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的亭鬼、亭怪传说

亭鬼、亭怪传说是汉代诸多神秘现象之一。亭鬼、亭怪传说中的冤魂申冤、鬼怪杀人等内容虽然荒诞,但其中的某些情节不仅能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找到根源,而且也反映出当时社会文化和治安的一些特点。     

汉代督邮管窥

形成于西汉中叶的督邮监县制,当上承秦及汉初的"都吏循行"。督邮按部刺举,上至王侯、令长,下至乡亭有秩、豪强,无所不纠,而以监县长吏为要。此举标志着西汉已形成了郡县二级地方监察体制。初,督邮对郡守负责,与刺史无涉。但刺史在地方官化的过程中,逐渐左右了督邮。至东汉,郡县两级纵向垂直监察系统得以打通。两汉政治经济之大环境,督邮与郡守之关系,督邮自身之素质,是影响督邮监察效果的三个基本因素。     

悬泉汉简所见汉代文书传递机构研究

汉代文书传递机构主要有邮、驿、置等,邮在秦至汉初为传递紧急事务文书,西汉中后期为驿所取代,西汉末年至东汉则为“置”的附属机构,主要传递普通文书。“骑置”为驿服务并不承担传递文书的任务,驿取代邮传递紧急事务文书。     

汉代的亭鬼、亭怪传说

亭鬼、亭怪传说是汉代诸多神秘现象之一.亭鬼、亭怪传说中的冤魂申冤、鬼怪杀人等内容虽然荒诞,但其中的某些情节不仅能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找到根源,而且也反映出当时社会文化和治安的一些特点.     

语言符号演变的社会文化根源——谈汉语"驿""邮"和蒙古语借词"站"的嬗变

通过蒙古语借词“站”逐步代替汉语里固有的“驿”的曲折过程,探讨词语借用的一般规律;通过“驿”、“站”、“邮”的词义变化,探讨词义演变的一般规律。通过这些变化,最终揭示语言符号演变的社会文化根源。     

诗话唐宋时期漳州驿铺亭

唐宋时期漳州有十余所驿、铺、亭,为漳州的繁荣带来了种种方便。但幸存于今只有木锦铺,由此可窥历史之沧桑。     

汉敦煌郡境内置、骑置、驿等位置考

本文依据敦煌悬泉汉简等史料并经实地考察,对于汉代敦煌郡境内的邮驿系统及其所设置、骑置、驿和若干亭的位置和所存遗址,进行了细致的调查研究。     

汉代酒泉郡驿置道里新考

据悬泉里程简Ⅱ90DXT0214①:130A,汉代酒泉郡自东而西设有表是、玉门、池头(沙头)、乾齐等十一处驿置,从酒泉郡表是到敦煌郡渊泉的道路里程为694汉里(约合289公里),每个站点平均相距28.9公里(69.4汉里)。表是为酒泉郡自东向西的第一处驿置。西汉乐涫县治当在肃南明花乡明海城遗址,绥弥县治当在下河清乡皇城故城。据里程判断,绥弥到禄福之间还应设有一处驿置。禄福与玉门之间有天等三处驿置,天居中,其余两处驿置一东一西,位于东西大道之上。天当治骟马西古城。汉玉门县当在今赤金绿洲之内低窝铺以东、赤金镇西北一带,沙头县在今玉门镇中渠村一带,或即中渠村古城。乾齐是酒泉郡最西一处驿置,位于沙头之西,现存"渊泉县故城"或即汉乾齐县城。渊泉为西汉敦煌郡属县,其故城不在三道沟镇,当从他处寻之。     

汉代文学与汉代服饰文化

汉代服饰在继承秦代的基础上又有自己的发展完善,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汉代服饰文化,汉代文学以其多样的形式、丰富的内容和生动的文字展示了庄重华美的汉代服饰,表现出服饰与审美、伦理及自然的种种关系,从而深刻地反映出汉代服饰文化的审美思想与深厚内涵。     

汉代文学精神与汉代文学的风格特征

结合汉代文学浓厚的人文精神及浪漫与理性精神，总结汉代文学的风格特征，可归之为：质实古朴，雄浑闳丽。它与先秦既尚文又张扬的多元风格不同，与建安慷慨使气的风格不同，也与江左六朝巧妆绘饰的柔弱文风不同。楚骚精神在汉代文化环境中必然发生变异，“楚汉浪漫精神”不能涵董概括汉代文学的风格特征。     

