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巢湖流域疫灾主要特征与官方应对

明清时期,巢湖流域疫灾高发时段集中在明嘉靖二到三年、万历十六到十八年、崇祯十三到十四年,清康熙四十七到四十八年、乾隆二十一年、五十一年和咸同之交;疫灾密集区域,以明代舒城、合肥和清代无为、庐江为多;疫灾危害比较严重。针对频发的疫灾,官方应疫行为主要包括增设地方医疗机构、设仓积谷、紧急救疫、灾后赈济和抚恤等方面。从各级政府救疫责任韧性以及地方官救疫行为来看,官方对社会公共卫生危机给予了较大的关注,并起到了一定的效果。     

灾疫与钱价——货币史视角下的清代灾疫救助

清代实行白银与铜钱并行的货币制度,灾疫的发生扰乱了灾疫地正常货币流通秩序,使银钱兑价短时发生巨大波动。兑价所呈"银贱钱贵"程度往往与灾疫烈度、范围成正相关。随灾疫烈度加深、范围扩大,灾疫地与提供救援省份的银钱兑价亦产生联动。在灾疫地,"银贱钱贵"与物价快速上涨相结合,对当地人民经济生活形成双重压力。救灾时以银为主的货币投放进一步加剧"银贱钱贵",不仅于灾民无所实惠,同时也削弱经济救助效果。由是,稳定的货币金融环境,强有力的政府调度,科学合理的货币供给减灾措施当是灾疫救助的重要保障。     

明代安徽自然灾害及灾荒救治

在明代277年中,江淮大地发生过水灾、旱灾、风灾、雹灾、雪灾、霜冻、雷击、蝗灾、震灾等各类灾害,灾害频率不仅高于全国同期,而且也比明代以前的安徽高得多。为应对各种自然灾害,明王朝采取了各种救灾措施,不论是消极的禳灾之举,还是积极的治灾之策,对纾缓灾情、救济灾民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这些灾荒救治举措对当今安徽防灾减灾事业不无启迪之处。     

唐代疫病流行与政府应对措施浅论

唐代是我国古代疫病的多发期,共发生31次.其特征是与自然灾害、军队和区域环境密切相关.频仍的疫灾导致人口大量死亡,引发人口的迁徙和流动,并严重影响到军队的战斗力.疫灾发生后,唐朝政府及时采取了宣传普及防疫治疫知识、遣医施药、处理尸体、发廪蠲赋等应对措施,以抗击疫灾,尽可能减少疫病所造成的损失.     

元代官方对患病者的救疗与优免措施

元代统治者在中央和地方设立官方医疗机构和收养机构,为贫病之民、病军和病囚提供专门的医疗救治或衣食住宿、基本生活用品、医药护理、养老送终等的综合救助,指派官员在疫区开仓赈粮、遣医送药,并对患病者在迁徙、酒禁、夜禁、刑罚等方面给予优待。这些措施体现了蒙古统治者对儒家仁政思想的认同,也符合蒙古统治者征战天下的政治需要。然而,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和平安定的政治局面才能确保患病者的切身利益和官方救疗措施的有效落实。     

清代疫病灾害时空分布情态分析——以《清史稿》记载为据

清代是一个疫病灾害频发的朝代.通过对<清史稿>相关资料的考察可以发现,清代疫灾的时空分布具有如下特征:康熙中后期和雍正朝是一个疫灾严重的时期,道光、咸丰、同治年间是又一个疫灾严重的时期;疫灾发生的月份主要集中在三至八月间,其中五、六、七三个月为高峰月;浙江、山东、湖北、河北、江苏五省是清代疫灾的高发省份.     

黄河三角洲历代疫灾及其影响——以地方志为中心

在历史上,黄河三角洲地区时常发生疫灾,尤以明清时期最为突出。其形成原因复杂多样,既包括水患、干旱、地震、蝗灾等自然因素,也与战乱、灾荒、经济状况、人口流动、卫生环境等社会因素密切相关,往往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促使疫灾发生。疫灾造成大量的人口减耗,影响了正常的社会生产生活,但在客观上也促进了近代卫生事业的进步,为现代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试论明代的荒政监察

荒政监察因关乎无数灾民的生命,在监察工作中尤为重要。明代在无论是报灾、勘灾、赈济等救灾环节,还是仓储、水利等备灾环节,政府都加强了监察,而且监察主体由多元趋向抚按一体,职任由单纯监察趋向监察与统领并重,监察官本身也成为被监察对象。总体而言,明代荒政监察取得了明显成效,然因后期政治腐败、吏风日下,监察官无法独善其身,故而荒政监察效果不佳。显然,澄清吏治、整顿吏风,是强化荒政监察、保证救灾顺利进行的重要保证。     

关于教育救灾若干问题的思考

1998年夏季发生在长江流域的特大洪水,给湖北教育事业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损失。水灾的发生有其自身的必然性和偶然性,但灾后最重要最紧迫的任务则是解决好灾后重建问题。笔者试图从学校建设方面浅谈教育救灾的一些想法。 一、关于教育救灾工作的指导思想 灾后尽快恢复教育教学秩序是全省教育战线面临的第一位紧迫任务。在抗洪抢险、救灾保学和灾     

近现代温州的疫灾与民间信仰

温州地区的民间信仰文化内涵丰富,且其信仰形态会因社会环境的影响发生变化。在疫灾爆发时期,温州民间信仰的形态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以近现代温州的疫灾与民间信仰的文献资料和民间疫灾信仰仪式的当代遗存作为对象,阐释民间神祇的塑造、驱疫功能的形成和重构,以及民间信仰中消灾除疫的仪式,可明确民间信仰在疫灾中的定位,探寻疫灾影响下民间信仰的发展变化规律。     

