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元代契丹与蒙古的文化关系

契丹是我国古老的民族,有着辉煌的历史和特有的民族文化。元代契丹人充分利用其民族文化为元时期的历史贡献力量,对元统治民族蒙古的文化有着特殊影响;而作为蒙古统治下的契丹人,其文化发展必然受到蒙古文化的影响。契丹与蒙古民族,通过在文字、语言、姓氏、习俗等方面的互相交流,繁荣了契-蒙民族问的固有文化,使得两民族得到共同发展。     

辽代四时捺钵体制及其影响试析

辽代政权是契丹民族建立的。辽建国后根据其疆域辽阔和本民族的文化习俗,首创四时捺钵制度。捺钵制度被金、元、清三朝继承和发展,盛行不衰,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     

辽代皇家鹰猎研究

辽代是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游牧民族狩猎习俗的文化基因注入了契丹民族的血脉．辽代皇帝的捺钵管理制度具有极为鲜明的民族和朝代特点,由统治者所引领的狩猎习俗为我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体育注入了新的活力．鹰猎是辽代皇帝狩猎的重要内容之一。辽统治者对鹰猎的推崇最终成为辽王朝湮灭的序曲．     

契丹族的姓氏和名称

契丹,她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存在的时候,有着各种各样独特的风俗习惯,其人名称谓习俗亦别具一格,本文试作浅显论述和探讨。一、契丹人的姓氏契丹的先世鲜卑人“氏姓无常,以大人健者名字为姓”,并无固定姓氏。其最早得姓是唐代所赐的汉姓。唐高祖武德年间,以契丹酋长窟哥为松漠都督,赐姓李,故其上层分子一度以李为姓。但一般平民仍无固定姓氏,且唐室衰落之后,上层分子也弃而不     

关于辽代玉田韩氏家族契丹化的几个问题

玉田韩氏家族为辽朝继皇族耶律氏和后族萧氏之后的第三大家族,终辽之世,地位极为显赫。韩氏家族契丹化有两个特征：一是契丹化较早,自韩知古晚年起,就呈现出自然同化的趋势;二是契丹化更为彻底,包括血统、民族风俗、生活方式以及民族心理的认同。韩氏在契丹化的过程中,除了与契丹族通婚,还有起契丹名、接受契丹婚俗、崇尚武力等方式。通过这些方式,韩氏家族最终融入契丹上层社会,直至跻身于皇族之列。     

从契丹宗教信仰变化看民族文化交流与融合的趋势

契丹巫教是契丹民族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它源于契丹氏族、部落时代,带有北方游牧民族文明特色,直至契丹建国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巫教在辽朝宗教信仰上仍保持着权威地位。随着契丹社会发展和辽统治区域扩大,契丹与汉族及其他民族文化交流增强,中原儒、佛、道三教在辽地广泛流传。契丹族在封建化和汉化过程中对巫教信仰逐渐淡薄,尊儒、祟佛、信道成为主流。这种扬弃落后,吸收先进,共同发展的历史现象,反映了我国古代民族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历史趋势。     

契丹服饰文化与社会生活

契丹民族服饰的特点与其游牧的生产生活方式有着密切的联系。随着契丹疆土的不断扩大,契丹民族与其他民族广泛接触,特别是与汉民族接触的机会增多,契丹服饰也在不断发生变化。服饰文化的演变对契丹社会生活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蒙元时期契丹人婚姻研究

辽、金时期契丹人的婚姻主要是耶律和萧氏两姓间的通婚,进人蒙元时代,契丹两姓传统婚姻模式开始受到大的冲击,契丹人的婚姻呈现多样化特点,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均成为契丹人联姻的对象,而与汉人间的婚姻,又是契丹人婚姻发展的主流.多元通婚的日益普遍使得契丹人渐失本民族的特征,成为日后契丹族逐渐融合于其他民族之中的重要原因.     

滇西契丹后裔民族融合原因初探

契丹族建立的辽朝灭亡后,作为统治民族的契丹族并未消失,他们散落于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和西域各地。1253年,忽必烈南征,有大量的契丹士兵加入军中,他们随军进入云南,落籍云南,主要分布于滇西地区,随着历史的变迁最终融合于各民族之中。     

论辽代的契丹文文学

契丹文文学在辽代的崛起与发展，是中华民族文化史上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长城以北大草原上独特的自然地理、人文地理环境，造就了契丹人威武有加、健勇无比的民族精神，也孕育了契丹人质朴刚健、真率自然的文学艺术。而契丹民族与其他民族共同创造的包括契丹文文学在内的有辽一代文学，则给相激相融、互动互补的中华文化北雄南秀、异彩纷呈的历史格局注入了新的因子与新的活力，为辽、宋、金、元时期文学的转型提供了一个走势强劲的起点。     

浅析契丹民族发展历史上的几次迁徙

契丹是我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之一,是辽朝的建立者.纵观契丹民族存在的千年左右的历史,在其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都经历了民族迁徙这一过程,本文主要对旧民族迁徙对契丹民族的发展作一粗浅研究.     

