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上海马路商界联合会的组织生态

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马路商界联合会是一个以商业街区内的中下层商人为基本会员的街邻性商人团体.在团体内部关系上,体现了会员入会的自愿性、权力的平等性,最大限度地动员了商人参与团体活动的热情.在生存形态上体现出集不同行业、不同籍贯的商人于一体的块状性.同一马路、街道上的商联会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组织,它的兴起与中华文化中重视以邻为伴、与邻相恤的传统一脉相承.在外部关系上,与业缘性的同业公会、乡缘性的同乡会等形成"合纵连横"的互补关系,增强了商人的整体力量.因此,在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历史舞台上,马路商界联合会能够成为与上海总商会相媲肩的商人团体.     

1923年上海商界的反贿选运动——以上海马路商界联合会为分析中心

曹锟贿选是武人政治与金钱政治结合的产物,招致全国各界的普遍反对。以上海马路商界联合会为中心的上海商界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贿选运动,他们纷纷集会、通电,否认北京政府,主张国民自治,呼吁罢税惩凶,并推动上海总商会出面组织民治委员会。上海总商会将民治委员会严格控制在大商人层面上,导致了民治即商治的局限性,增加了上海商界内部大商人与中、下层商人之间的分歧,严重削弱了反贿选运动的力量。反贿选运动是五四运动以来上海商人国民责任意识的一次实践和寻求国民自治的一次尝试,表明了上海商界与北京政府的进一步疏离,也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理解商人阶级提供了一个实例。     

上海总商会与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期间,在以往多次反帝爱国运动中发挥过积极作用的上海总商会一反常态地显得十分消极,其态度和行动与广大商人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冲突,原有威望及影响也几乎丧失殆尽,由此使上海总商会有史以来第一次在工商界面临严重的信任危机。在五四运动的洗礼和工商界的敦促之下,上海总商会不得不进行大改组,一批具有新思想、新观念的新一代工商界代表人物进入领导层后,开始了上海总商会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王一亭与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

王一亭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江浙旅沪绅商的领袖人物之一,更是一位知名的慈善活动家,他将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奉献给了中国近代的慈善事业。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是王一亭一手创办并悉心经营的,在王一亭等人的领导之下,该会发起组织的为民请命呼吁和平、救济妇孺、临时救济难民等善举,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为社会公益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王一亭一直致力于慈善事业直到逝世,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也对他进行了高度评价与肯定。     

五四运动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兴起和衰落——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

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彻底地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的爱国运动,它启迪了人们的思想,在当时的中国社会起到了巨大的思想启蒙作用,已成为中国政治、文化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分水岭.本文试图通过五四运动来揭示五四运动与自由主义的兴起和衰落之间的内在联系.     

五四运动与上海商人

五四运动,声势浩大的始由北京学生掀起,进而波及全国阶层,形成群众爱国运动。商人在这场运动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本文选取以响应北京学生五四游行最热烈的上海一地,考查了上海商人介入运动的全过程,分析了其所起的作用,以及商人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所独具的特征。文章认为对商人在五四运动中所起积极方面的作用,固然不能忽略。但亦不能加以夸大。     

罗家伦与五四运动

罗家伦是新文化运动中《新潮》杂志的主编之一,是五四运动中《北京学界全体宣言》的起草者,是运动重要的组织者之一。而且,他是“五四运动”一词的较早使用者,并最早撰文阐述了五四精神。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罗家伦都堪称五四运动的健将。     

上海下层民众对五四运动的反应：以“日人置毒”风潮为中心

五四运动，一直以来被认为是因外交事件的刺激而导致的集体性民众抗议运动，其中，上海是最重要的中心之一，运动中当地民众反应甚烈，包括许多下层民众都有不少集体性举动。然而，这些举动未必反映了他们的爱国认知，却更多地与当时上海广泛流传的日人放毒谣言密不可分。“日人置毒”风潮伴随着五四运动在上海的爆发而产生，风潮中，民众对一些有下毒嫌疑的日人乃至华人实施暴力攻击，     

五四运动与中国现代化进程

五四运动既是自鸦片战争后开始的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逻辑环节 ,同时又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转折 ,有量的增长 ,也有质的飞跃和升华。五四时期倡导的现代化意识 ,奠定了 2 0世纪中国一切具有现代意义的现象的基础 ,为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实现开辟了广阔的前景。考察五四运动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 ,可以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 ,对于加速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五四运动与社会风俗变迁

五四运动对于中国近代社会风俗的变迁产生了深刻影响。中国近代化运动在民国初年出现了强劲势头,为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提供了物质和思想基础,也为社会风俗的演变提供了条件,并提出了要求,即批判和摈弃与现代生活格格不入的旧风俗,从而建设一种新的生活。一批以改造中国为己任的知识分子与青年学生把目光下移,用各种方式向民众宣传移风易俗的道理,促进了社会风俗的转移。当时的移风易俗思潮虽然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绝对化的思维方法、过激的言行与脱离实际的主张,对后来群众性移风易俗活动产生了消极影响,但它那种对旧道德、旧礼俗不妥协的彻底清算态度和革命精神,使这场运动在中国社会风俗演变史上写下了浓浓的一笔。     

