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妈这个同志

正老安有天突然跟我说起他父亲晚年的一番相亲经历。那时,我们大家都在苦劝老安也去相一个老伴。老安摇摇头,说人心其实很小,只够装得下一个人。老安大我19岁,我俩忘年交。老安喜欢喝点酒,说喝了酒说话才有意识流。但我知道,老安以前是滴酒不沾的。老安退休那一年,也是他们夫妻异地生活整二十年。终于盼来要团聚的一刻,老安很兴奋,说俩人已经计划好,要     

黄儿

黄儿是舅奶奶家的一只母狗。我看到它时，它已很老了，没有记住它的年龄。它有点枯瘦如柴，肚子总是吸得扁扁的，脊梁的肋骨很突出；尾巴也不蓬松卷曲，总是有气无力地拖在身后，一点也不好看，像只可怜、孤独的老狼。我跟它开始有感情是在小妹生下之后，小妹拉屎后，只要母亲唤一声“黄儿，喔——”，它就迅速地跑来，把地上的屎舔得一干二     

丑角与我

在我孩提时代,父亲就总是对我说：“丑角这一行,跟你有缘份哪!”《打砂锅》、《打城隍》、     

口述历史 我的绝活

从小就帮父亲扎花灯我今年76岁,武义县桐琴镇东皋村人。扎花灯花轿的手艺是我从小跟父亲学的。我父亲程德贵,是农村花灯艺人,制灯制轿有一手。13岁开始,我就给父亲做帮手,动手学扎花灯。小时候我就喜爱画画,记性也好,花灯一看就会做。我从来没有正儿八经地拜师学艺,但通过不停的看、不停的摸索,二十来岁时,就掌握了学扎花灯的看家本领,能制作各种各样的传统花灯、龙灯、人物灯……做的灯总能让人耳目一新。演戏经历让我受益匪浅1954年,18岁的我就进了村里的业余剧团,开始"跑龙     

我的绝活

程明法,武义县桐琴镇东皋村人,浙江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花灯花轿》代表性传承人. 从小就帮父亲扎花灯 我今年76岁,武义县桐琴镇东皋村人.扎花灯花轿的手艺是我从小跟父亲学的.我父亲程德贵,是农村花灯艺人,制灯制轿有一手.13岁开始,我就给父亲做帮手,动手学扎花灯.小时候我就喜爱画画,记性也好,花灯一看就会做.我从来没有正儿八经地拜师学艺,但通过不停的看、不停的摸索,二十来岁时,就掌握了学扎花灯的看家本领,能制作各种各样的传统花灯、龙灯、人物灯……做的灯总能让人耳目一新.     

读我书

说的是一位笃信佛教的新文学爱好者,本来是跟我父亲通信的;父亲过世后,这笔遗产就归我继承,一年能收到他三四封信。父亲复信之快,恐怕没人比得上,七八封各色各样的信,只消两个来钟头;我是另一个极端,连写张收条也得打草稿。这一年的三四封信尤其难办,几乎封封一个样,说他     

我妈这个同志

老安有天突然跟我说起他父亲晚年的一番相亲经历。那时．我们大家都在苦劝老安也去相一个老伴。老安摇摇头,说人心其实很小,只够装得下一个人。老安大我19岁,我俩忘年交。老安喜欢喝点酒,说喝了酒说话才有意识流。但我知道,老安以前是滴酒不沾的。老安退休那一年,也是他们夫妻异地生活整二十年。终于盼来要团聚的一刻,老安很兴奋,说俩人已经计划好,要一起去国外旅游,第一站南非。老安拿来多帧大幅的植物根瘤照片,说媳妇一辈子都在北京研究这个。他得意地哀叹：我这辈子竞没斗过这些丑七八怪的东西……某天晚间,老安打来电话,声音颤抖疲惫——他夫人突发脑溢血,竞在京去世了。他俩临了没能团聚。     

我与侯宝林

1966年夏天．“文革”刚刚开始不久．我从自己所在的人民日报社走出来．刚出门口就遇见了侯宝林。他急匆匆地拉着我．走进旁边一条名叫霞公府的小胡同里，悄声地问我．我也低声地问他。他说，他的徒弟已经给他贴“大字报”了。才说了几句，就慌忙分开，生怕别人瞧见．     