契丹文化观与契丹艺术

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猛烈撞击、中北亚民族的大融合以及游牧生存方式等因素,形成了契丹开放、包容的文化观念和民族文化心理。契丹对中原文化的认同,对民族文化的坚守,使契丹艺术呈现出既接受、借鉴汉族艺术,同时又重视艺术本土化的特征。     

谈现阶段妇女扫盲和扫盲后继续教育教材的结构

谈现阶段妇女扫盲和扫盲后继续教育教材的结构湖南薛伯钧妇女扫盲和扫盲后继续教育教材，需求量大．我国地域辽阔，人口分布广．各地生产状况、经济发展、风上人情、民族习俗以及文化教育基础，都有很大差异。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经济...     

浅析辽朝的“因俗而治”

契丹族所建立的辽朝虽仅存在二百多年,但在十至十三世纪的中国历史中却占有重要地位,并留下不少宝贵遗产。“因俗而治”就是一份重要的政治遗产。 《辽史·百官志》中记载:“至于太宗,兼制中国,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因俗而治,得其宜矣。”故而过去常常把“因俗而治”单纯地理解为不同的官制,或仅仅依据字面含意认为是针对不同民族的习俗进行治理的民族政策。这样认识未免有些过于简单。“因俗而治”的核心应该是“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国制”,即十世纪时中国境内契丹族政权的奴隶制;“汉制”,即十世纪时中国境内中原地区汉族政权     

勇猛的契丹民族为何会“集体失踪”

在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长卷中,曾有一个搏击长空的鹰之族扶摇而起,又神秘消失,这就是契丹。这个剽悍勇猛、好战凶狠的民族,在二百多年的时间里确实曾经挥斥长城内外,辉煌一时。但令人惊异的是,这样一个不可一世的民族,自明代以来就“集体失踪”了,人们再也听不到关于他们的消息。契丹人究竟去了那里?他们还有没有后裔?寻找这个失踪的民族,成为一个诱人的历史之谜。史学界只能推测几百万契丹人的命运大致有三种:第一,居住在契丹祖地的契丹人渐渐忘记了自己的族源,与其他民族融合在一起。第二,西辽灭亡后,大部分漠北契丹人向西迁移到了伊朗克尔…     

契丹与高句丽关系考述简

契丹在民族形成和部落发展时期,长期被高句丽所侵役,既仰仗高句丽的力量庇护,又时刻警惕为高句丽所兼并,在高句丽民族中亦不乏契丹人的融入。在契丹与高句丽相处的三百余年间,双方既有合作,又有摩擦,他们之间的战合关系反映了彼时东北亚局势的变化,也见证了双方实力此消彼长的演变过程。最终在强大的唐朝军事压力下,契丹成为征讨高句丽政权的马前卒。     

走出契丹族发祥地马盂山误区

关于契丹民族发祥地的问题,近年来多有争论。作者依据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在大量地上地下文物与历史资料的基础上,对契丹民族发祥地进行了分析与研究,提出了马盂山地区是辽国盛世京都管辖平泉畿地的论断。     

羌族火葬习俗探析

羌族火葬习俗的来源、演变等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从其习俗中我们更能感受到羌民族寄托在火葬习俗上的民族心理、民族宗教、民族道德、民族伦理等深层次的文化内涵。     

浅析辽代契丹族的通婚状况

婚姻,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开始出现,随着时代的发展,其重要性日益突显。契丹族作为我国北方的古老民族,在刚兴起时,其通婚主要局限在契丹族内,但是随着契丹族汉化程度的加深,政策的调整,其通婚范围开始扩大,开始与它统治下的汉族及其他民族进行通婚,当然这有很大的政治性原因,但是民族融合这一大主流也使得契丹族突破狭窄的婚姻圈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     

关于我国首都的历史变迁及其与环境的关系(八) 十一、辽金西夏的首都

与宋朝并立的还有北方 3个少数民族的王朝 ,它们是契丹民族的辽 ,女真民族的金 ,党项民族的西夏。它们的首都的区位与宋王朝的首都区位有很多关联 ,现分述如下。辽的首都　辽是契丹人建立的国家。契丹人在唐时居于西辽河与大兴安岭东麓一带 ,以游牧与渔猎为生。大约于隋、唐之际 ,其各部由分散活动开始走向联合 ,并向辽河中下游发展。唐末时 ,耶律阿保机统领其部落联盟发展起来。这时 ,中原混乱 ,大批汉人避地契丹辖境 ,汉人的生产技术与文化也随之大量传入契丹。公元 916年 ,耶律阿保机在汉族官员的辅佐下 ,仿中原王朝模式 ,称帝 (辽太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