1912～1927年湖南疫灾流行原因研究

疫灾自古即有，地处江南地区的湖南是个疫灾多发地。由于疫灾的特点，使得人们对于疫灾总是恐怖或近乎绝望的记忆。一般疫灾的流行主要受自然疫源地、以及自然和社会等几方面因素的影响，就湖南地区而言，影响疫灾流行的原因主要是自然环境因素和社会因素。战乱、严重的自然灾害以及国民素质的整体低下成为影响湖南疫灾流行的主要原因。     

臧文仲的救灾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臧文仲是春秋时期鲁国政治家,在其从事内政和外交活动的过程中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救灾思想,如征召饥民,加固城防;贬食节用,节俭救灾;灾后抢种,弥补损失;赈济救灾;君王修德救灾;盟国相恤等。这些措施对当时的救灾活动是积极有效的,其救灾思想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观点

正中小学生灾疫伦理教育不可或缺张志斌、孙慕义、张悦、刘璟洁在《教学与管理》2013年第10期撰文指出,灾疫伦理教育不同于灾害教育。灾害教育是为达到防灾减灾的目的,以培养公民的灾害意识、防灾素养为核心的教育。灾疫伦理教育是以灾疫本身为素材、内容而展开的一项专门化的全民性伦理教育,涉及环境科学、生态学、生物学、伦理学、社会学等多门学科。对学生进行灾疫伦理教育是学     

论民国时期灾荒对民生的影响

民国时期,主要的水、旱、地震、潮、风、虫、疫等各种灾荒频繁发生,灾情严重。据统计,仅1912年到1937年的26年中,“灾害达77次,其中水灾24次,旱灾14次,地震10次,蝗灾9次,风灾6次,疫灾6次,雹灾4次,霜灾2次,歉饥2次,平均每年3次”。[1]灾荒造成了粮食的严重短缺,使灾民生活维艰。     

20世纪20年代末绥远灾荒教训分析

20世纪20年代末,绥远地区发生了严重的旱灾。政府和社会开展了不同程度的救济工作,灾民也采取了力所能及的自救措施,但是由于政局动荡等原因,救灾效果很不理想,饿殍遍地、人民流离失所。本次旱灾救济工作,在防灾方面的教训是能够抗御旱灾的水利设施严重废弃,面对旱灾,广大人民束手无策;同时由于政局动荡等原因,民间存储虚空,无力应对连续四年的大灾。在救灾方面的教训是政府忙于战争,无心也无力救灾;交通不善,严重地制约了救灾工作的开展,土匪横行既加重了灾荒的程度,也限制了救灾工作的顺利进行。     

清朝至民国时期益阳地区的瘟疫及其防治

益阳地区属湖南省疫灾多发之地,瘟疫以霍乱、天花、痢疾、血吸虫病等影响最大,疟疾、畜疫等次之。究其原因,除客观自然因素外,兼有诸多的社会因素。疫灾发生时,历代政府和民间都采取相应的防治措施,有一定成效。但由于时代的局限,收效不大。     

明代北京地区自然灾害研究

明代北京地区发生的自然灾害包括水灾、旱灾、雹灾、风灾、地震、蝗灾、瘟疫等，自然灾害种类多．发生频率高，分布地域广，密度大。频发的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公共工程、民众生活乃至生命以及社会治安、社会秩序造成严重破坏和危害。一定意义上说，明末频发而严重的自然灾害导致了明朝灭亡。明代北京地区自然灾害频发而严重，与北京地区所处地理位置及大气环流、地形及河流分布，当时北半球处于小冰期以及北京地区长期以来不合理开发、自然环境恶化均有一定关系。对北京地区的自然灾害，由明朝中央政府直接领导，设仓、治水、捕蝗以备灾，祈祷、修省以祛灾，蠲免、赈济以救灾，其措施完备、赈恤丰优均为外省、外府所不及。     

中国古代的疫病防治

一般来说,疫病往往是动乱和战争的产物,越是社会混乱时期,疾疫发病率越高,为害时间较长。相反,政治清明,社会安定,虽然疫病仍会发生,但只要有正确得当的救灾抗疫措施,疫病流行的频率就低,规模亦有限。东汉末年,大疫一场接一场。桓、灵、献三帝共七十年,比较大的疫病流行有十六次之多,其中好几次是全国性的大流行。曹植《说疫气》谈到建安二十二年的大疫时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面对疫病,我们的祖先没有被吓倒。上至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下至平民百姓,一同抗疫救灾。     

曾巩的救灾理念与实践

曾巩历任八州地方官,两度组织指挥救灾活动,一次是1069年任越州(今绍兴)通判时,救助旱灾;另一次是1075年任洪州(今南昌)知州时,救助瘟疫。他写过四篇救灾的文章。1068年河北大地震后作《救灾议》和《议仓》,稍后又作《瀛州兴造记》,记述河北李肃救地震经验。1079年作《越州赵公救灾记》,记赵救助绍兴大旱大疫的措施,曾巩的救灾理念和实践经验,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水灾与明清开封城市民生的变迁

明清时期,开封城水灾深重,人口数量及百姓营生、水产品种类、灾后生活、日常用水、赏游地点与内容选择等基层民生的诸多方面无不发生较大变迁.为救灾恤民,政府表现出了积极的应对态度,使备灾救灾实现了常态化,但由于缺少其他卓有成效的改善民生的行为,城内民生还是迈入了日渐艰窘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