拒绝婚纱

作为单身女子，我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了——前几年，同学、朋友呼啦啦一窝蜂地走进那座著名的“围城”，惹得母亲煞是艳羡，直埋怨我不给她加冕岳母的桂冠；今年更是不得了，朋友、同学又跟约好了似的，接二连三地跟妇产医院打上了交道。母亲和周围的女性长辈们就更加按捺不住了，职业和非职业的媒婆们差点没把我的耳膜“锻炼”成“永久牌”的蜂鸣器。     

我与袁派越剧艺术

我与越剧结缘,开始也是因为生活所迫。当时我觉得学戏能够自立,能够挣钱,过上好生活。不过,后来在社会历史变迁中,我跟越剧结下了一生的不解之缘。遵从父亲教导,从小自立1922年,我出生在浙江嵊县杜山村。我有一个很好的父亲,他是农村教师,是我非常尊敬的人。我六、七岁的时候他教导我要自立,跟我说"自立"就是不靠爹不靠娘,将来结婚了不靠丈夫,靠自己,靠自己要有文化,要有自立的本事,这就叫自立。但父亲反对我学戏,说自立不是去学戏,要去学戏就不认我这个女儿。后来我还是不顾父亲     

我与自行车

时间过得真快啊,一晃,我的这辆自行车已骑了22年。漆已经没有了光泽,镀层也不那么亮了。老伴不止一次劝我:“把它卖了换辆新的吧。”我可舍不得!22年来,它不声不响、不吃不喝,驮着我南来北往、风来雨去,几乎、跑遍了北京城。我在北京的拍照活动九成是依赖这辆老自行车。人心都是肉长的,怎能无情无义就把它扔了呢?有时遇到大雨,我精心保护的首先当然是相机,其次就是这辆车,最后才是我自己。有人送我“雅号”——“车奴”。我想,“车奴”就“车奴”!由于平日骑得经心,又注意养护,虽然它已失去     

父亲送我两本书

两年前，父亲帮我打好背包准备好携带物品后，郑重地将一本《新闻写作教程》和河南日报社出版的《硕果集》送给我。打开扉页，上面还写着“好男儿志在军营”七个字。紧张而又艰苦的新兵连生活结束后，我下到了老连队炮班当了一名炮手。而和我一块下到连队的新战友有的去学驾驶、汽修，有的调到了机关。说不出的失落感让我从此变得沉默起来，干什么事都无精打采。     

小红花给我的收获

写完通讯《第一印象》,我从采访包里翻出一朵小红花,纸扎的,锦纸带上写有“光荣”两个字。抚摸着小红花,我轻轻唤一声:“感谢你,感谢你!”没有小红花的激励,就不会有这次采访,也不会有这么大的收获。事情经过是这样的: 两天前,阜宁县扶贫工作队下乡,请我去采访报道一下。下午1点钟,我赶到县委大院,送行仪式已经开始。气氛还是蛮隆重的,县领导讲话提要求,     

军报指给我人生路

1985年春，我跟母亲一起到当乡武装部长的表哥家串门，受着“大人说话小孩儿听：’的世俗影响，我坐在沙发上听着大人们从东拉到西的闲聊。发闷之时，随手从茶几上拿起一份报纸──《解放军报》。那时我已上五年级，一般的书都能读了，便从头看了起来。本来，我这个“顽皮鬼”因首次到表哥家不敢轻举妄动，想借此来打发时间，不料这一看，却被报中的内容所吸引：“兵器常识”，“论文杂谈”，“部队新闻”等栏目丰富多采……当年我还没满12岁，正值幻想年龄，一种我也要去站岗放哨当一名解放军的愿望在心中萌生、我和军报的这初次相会，她就…     

我无命

我无命从前，有父子两人都是出了名的别字先生。有一回，儿子出外经商，走到半路，忽然下起了大雨，他没有伞，就写封信告诉他父亲说：“父亲大人，儿走到半路，天下大雨、别人有命（伞），我无命（伞）．有命（伞）带命（伞）来，无命（伞）带钱来买命（伞）。儿上。”父...     