论汉代限制“官营二业”与提倡“厚俸养廉”的思想

在封建社会，官吏利用手中的权力兼营他业，牟取暴利，集官僚，地主和商人于一身，是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官营二业”，不仅影响了封建官府的行政效率，而且加速了官僚队伍的腐化，加剧了土地兼并的步伐，严重影响了封建社会的长治久安，对于封建社会这一痼疾的危害，早在汉代有远见的思想家就已经有了深刻的认识，明确提出了“禁民二业”，特别是限制“官营二业”的思想和主张，他们还认识到，汉代官吏俸禄过低，是造成“禁官二业”难以实施的重要因素，提出了“寡官重禄”和“厚俸养廉”的主张，力图从制度入手，解决封建社会的官吏腐败和土地兼并问题。     

从东汉士人的遗令和敕子书看东汉士风

从东汉士人的遗令和救子书入手对东汉士风进行了一个角度的分析和透视。东汉士人在遗令和救子书中大都以明哲保身的生存原则告诫后人，这里面有社会现实的原因，更多的则是体现了东汉士人与皇权的疏离，以及开始对家族利益的关注，这是士族在东汉形成的一个基础和表现。另外他们也不是一味消极，对薄葬的身体力行，体现出士人对扰乱朝纲的外戚和宦官的隐性批判和不予合作，这又让我们看到了东汉士人儒家风范的一面。二者看似矛盾，实际上一隐一显构成了东汉士人的人生价值取向和人生态度。     

西汉金文中的咸阳

秦都咸阳自汉高祖元年改称新城后,原名已不存在。在宁夏固原、陕西神木曾出土咸阳鼎,澳门珍秦斋藏有咸阳方壶,均系西汉器,其咸阳乃云中郡县名,在今呼和浩特市西南30公里的托克托县一带。     

清代归化城土默特地区的汉族移民与“犋牛”村名的产生

清代，归化城土默特地区迁徙来了不少山西汉族农民。他们开荒种地，重建家园，在村庄的命名上沿用了晋北汉族习俗，“犋牛”村名的产生即为例证。结合清代文献及山西方志来分析，“犋牛”的含义应是指开垦土地的数量。     

汉士族与慕容氏政权

慕容氏政权前期 ,汉士族发挥着特殊、重大的作用 ,成为重要的权力阶层 ,分掌政务 ,使慕容氏政权呈现出强烈的汉化倾向 ,被认为是五胡十六国时少数部族汉化的代表。但是 ,纵观慕容氏政权始末 ,就会发现其根深蒂固的民族性 ,使前后期的政权结构发生巨大变化     

今用历谱与《史记》汉初历日不合例证举隅

我们考察汉初120年《史记》中历日的记载，发现有37处与《二十史朔闰表》、《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等今用历谱不合，本文以时为序将其列出。汉初120年也是司马迁去世前的120年．涵盖了他的一生和生前约六十年．《史记》的纪年理应可靠。文中揭发出的矛盾应当得到历史、历法界的解释。     

清末新军的革命化及原因

清朝末年，为自救国强清政府编练了新军。这支军队的编练，来源及所受到的影响带有明显的革命化倾向，以至武昌新军起义后，全国新军大都站在了清朝的对立面，对结束清朝统治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以往学术界在论述辛亥革命的时修往往只强调了资产阶段革命党人运动新军，才有武昌起义，辛亥革命，笔者以为，武昌新军乃至全国新军举行反清起义关键在新军本身，即这支军队从编练从编练之始就逐步具有革命化倾向，可以说是辛亥首义的内因。     

清朝学田的经营管理

清朝建国延续了汉族地主阶级设学田以赡学的制度，并对学田方方面面的管理都有详细的规则。学校通常设有专门机构或委派专人管理学田，一般有三种方式，一是由学官管理，二是由乡绅地主管理，三是由学校生员管理。学田的经营方式都采用租佃制，学校或直接经营租佃学田，或委托他人和其他组织对学田进行具体的经营管理，经管人须将全年学田租银收入、开支等项详细造册登记。其收支管理的严格性、独立性，使其基本不受国家财政盈亏的影响，各学钱粮收入做到了专项、专收、专管、专用，保证了学校日常费用的支出，有效地解决了清王朝的教育经费问题。     

从《释名》声训看汉代人的思维特征及其文化背景

语言中的词汇是人类认识史的活化石，特别是词汇中的名物词更是打上了人们思维的烙印。东汉刘熙《释名》一书，旨在探求事物得名之由，其立足点是人们思维感觉的相通性之上的。反过来，亦可通过他的声训窥探汉代人的思维特征及其化背景，印证汉语的人性。     

论隋朝修史

终隋一代虽未修出一部辉煌的史学巨,也没有造就一批有影响的史学家,但隋朝史学决不是一片空白。史学家魏澹、王劭、牛弘等对纂修前代史和当代史做了大量工作。唐贞观年间历时八载修成的前五代史多得益于隋修诸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