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坡剧看元代文人的矛盾心态

东坡剧是元代文人困厄剧的典范之作,主要以苏轼贬黄州为题材,体现了元代文人普遍存在的"入世"与"归隐"之间的一种矛盾心态,具体表现为怀才不遇的悲愤之情、官复原职后的默认失德、积极入世的思想和消极避世的心态。     

元代前期神仙道化剧的愤世精神

在宗教外衣掩盖下的元代神仙道化剧饱含着文人强烈的愤世情感。文章依据历史文化背景,剖析剧中人物的精神内蕴,揭示了神仙道化剧基于批判现实的悲剧性本质。     

密州东坡文化与超然思想

密州东坡文化源起于苏轼知密州,是苏轼与诸多北宋文人共同创造了密州东坡文化。由于苏轼巨大的文化影响力及后人的不断传承,密州东坡文化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由一个历史人物的个人行迹变成了一种集体记忆。在历经九百余载的发展过程中,密州东坡文化的传播途径和象征符号曾发生了诸多变化,而文化的本体则相对固定。密州东坡文化的内涵非常丰富,其核心是超然思想。     

文本与空间的交互——韩国“海东江西诗派”对苏轼《赤壁赋》的接受与演绎

高丽中期苏轼诗文集传入朝鲜半岛，收录于《东坡集》中的《赤壁赋》开始进入韩国古代文人的视野。朝鲜朝前期以朴誾、李荇、南衮为代表的“海东江西诗派”在习拟苏文之余，更是兴起了赏读《赤壁赋》、在七月既望之时复演东坡月夜泛舟的活动。在“崇苏”风气的驱使下，《赤壁赋》引发了文人遍学东坡、吟咏赤壁的文学效应。他们或化赋入诗，以骚体赋、书记题跋为《赤壁赋》的变体形式，或改写《赤壁赋》原句，在意象、语言、表现技巧等方面创作出赤壁体文学。“海东江西诗派”对苏轼赤壁泛舟的再演，将历史和文本中的赤壁空间移位至现实生活，在苏轼以及“海东江西诗派”的影响下，《赤壁赋》渗透进朝鲜半岛的文学空间。     

苏轼葬郏县上瑞里原因臆探

从苏轼生命流程与东坡化现象的视角切入,揭示了东坡“贪恋圣世”,“得共中原”,视葬地“类蜀之峨眉山”而“喜其风土”,向往“皇天后土”,“还千古英灵之气”等深蕴的化内涵,从而认定东坡嘱葬嵩阳小峨眉乃历史的必然。     

福柯话语理论的建构及其对人文科学的影响

福柯话语理论的建构主要由知识图式论、考古学及系谱学三个方面组成,通过揭示话语意义链中额外的"溢出意义"来打破话语秩序的不证自明性,并将这种自明性结构称为知识图式,考古学通过对不同知识图式间的考察确立了话语对历史的建构作用,叙事话语构成的"新型历史"预示着系谱学的开端与人本主体的消亡。由此,话语理论促使了人文科学认识论的话语转向,其表现在历史的断裂、科学取代了人以及话语权力成为社会主体,而寻求可能性抵抗策略的思路仍然孕育在人的感性之中。     

读苏东坡的四部传记

《东坡先生墓志铭》是苏轼之弟苏辙的亲笔墓志,苏辙用平实的语言,真实再现了苏轼的一生。元代脱脱《宋史.苏轼传》是在墓志铭、笔记史料的基础上加以润色而成的,中间穿插有不同时期苏轼上表的疏、议,内容详实,前后连贯。林语堂本《苏东坡传》和王水照、崔铭本《苏轼传智者在苦难中的超越》都是可查可考、资料详实、内容丰富的人物传记。     

《废都》话语分析

《废都》的文本话语与两性话语、道德话语、文学审美话语、政治话语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背离与冲突。以男权为中心的文人士大夫自恋心态导致对女性话语权力的践踏,对两性关系的主观病态扭曲;同时,作家艺术真实尺度把握不当,是对文学审美话语的挑战;“废都人”自私自利、见利忘义、虚伪做作的言行举止和两性关系的扭曲、变态,是对中国传统优质道德话语的颠覆;作品中以宣泄基调反映出来的社会各阶层间差距加大、利益分配不公等问题,是对主流政治话语的讽刺;作家历史理性的深度匮乏使《废都》难以承担指引读者对真、善、美的追求这一使命：作家艺术技巧的牵强降低了作品的艺术价值;作家“审丑”尺度不当,忘记了对丑的批判。     

论中西文人话语的境遇

中国文人的生存境遇使其话语无力产生世俗影响而与西方文人话语的开放性、公众性、世俗性相悖，西方文人因其社会政治文化因素和语言本体因素所建构的广场话语中心与中国文人话语徘徊在政治日常语境边缘的境遇大相径庭。     