从五四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看五四精神

妇女解放运动是五四运动的重要一支，其主要内容有爱国救亡，反对封建礼教，树立独立人格，争取经济独立和争取教育平等等。五四运动推动了妇女运动，开创了妇女运动的新时代，妇女运动反映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追求民主科学，勇于探索创新的五四精神。     

弗洛伊德主义与五四新文学

五四前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传入中国,当时中国文坛几乎所有作家都知晓弗洛伊德,也都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过弗洛伊德的影响.鲁迅的一些小说,以及<野草>的若干篇章,都于潜意识领域,深入发掘人物超常态的心理因素和精神特性,使其作品在透视人物灵魂方面具有了非凡的深度和广度.创造社作家的一些作品,通过对性的大胆和深入的描写,肯定了人的自然本性,给禁锢人性、扼杀人性的封建主义致命的一击.文学研究会作家周作人、杨振生、王以仁、汪敬熙等人的作品,运用弗氏的无意识和性本能的理论,揭示出人物深层次意识中真实存在的心理病变、性苦闷、性压抑和性变态,写出了当时社会环境下人性的本真状态以及封建社会对人性的摧残.     

谁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

谁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一种说法是陈独秀,一种说法是李大钊。从广义的五四运动来看,陈独秀、李大钊二人都是总司令。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引领着那个时代的发展,引领着当时全国一大批先进的知识青年,也是当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最主要的阵地。1915年9月至1918年6月这个时间段的总司令是陈独秀。在1918年7月至1919年4月间,陈独秀的思想落后于李大钊,这期间的李大钊应该是总司令。     

"人"的观点与"五四散文"

“五四散文”是思想解放的产物，“五四散文”的表现方式虽然形态各异，但其精神素质是对个性的张扬，重新界定“五四散文”的特质，对于研究“现代散文”的形成与20世纪散文现象，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现代性悖论

现代性含义的多值性,内含着对现代性理解上某种先在的片面性倾向。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现代史上的文化现代性选择"方案"。在这一现代性"方案"中,也先天地存在着"整体性反传统"的内在缺陷,"五四"学者对传统的激烈偏执性否定和后来的某种程度的反思、调整,表明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某种现代性悖论。     

五四时期李大钊对英国学术思想的研究

五四时期是一个学术开放的时代。李大钊在早期新文化运动中广泛研究和吸收包括英国学术思想在内的西方学术思想,形成富有特色的民主主义思想体系,奠定了学术研究的基础;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李大钊在开创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的过程中不仅仍然重视介绍英国的学术思想,而且对英国学术思想展开研究,吸收了其积极成果,从而对创建中国现代学术体系作出了重要贡献。李大钊是五四时期介绍和研究英国学术思想的重要先驱之一。     

论五四时期的文化守成主义

五四时期的文化守成主义是世纪初年国粹主义思潮的自然延伸,更是辛亥革命失败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一特定历史条件的必然产物。尽管不同的文化守成主义者之间政治立场和文化观点并不完全相同,但在以下三个方面则基本一致:(一)东方文化救世论;(二)文化调和论;(三)新旧杂揉论。虽然这一时期文化守成主义者的文化主张存在很多不足乃至错误,但在某些方面仍蕴涵着合理性,为我们今天加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素材。     

论五四时期的科学教育思潮

五四时期的科学教育思潮是近代以来科学观念不断强化的产物,同时也是国外教育思潮大量涌入的结果。其基本内容包括提倡“科学教育化”和“教育科学化”两个方面。该思潮建立在片面性的科学教育救国论基础之上,但对当时的思想启蒙运动以及我国科教事业的现代化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积极影响。     

论五四的精神后遗症成因及影响

中国现代文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辉煌成果,它同时也是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历史产物,从诞生之日起,它就一直承担着启蒙和救亡的双重使命。这一"先天不足"的历史因素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后天畸形"的隐性基因。当处在一个自由开放的话语环境中时,这种隐性基因还不足以给文学带来致命的破坏。可一旦整个社会的话语环境走向极端,一种精神的后遗症也就开始表现了出来,种种文学的悲剧也就不可避免了。     

赋予五四运动以社会性别：女学生的主体性和能动性

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游行队伍中,曾因男女有别的传统性别规范而使女学生缺席。是女学生的积极抗争和主动参与,才开启了男女学生一同做事和合室办公的新风尚。五四运动中,女学生以民国意识和民国责任为号召,以“女学生”的身份参与到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运动中,体现了女学生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在近代中国建设独立民族国家和发展民主政治的进程中,妇女不仅在场,而且是推动政治发展进程的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