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并未一概反对“作法”

鲁迅的《答北斗杂志问》讲了八条创作经验,其中的第七条说:“不相信‘小说作法’之类的话”。这个意思,鲁迅在其它文章中也谈到过,例如:在《两地书·序言》中说:“我们都未曾研究过‘尺牍精华’或‘书信作法’,只是信笔写来,大背文律,活该进‘文章病院’的居多”;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说:“所以‘小说作法’之类,一部都没有看过”;在《不应该那么写》中说:“现在市场上陈列着的‘小说作法’,‘小说法程’之类,就是专掏这类青年腰包的”……鲁迅的意思是明白的,如要创作,第一须观察,第二是要看别人的作品,至于“现在市场上”的什么“作法”或“法程”之类的书籍则不要去相信。那么,能否由此而引出这样一个结论:因为鲁迅告诫过“不相信‘小谈作法’之类”,所以凡是“作法”一类的书籍都是不可信的?我以为不能。首先,鲁迅并未一概否定过“作法”一类的书籍。1932年4月,也就是在写了《答北斗杂志问》后的四个月,鲁迅又写过一篇《做古文和做好人的秘诀》,其中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     

鲁迅是“民族派”,还是“西洋派”?——兼论鲁迅和乡土文学并和山口守先生商榷

曾在南京《钟山》文学双月刊一九八五年第二期上,读到日本山口守先生的《刘绍棠与鲁迅》一文,其中有“把刘绍棠说成‘民族派’的旗手,把王蒙说成‘西洋派’的先驱者,那是并不奇怪的”等语。刘绍棠和王蒙都可算是熟人,抱歉的是我对他们二位的大作素无研究,因此不能置一词。不过由此我却想到了鲁迅。如果中国现、当代作家确可如此分类,那     

推敲鲁迅笔下的“记念”与“纪念”

鲁迅《记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记念》用“记念”一词，长期以来，不少人感到疑惑不解。我在校内许多次讲授这两篇佳作，常有一些学生向我提出疑问：“为什么鲁迅用‘记念’不用‘纪念’?”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我在校外作鲁迅作品教学辅导讲座，有位前来听讲的中学语文教师对我轻声说：“鲁迅将     

《雪》的情思寄托在“雨”上吗?

周锡贤同志认为:“鲁迅先生的《雪》是见雪生情,借雪抒情,而情思寄托在‘雨’上”。我以为这一结论是背离鲁迅先生原意较远的。周文在分析《雪》写作的历史背景时说:“一九二五年一月,在‘暖国’——以广州为中心的粤闽地区,革命形势是好的,工农革命运动方兴未艾。”而“身处黑暗严酷的北京的鲁迅,……深感孤军奋战的寂爽,对‘暖国’的向往是很自然的。”在文章倒数第三节里,他又指出:“一年半以后(一九二六年八月),鲁迅还是(着重点本文作者加,下同)离开北京,去了‘暖国’的厦门,不能不说他还是抱着希望去的。”根据这句话并顾及整节可以看出,     

鲁迅作品教学三题

话说“Ade”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有两个奇特的句子:“Ade,我的蟋蟀们!Ade,我的复盆子们和木莲们!……”中西合璧,引人注目。中学语文课本注道“Ade,德语,意思是‘别了’或者‘再见’。”这比《鲁迅全集》仅注个“德语再见的意思”是前进一步了,但是还不能完全解决问题。人们还是要问:鲁迅先生为什么不直接了当写个“再见”,而非要用上一个德语     

成语应用辨误(二十一)

正"犯而不校"的"校""犯而不校"语出自《论语·泰伯》:"曾子曰:‘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矣。’"意思是别人触犯了自己也不计较。例如鲁迅《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犯而不校’是恕道,‘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是直道。"茅盾《清明前后》:"我对于两种人,向来是犯而不校的:     

“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治”——试谈鲁迅小说人物的悲剧命运

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这篇文章中曾说:“……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后来在《习惯与改革》这篇文章中还说过:“倘不看清,就无从改革。仅大叫未来的光明,其实是欺骗怠慢的自己和怠慢的听众的。”这一从现实出发,改造人生的宗旨,贯穿鲁迅小说创作的始终,决定了他的小说的鲜明的倾向性和战斗性。     

小说的真实是艺术的真实

王大勇同学问:“《故乡》一课中的‘我’的思想感情就是鲁迅当时的思想感情,鲁迅也有过回乡搬家的经历。那么,《故乡》中的‘我’是不是作者本人呢?”《故乡》中的“我”是一个具有民主进步思想倾向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形象。“我”出身于没落的封建家庭,“我”目睹了昔日美丽可爱的故乡如今变得破败荒凉,天真活泼的闰土变得迟钝麻木。“我”同情劳动人民,憎恨旧社会,追求新生活。当时的鲁迅目睹了辛亥革命的失败后,     

对鲁迅歌谣体诗的一点浅见——与陈子典同志的商榷

《加兴师专学报》一九八一年第一期上刊登的陈子典同志的大作《采用·变革·创新》,较为了详细地介绍了鲁迅先生生前对民间歌谣的采取和发展的情况,作为对鲁迅创作活动的研究,作者选择论题的角度,无疑有它独到和新颖的地方.但其中也存在着不少可商榷之处.本文试图从对鲁迅先生《我的失恋》和《公民科歌》两诗的分析和解释上提出一点浅见.鲁迅的《我的失恋》作于一九二四年.对这首诗的创作动机,鲁迅作过这样的解释:三段‘打油诗’题作《我的失恋》,“是看见当时‘阿呀呵唷,我要死了’之类的失恋诗盛     