项英女儿项苏云：我和我的父亲母亲

我与父亲的12天我平生与父亲相处,只有短短的12天时间。1931年,母亲在上海生我时,父亲已经到苏区去了。所以,我一出生,父亲并不在我身边。我两岁的时候,母亲看我能离身了,就也要去与父亲一起参加革命,于是她把我托给了陶行知在英租界办的孤儿院——上海劳工幼儿院。后来,国民党     

我的“第一读者”

每当我笔耕有了收获时,每当我的作品获奖时,每当我接到报刊电台寄来的大红荣誉证书时,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我家的那口子。在这里,我要说一声:我的第一读者,我的贤内助——谢谢你! 说起我家的那口子,真是让人恼来让人敬。记得我初学写稿时,也就是我们刚结婚的那一年。当时我突发“写稿狂”,一有空就去采访,不管工业、农业、商业,抓着题材就写,晚上经常写到深更半夜。但辛勤的耕耘,得不到应有的收获,稿子老是“放空炮”。妻子见此情景,便一个劲地反对我写稿,并故意激我:“不自量力,写稿像羊耕田一样,还想登报纸?”后来我就背着她写,结果还是没上路。几经碰     

我的父亲郑振铎

他说“我不是藏书家”从我记事那天起,最初的印象,总是把父亲和他的书联系在一起的。那时,抗日战争的烽火正在祖国大地上燃烧,上海已经沦陷。为了躲避日伪的搜捕,父亲改名换姓,独自“蛰居”在居尔典路的一座偏僻小楼上,和中共地下党保持秘密联系,坚持着神圣的抗日救亡事业。每逢节假日,母亲便悄悄地带着姐姐和我,去探望父亲。每次去,我的第一个感觉,便是父亲的那间斗室里又增加了不少书。除了几个小小的竹书架塞得满满之外,桌上、地下、乃至床上,到处堆满了古老的线装书。“父亲真是爱读书呀!”     

忆我的父亲王树声

<正>爸爸王树声离开我已经三十多年了。他走的时候还没过六十九岁生日,而我还不到十九岁。对父亲的思念深藏在我心中,是永远不愿任何人打搅的地方。我出生后,第一个名字是季迟,因排行老四,爸爸感觉来得太迟;后又改名未迟,意思是来得还不迟。我自小在八一幼儿园、八一小学寄宿。每周六下午回家,周日下午就要返校,至小学四年级才转学回到城里,因此和父亲相处的时间实是不多。但记忆中那些“小事”,有些有趣,有些让我不能忘怀,有些留给我的则是永远的震撼。     

我的故事:抱着唢呐打瞌睡

我出生在一个鞋匠家里。父亲是鞋匠,母亲也是鞋匠。父亲和母亲都是文盲,百分之百的文盲,比金子还纯粹。所以,我经常和母亲调侃:“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文盲都培养出了作家!”母亲听了咧着嘴笑,咯咯地笑出了声音。我很感谢这一对以苦为乐、知足长乐的中国鞋匠。我想,多亏父母是鞋匠,倘若父母是官员或者读书人,那么世上可能就会多出一个没流的政客或不入流的酷吏,顶多出个照本宣科的教书匠,而错过我成为作家的可能。冬天,一个戴着眼镜、蓄着剪发头的女人在我家门口拿出一本色彩斑斓的图画册问我:“这是什么颜色。”她笑得很慈祥,把手指向图画册上的一面红旗。我说:“红的。这是红的。”这样,我考上了小学。9岁那年,母亲承担起了给三条街道送牛奶的工作,不等天亮,我们姐弟几人推着哗啷哗啷的、装满奶瓶的车子走在雪地上,母亲拉着车子,一脚深一脚浅地穿行在老街老巷,我几乎就是从那个时候热爱上“老西安”的。我们送牛奶的那三条街,住着许多旧社会过来的妓女,她们有的已经“嫁汉”,她们的儿女有的就是我的同学。在一个天麻麻亮的冬夜里,我翘着脚跟把两瓶牛奶放在主人的窗台,窗内的景致倾刻使我惊呆了——屋里是敞亮的,里面挂满了红的灯、粉的灯,一个老妪坐在炕桌边跷着二郎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