重新思考.在观念上,应该从批判走向宽容与多元;需要以开放的心态拥抱技术,但更应立足内容建设,回归出版本质;利用新媒体,应充分考量不同特性.其中有顺应新媒体时代的新变,更有对出版业恒常价值的坚守.     

翻译出版的社会历史性视野——上海译文出版社三十年图书出版概述

翻译出版与社会历史语境是一种“互相建构”的关系,在研究翻译出版的过程中有必要将其置于宏观的社会历史语境中加以考察.上海译文出版社是改革开放的同龄人,初出茅庐即锋芒毕露,三十余年来始终紧随社会发展的历史足迹,在20世纪8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20世纪90年代的全面市场化以及21世纪以来由市场主导到多元分化的出版环境中一直处于国内翻译出版领域的领先行列.从译文社的成功经验中,我们可以看到高质量翻译出版的背后所体现出的对于时代、市场以及社会品位等要素的高层次追求.     

翻译出版的社会历史性视野——上海译文出版社三十年图书出版概述

翻译出版与社会历史语境是一种"互相建构"的关系,在研究翻译出版的过程中有必要将其置于宏观的社会历史语境中加以考察。上海译文出版社是改革开放的同龄人,初出茅庐即锋芒毕露,三十余年来始终紧随社会发展的历史足迹,在20世纪8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20世纪90年代的全面市场化以及21世纪以来由市场主导到多元分化的出版环境中一直处于国内翻译出版领域的领先行列。从译文社的成功经验中,我们可以看到高质量翻译出版的背后所体现出的对于时代、市场以及社会品位等要素的高层次追求。     

鲁迅的翻译出版思想与实践

鲁迅是一位伟大的编辑出版家,他为我国的翻译出版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大量翻译出版实践的基础上,形成了鲁迅特有的翻译出版思想和工作原则.     

中国当代文学翻译出版:困与道

本文介绍了中国当代文学翻译出版的探索经历,分析了其面临的赞助人与市场化的内在矛盾、文学输出中的内部结构失衡、文学输出中的作者和译者因素影响等三重困境,提出了中国当代文学翻译出版三原则,包括赞助人适度原则、主体间性和谐原则、市场化导向原则.     

翻译出版与经典建构——《墨子》百年英译出版及其启示

自1858年《墨子》首次介绍到西方后,历经百年跨语际翻译出版,跻身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各国代表系列丛书》《企鹅经典》《牛津世界经典》等西方权威经典丛书之列。《墨子》在西方的经典化离不开西方出版机构的大力推介。非营利性大学出版社主要面向专业读者和研究人员,强调译本的学术性和权威性,使得《墨子》更容易进入教育场域,获得主流意识形态认可,成为学院化经典。商业出版机构则在图书设计、营销推广等市场化运作方面更具优势,而且十分看重译本的可读性,因而极大提升了《墨子》在普通读者群体中的影响力,使其经典地位得以赓续。考察《墨子》英译出版史,重点分析西方商业出版社市场化运作和大学出版社学术性出版在其经典建构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对当下中国文化国际传播中坚力量的出版界提升出版内容吸引力、国际竞争力、传播影响力具有启示意义。     

法国哲学社会出版社与新中国葡萄牙语图书的翻译与出版

上个世纪60年代,中国资助法国哲学社会出版社在巴黎翻译出版葡萄牙语图书,这是在国家并不富裕的情况下实施的对外文化资助工程的滥觞,也是新中国出版界与西方文化界的第一次全面合作,其经验、教训和由于中西方文化的不同所带来的合作摩擦,对于今天正在实施的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新中国17年图书馆学成人教育的历史回顾与思考

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1949—1966年)间图书馆学成人教育是新中国图书馆学教育的重要构成部分。文章将这一时期图书馆学成人教育划分为三个阶段,采用历史研究法对各个阶段图书馆学成人教育的相关政策、课程设置、师资队伍、教育管理、教学方法及成就等进行回顾和评论。认为新中国17年图书馆学成人教育发展为新中国培养一大批专业人才,新时期图书馆学成人教育要向继续教育和高层次教育转变。     

我国解放前的连续性出版物阅览工作

描绘了解放前图书馆内连续性出版物阅览机构及其名称、职能、阅览面积与设备、服务、阅览人数等情况,并简介了当时的连续性出版物外借状况。     

跨文化视角下的广告翻译研究

近年来,学界对广告翻译的研究并不缺乏,但大多学者还是坚持从翻译的技巧性切入,而将文化的差异性处理模糊化。本文认为,只有对广告语言的文化现象做进一步的分析,才能对广告进行更好的翻译。本文参考陈宏薇教授在《文化语言学》一书中提出的三个文化层次,即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心理文化,具体研究广告翻译体现的不同的文化层次,并提出适合的翻译方法．从而达到奈达提出的功能对等理论。     

试析当前“红色经典”影视剧的叙事策略

近年来,"红色经典"影视剧引发了新一轮的收视热,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本文由叙史与写诗的对立统一,叙事模式的继承与发展、叙事亮点的挖掘、叙事时间的转移、细节叙事的彰显五个方面入手,从当前"红色经典"影视剧的叙事策略揭示其成功的原因.     

民国时期古籍丛书出版研究

介绍民国时期古籍出版的背景及概况，并着重论述了当时古籍丛书出版的特点。     

新中国成立十七年期刊封面中的木刻版画探析——以1949年-1966年部分期刊为例

在新中国美术发展史上,版画的发展历程具有重要地位.文章通过对1949年-1966年十七年间出版的一些杂志封面的收集和整理分析,发现这些杂志封面装饰包含有众多艺术形式,其中木刻版画所占比例较大.新中国成立后,版画便捷性和广泛性的特点使其在期刊封面中的应用相当普遍,由此归纳出版画作品中所体现出的民族性特征、抒情性表达,以及对现代版画形式语言成果的彰显.     

三重视角下出版物鉴定的反思

为切实做好出版物鉴定工作,有必要从类型界分、行为性质、鉴定主体三重视角对出版物鉴定重新审视。发现出版物鉴定的类型界分存在漏洞,需要明确出版物鉴定的类型界分实质上是对出版物能否合理或合法存在的判断,可以考虑从“鉴定类型”到“鉴定方法”的模式转换;出版物鉴定的性质认识存有分歧,需要明确出版物鉴定的性质仍属于行政鉴定,可以考虑转变出版物鉴定意见的解读视角;出版物鉴定主体的公正性面临挑战,而出版物鉴定机构的非独立建构与公正性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可以考虑提升出版物鉴定委员会的专业化构造。     

南京国民政府与教师节的演变(1931—1949)

1931年,教师群体发起"六六教师节"运动,旨在引起政府与社会重视,改善待遇,初期并未得到政府关注。随着日本侵华的加剧,南京国民政府开始重视教师节,以求将教师群体纳入其抗日轨道。中央政府以支持"良师兴国运动"为契机,开始掌控教师节。1939年,南京国民政府正式将教师节移入孔诞,使其成为官方节日,通过教师节宣传抗战。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继续将教师节纳入政治规划,以宣讲三民主义为主,直到其统治在大陆的瓦解。在这一过程中,教师的责任被强调,待遇问题不再被提及。教师节的初始内涵被官方意志取代。     

商务印书馆地理学翻译出版中的著译编读交流：一种副文本的研究视角

运用“副文本”理论,考察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著中的副文本。从著者与译者、译者与编者、译者与读者、编者与读者四个方面,对翻译出版活动中著、译、编、读人员之间的交流进行分析并总结著者、译者、编者、读者在译著生产和传播中的利益关系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