忧愤其骨 赤子其心——谈鲁迅的诗歌

我在《论鲁迅的抒情散文》一文中说:“本质上富有极高的抒情诗人气质的鲁迅,时代使他成了喜剧家,他以讽刺幽默的笑声,来‘撕破人生无价值的东西’,而讽刺,在鲁迅看来,正是‘喜剧变简的一支流’。”然而鲁迅还是写了诗,正如郭沫若说:“偶有所作,每臻绝唱。”(《鲁迅诗稿·序》)他的各体诗歌共61题,     

“鲁迅”为什么又变成了“少爷”？

女孩说：“《三味书屋》里说鲁迅小时候常行走于当铺和药铺之间，这说明他小时候家里很穷。可是，在《少年闰土》中他为什么又变成了‘少爷’呢？‘少爷’表示家里很有钱呀!”     

从两个教学片断看教学环节的有效过渡

一、从两个教学片断说起 一位老师在教授《雅舍》一课时,设置了这样两个教学片断：导入新课环节：学生观看一则关于购房的视频,然后教师解读片中情节,并以“在极度浮躁、充满物质诱惑的现代社会,买房是热点也是难题。而‘房子’和‘家’可以划等号吗”之间导入新课。     

“生”之过与“熟”之功

记得笔者初出道那段时间,曾因醉心于卡拉OK,竟把《社戏》中的‘迅哥儿’说成是鲁迅先生,把《我的叔叔于勒》中的主人公说成是于勒;‘羽扇纶巾’中的‘纶’字念成一(?)(纶),后经同行点醒,惭愧之至。晚上垫高枕头,‘三省吾身’。啊!这是对教材钻研不深,‘生’之过也。     

释“悳”

鲁迅先生在他的《名人和名言》中曾写了如下的一段话:还有江亢虎博士,……谈到小学,说“‘德’之古字为‘惠’,从‘直’从‘心’,‘直,即直梵之意”,却真不知道悖到那里去了,他竟连那上半并不是曲直的直字这一点都不明白。这种解释,却须听太炎先生了。(鲁迅:《名人和名言》)一九七二年底,我的一位朋友给鲁迅先生的这段话作注,要我帮他解决一下有关“惪”字的形义问题。他既问道于盲,我则义不容辞。曾先后给他写了两种解释。第一种解释是:“直”字的本义是“正见”,它的引申义才是“正曲为直(不弯曲)”。“惪”字的上半本是“正见”的直,并不是“曲直”的直。因此,不能说“惪”字的上半就是“曲直”的直字。     

《文学和出汗》注释二辩

1993年第2期《语文知识》载荆贵生同志《“败则为寇”,还是“败则为贼”?》一文,对鲁迅先生《文学和出汗》中“抢得天下的便是王,抢不到天下的便是贼”中注释提出新的看法,结论指出:“对本国的造反者称为贼,对外国的入侵者称为寇,这是‘贼’和‘寇’的本质区别,因此不能以‘寇’代‘贼’。”查成语词典,“却不见有‘成则为     

从必读书到必背书

1925年2月21日的《京报副刊》上,有一篇鲁迅先生对“青年必读书”征求意见的答复。其中有这样两句话:“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     

善待学生的“挑刺”

学生爱“挑刺”,因着他们的灵光闪现,我也乐在其中。学习巴金的《繁星》(苏教版七年级上册)时,有学生质疑文章第一节第二句好像是病句:“……我最爱看天上密密麻麻的繁星”,“密密麻麻”与“繁”应该属用词重复。是否可以改为“……我最爱看天上闪烁的繁星”?我赞叹并鼓励。学习鲁迅的名篇《社戏》时,不少学生问:“‘……还有几点火,料想便是戏台,但或者也许是渔火’这一句中的‘或者’‘也许’是否也是用词重复?”我微笑着说:“有理由吗?”孩子们来劲了:“《现代汉语词典》上对‘或者’有两种解释,其中一种就是‘或许’,而‘或许’就是‘也…     

鲁迅笔下的“闰土”原型及其子孙

《少年闰土》节选自鲁迅小说《故乡》,凡读过这篇课文（人教版六年级上册）的人,一定对那位在西瓜地里拿着钢叉刺猹的少年英雄留有深刻印象吧。“‘闰土’虽是一个典型人物,但所取材,不少来自一个真实的‘闰土’。”（周作人《鲁迅与“闰土”》）这个真实的“闰土”就是鲁迅少年时代的好友章闰水。     

鲁迅杂文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华盖集》及其“续编”漫议

鲁迅杂文的诞生和被作为研究对象的历史,已经半个多世纪了,然而,要为它下一个准确的、众所公认的定义,还是相当困难的。鲁迅在《且介亭杂文·序言》里说过:“其实‘杂文’也不是现在的新货色,是‘古已有之’的,凡有文章,倘若分类,都有类可归,如果编年,那就只按作成的年月,不管文体,各种都夹在一处,于是成了‘杂’。”《而已集》以后的杂文集于,鲁迅大体上都是这样编辑的。在写完上引一段话的第二天,鲁迅又说:“我从在     

论胡风的启蒙主义文艺思想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曾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1933年)一文中说: “自然,做起小说来,总不免自己有些主见的.例如‘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