论袁桷小品文的东坡风味

袁桷是元代中期诗文兼擅的作家,他的篇幅短小、形式多样、活泼别致的小品文颇具东坡遗韵。其作文取法苏轼具体表现在景物描写的诗情与理趣、人物描写的情真与细腻、艺术技巧的学习与借鉴等三个方面。袁桷小品文中东坡风味或可看作是"苏学盛于北"的延伸与发展。     

论元代戏曲的尊体现象

戏曲在元代至为繁荣兴盛。元代文人对于戏曲的推尊,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戏曲创作者和表演者极大关注和褒扬;二是肯定戏曲的社会政治和道德教化的功能,促进戏曲向传统文化贴近,以提升戏曲的社会地位。     

从元杂剧的平民意识看元代戏剧美学的平民主义倾向

元杂剧以鲜明的平民意识成为元一代文学的代表。元代戏剧美学则以其平民主义倾向成为中国戏剧美学史上的第一个高潮。从元杂剧作家、观众和作品内容三方面可以探析元杂剧的平民意识与元代戏剧美学平民主义倾向之间的源流关系。     

论清代剧坛的雅俗之辨——以尤侗、李渔戏曲的不同毁誉为例

尤侗、李渔都是清初剧坛的重要人物，他们交游频繁，且以“同调嘉宾”相称，但清代文人多对二者的戏曲褒贬不一。这些不同的评价不仅缘于李渔、尤侗戏曲的个体差异和评论者的独特趣味，更多的应归因于清代剧坛崇雅黜俗的审美观念。这一雅俗之辨有其独特内涵，既是清代高压政治文化背景下的产物，同时也是明清戏曲文人化进程中的必然，给清代戏曲发展带来了重要的影响。     

元末明初松江文学综论

元末明初的松江文学是一种以地域为界而又极具文化个性的文学现象。此地的文人群体是由松江本籍文人和流寓至松江的外籍文人构成,他们在创作上体现出较为一致的特征：诗人感情的率直真实;诗学取向上的崇尚盛唐,内容上多为吟咏山水、写照社会、宴饮唱和。其发展与社会背景有着紧密联系,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而元明之际的松江文学对明代文学亦有着重要影响。     

从元杂剧反面女性形象看元代文人心态

元杂剧尤其是家庭剧、公案剧和婚恋剧中活跃着一类性行淫荡、贪婪、泼辣、凶狠的反面女性形象。她们在名字、身份性行、社会关系上都具有模式化的特点,具有一定的文化符号的意义,是演绎元代文人在特殊历史时期难以言喻的创作心态的符号之一。     

论元杂剧中佛教世俗化现象及原因

元杂剧中多有涉及佛教因素的剧作,其佛教世俗化的倾向是一个不可忽略的现象。在元杂剧中佛教僧众多呈现出世俗化面貌,世俗场景大量侵入佛教圣地,佛教成为满足俗人俗愿的精神寄托,这与元杂剧自身是一种世俗化的俗文学和元代佛教自觉向世俗化转变息息相关。中国古代文学俗化的发展历程与中国佛教的世俗化线路惊奇的一致,说明元杂剧中佛教的世俗化具有历史必然性。     

试论元人的曲本位观念

元曲包括散曲和杂剧两部分，散曲不仅是古代从乐府到词这一音乐文学传播的继承和发展，作为戏剧的杂剧艺术，由于其曲牌联套的形式，也和音乐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而在元人的观念中，对曲的重视更多于对关目故事，戏剧冲突的注意，可以说，元杂剧是成熟的戏剧，但元人普遍的观念中，杂剧创作还在辞章之列，元曲艺术是以曲为本位的。     

论元人山水散曲与元代山水画的异曲同工之妙

中国古代文人崇尚山水之风由来已久,于元代尤为炽烈,并集中表现在描写山水景致的散曲作品和大量山水画作中。由于元代文人生活极为苦闷,对现实充满了无奈与恐惧,使得他们把目光和感情转移到大自然之中,寄情山水,挥毫泼墨。共同的社会感受使个体情感具有了趋同性。相同的时代精神．趋同一致的文人心态,加之“诗画一体”——文学艺术本身的共通性,造就了元代山水散曲与山水画在思想和艺术上的异曲同工之妙。     

元杂剧“两汉戏”兴盛原因考

元代＂两汉＂题材剧作大量涌现,其繁盛与元代社会政治、文化环境及文人心态密不可分,与汉、元两代迥异的社会背景紧密相连,表达了文士乃至寻常百姓对现实的不满和社会公正的渴望。     

元代文人与元杂剧兴盛相互关系论争综述

作为元代“一代之学”光辉代表的元杂剧何以在金元之交迅速崛起并在很短时间内进入繁盛时期，始终是20世纪学术史上的焦点问题之一，在研究较多地注意元代经济，政治和民族政策等外部原因对元杂剧兴盛所产生的影响之同时，逐渐把讨论的重点转移到元代人与元杂剧兴盛的相互关系上来，并在长期的论争过程中形成一些共识，愈来愈明晰地体认到由沉沦市井间的书会才人组成的作家群体及由这些群体和杂剧艺人结成的巩固同盟，才是元杂剧走向兴盛的决定性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