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觅心灵的家园

每个人都有自己心灵的栖息地，它能给你一种安详、温暖的感觉。 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及赋《离骚》……他们之所以能完成如此巨著，不是因为他们虽“累”却心中有一种精神动力，在“累”中发奋，攀登高峰吗？大千世界，芸芸众生，每个人都会遇到或此或彼的挫折，然而如果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寄托，让自己的心灵在精神家园中透透气，[第一段]     

还原《春秋》《左传》谥号的原貌——评董常保《〈春秋〉〈左传〉谥号研究》

《（春秋）（左传）谥号研究》是研究《春秋》、《左传》谥号的一部力作。论著显著特色是遵循“尊尊”原则,以“礼”统领全书;详细统计并细致分析了《春秋》、《左传》的谥号情况,体现了严谨的治学精神;论著对学术界关于春秋赐谥礼制中的多有分歧的相关问题也做了深入的探析,最大程度上还原了《春秋》《左传》谥号的原貌。     

关于《史记》与《春秋》关系问题的几点思考

传统观点认为：《史记》继承了《春秋》“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之精神,司马迁是以孔子第二自居的,故《史记》是第二部《春秋》。这种观点的偏差在于：既没有考虑到春秋与西汉两个时代社会政治形势的巨大差异,也没有顾及到司马迁与孔子千差万别的个人经历。孔子对春秋“乱世”无能为力而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通过“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来达到“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之目的,其着眼点在来世;而司马谈发凡起例的《史记》之创作目的一为“宣汉”,二为整合学术,为西汉统治者“献治安策”,以适应西汉大一统的政治需要,其着眼点在当世。     

20世纪以来《左传》、《国语》成书、作者及性质的讨论

20世纪以来,学术界关于《左传》成书的讨论,一个最大的成果是否定了刘歆伪造说,而肯定其成书于战国时期,部分学者甚至认为成书于春秋末年。在研究方法上则体现出“走出疑古时代”的倾向,一些出土文献如马王堆帛书《春秋事语》等受到学者关注。关于《左传》的作者,学术界提出左丘明、子夏、吴起、鲁国左姓人等不同说法,但多数学者倾向认为是左丘明,同时又指出《左传》的编撰经历了一个过程,左氏后人和孔门后学可能都参与了编撰,这种研究方法明显体现出“释古”的特色。关于《左传》是否传《春秋》,学术界也进行了深入讨论,提出了“一次成书”说、“二次成书”说等不同观点。学术界关于《左传》的讨论往往和《国语》联系在一起,学者围绕《国语》与《左传》是否同为左丘明所作,《国语》成书时间在《左传》之前还是之后等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     

方寸雅居深情

【活动引入】 许多同学可能都读过刘禹锡的《陋室铭》吧。在读这篇古文时，你在被作者那种不慕名利、安贫乐道的情怀所感染的同时，一定还对作者的书斋名——“陋室”产生过浓厚的兴趣吧。书斋作为民居中的精神场所，一直是历代文人雅士们的最爱。他们大都讲究书斋的命名，或以言志，或以自勉，或以寄情，或以明愿。今天，我们不妨来开展一次以“方寸雅居寄深情”为主题的语文实践活动，共同走进一个充溢着书香的世界。[第一段]     

20世纪以来《左传》、《国语》成书、作者及性质的讨论

20世纪以来，学术界关于《左传》成书的讨论，一个最大的成果是否定了刘歆伪造说，而肯定其成书于战国时期，部分学者甚至认为成书于春秋末年。在研究方法上则体现出“走出疑古时代”的倾向，一些出土文献如马王堆帛书《春秋事语》等受到学者关注。关于《左传》的作者，学术界提出左丘明、子夏、吴起、鲁国左姓人等不同说法，但多数学者倾向认为是左丘明，同时又指出《左传》的编撰经历了一个过程，左氏后人和孔门后学可能都参与了编撰，这种研究方法明显体现出“释古”的特色。关于《左传》是否传《春秋》，学术界也进行了深入讨论，提出了“一次成书”说、“二次成书”说等不同观点。学术界关于《左传》的讨论往往和《国语》联系在一起，学者围绕《国语》与《左传》是否同为左丘明所作，《国语》成书时间在《左传》之前还是之后等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     

论《左传》与“《春秋》笔法”之关系

《左传》以“君子日”的形式提出了“《春秋》五例”,即“《春秋》笔法”的内涵,开了学者研究此理论的先河。在考察孔子“笔削”《春秋》及《左传》传《春秋》之后,便能全面地认识“《春秋》笔法”属辞比事的基本原则和价值判断系统,并能准确概括它的寓褒贬于一字之间的总体特征。     

为“孔子作《春秋传》说”再辨

笔者《春秋考论》一书提出“孔子所作《春秋》,非《春秋经》,而是《左传》蓝本,即左丘明编纂《左氏传》时所依据的“孔子史记”。有人却将笔者的观点称为“前人的陈词滥调”,并彻底否定孔子作《春秋》的论点,本文略作申辩。     

从三传看《春秋》不是孔子所修

今天我们所见到的《春秋》，历来以为是孔子所修，这一说法最早见于另一部儒家经典《孟子》[1]。司马迁祖述其说，在《史记》中亦表达了一样的看法。[2]孟子和司马迁说的“孔子成《春秋》”，“因史记作《春秋》”，实际上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修订、删订”《春秋》的意思。西汉以后，虽有今文、古文之争，但关于孔子“修《春秋》”的说法，没什么评议。到了唐代，几个学者开始怀疑“孔子修《春秋》”的传统看法。刘知几在《史通·惑经》中记载说： 观汲冢所记，皆与鲁史符同。至如周之东迁，其说稍备，隐、桓已上，难得而详，此之烦省，皆…     

《三国演义》的“春秋特征”及其成因

《三国演义》一书深受《春秋》的影响。具有比较明显的“春秋特征”。《三国演义》“拥刘反曹”的思想观念是“春秋大义”的体现;小说中一宇而寓褒贬的“春秋笔法”,对历史材料的“笔削”以及“简而有法”的叙事方式都明显地受到《春秋》的影响。罗贯中作《三国演义》与孔子作《春秋》有着相似的创造动机;《春秋》本身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另外,我国古代文学有文史不分的传统。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三国演义》“春秋特征”的形成。     

初语六册瑕疵拾零

①而且请你告诉他们,说他们所等待的已经要来。(艾青《黎明的通知》,第4页) “已经”表示事情完成或时间过去,“要”表示行为或情况在不久以后发生,二者在时态上是矛盾的。应将“已经要来”改为“即将到来”或“已经到来”。     

从《烛之武退秦师》看孔子的思想特点

《烛之武退秦师》选自《左传·僖公三十年》。一般认为,《左传》《公羊传》《谷梁传》都是为解说孔子的《春秋》而作,它们合称“春秋三传”。《左传》以记事为纲,以时间先后为序,详细地记述了春秋时期各国内政外交等大小事实。《春秋》和《左传》原本各自成书,到晋代杜预作《春秋经传集解》,始把两书合在一起。尽管《左传》在描写和评论中带有左丘明自己的褒贬和爱憎,但正如孔子在《论语·公冶长》中所说,“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也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两人在评判事理上有着相似的标准。因此,《左传》中对人物、事件的评判必然体现孔子儒家思想的特点,《烛之武退秦师》就是鲜明一例。     

《史记》纪年的“我”

在非对话的语境中使用第一人称代词“我”字记载历史,是中国史学传统的一种特殊笔法。《史记》和《春秋》都有不少这样的“我”字。对《史记》这类“我”字作穷尽性检查,并与《春秋》的“我”字比较,可以了解《史记》这类“我”字的特点以及与《春秋》的“我”字用法的分别。     

“四书”“五经”简释

“四书”“五经”是我国古代儒家经典,“四书”为《论语》《大学》《中庸》《孟子》, “五经”为《诗经》《尚书》《周礼》《易经》《春秋》。《论语》记载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语行事。内容有孔子谈话、答弟子问及弟子间相与     

阮籍五言诗诗题考辨

汉魏两晋之诗人作诗之时并不曾自拟诗题,其诗题均为后人“用诗”时所加,多数诗题盖至入选《文选》而定于一尊。阮籍八十二首五言《咏怀诗》最初也是没有诗题的,《陈留》是对阮诗的最早称谓。最初“咏怀”一题之于阮诗不过是指其中一类而已,后唐人作《晋书》以偏代全,遂成为阮诗的总题。《豪杰诗》并不是今本《咏怀诗》中的某一首或几首,属佚诗无疑。     

寻觅心灵的家园

每个人都有自己心灵的栖息地,它能给你一种安详、温暖的感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及赋《离骚》……他们之所以能完成如此巨著,不是因为他们虽“累”却心中有一     

孔子作《左传》“蓝本”的史实否定不了——再驳牛鸿恩之“驳议”

汉人一致称道：孔子《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这是考证孔子《春秋》的重要证据之一。所谓“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是指孔子《春秋》之中有“弑君”之事三十六起，“亡国”之事五十二起。牛鸿恩《“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考实》(载《聊城大学学报》2003年第5、6期)一文，根据他自己给出的主观“界定”，否定这一史实，并称笔者的“选题不具有学术价值”。牛先生不仅对笔者的研究成果表示不屑，而且从根本上否定孔子作《春秋》的历史功绩．实在“背于情理”。     

《春秋》的文化定位及其反思的历史叙述

《春秋》是孔子以鲁史为基础修订而成的,既是“史”也是“经”,寄寓着孔子的“正名”理想。《春秋》的“道名分”,一方面表现在严格区分诸侯的爵号上,另一方面表现在记载同一事物因名位不同而有用语上的差异上。而“道名分”的相关形式是“为尊者讳”,其主要表现是《春秋》对弑君与出奔的书法。此外,还有两条特例,一是讳昭公娶同姓,一是讳周王降低身份。孔子修《春秋》以寓褒贬,这种以“述”代“作”的立说方式,对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与学术行为产生了深远影响。     

《左传》先于《春秋》说始末考论

《左传》先于《春秋》说最早当出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黄洪宪所撰《春秋左传释附序》。黄洪宪称“左史”记事繁详、非有意释经、经传各自单行以及左丘明年世早于孔子，认为“左史在先，圣人之笔削在后”。1932年，张纯甫《是左十说》再次独立而明确地提出此说，认为《春秋》须待《左传》而明，《左传》为左丘明“少年之作”,孔门弟子后有补修，《春秋》为《左传》“提纲挈领”的“目录”,论证颇为系统详细。章太炎则提出“《经》《传》同作具修”说，认为孔子作《春秋》和左丘明作《左传》都同时兼得二人修撰。20世纪80年代后，关于这一问题的相关讨论仍在继续，有的学者不知黄洪宪、张纯甫诸人已着先鞭。     

关公崇拜与《春秋》大义

千余年来,关公形象一直与《左传》和《春秋》有密切关系。《三国志》记载历史上的名将关羽“好《左氏传》”,但是元代以后,在各种文艺作品及传说故事中关公却与《春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春秋》和《左传》是两部有联系却也有很大差异的儒家经典,《左传》侧重记载历史,《春秋》却侧重于阐发儒家的政治理念。元代以后的文人学者把关公和《春秋》联系在一起,主要也是为了借助关公崇拜传达儒家的“大一统”“讨贼”“君臣之义”等政治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