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这个世界没什么好说的

一位美国女记者问起沈从文先生"文革"时的情形,沈从文先生说:"我在文革里最大的功劳是扫厕所,特别是女厕所,我打扫得可干净了。"女记者很感动,就走过去拥着他的肩膀说了句:"您真的受苦受委屈了!"不想     

“文革”予冯骥才的“意义”——评冯骥才非虚构文学《无路可逃》《炼狱·天堂》

冯骥才的创作历程与"文革"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文革"深深的影响了他,成为他的创作取材之地,他的精神资源。他近期的新作,非虚构文学作品《无路可逃》和《炼狱·天堂》,前者是对自我灵魂的诘问,后者则是艺术家的镜像对照。从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冯骥才始终没有放弃对文化的终极追问,对艺术的至上追求,对灵魂、心灵的深度拷问,这也就是冯骥才先生"文革"情结的根本原因。我们探讨"文革"予冯骥才的"意义",可以为深入理解他和他的作品撕开一个口子,进一步探讨他作为一个作家,一个知识分子,一个文化守护者的思想脉络和精神追求。     

平常的沈从文

1946年开始,我同表叔沈从文开始通信。可惜那些信件在“文革”时,全给弄得没有了。解放后,他说过这样一句话：“我和我的读者都行将老去。”这句伤感的预言并没有应验,他的作品和读者都红光满面长生不老。     

笨爸爸是上帝赐给我的礼物

他虽然是弱智人士,但同样有跟女儿生活在一起的权利。而对女儿来说——10岁的女孩温迪和父亲马特来到我的律师事务所时,我正被一起离婚案子搞得焦头烂额。所以,当马特含混不清地讲述事情经过时,我很不耐烦。我说:"你能不能整理一下你的思路再跟我说?"大个子的马特突然变得不知所措,站起来又坐下。倒是女孩温迪很从容,她说:"夫人,有人想把我跟爸爸分开,他们说他太笨了,不利于我的成长。可他是我爸爸,我不在意他有多笨……"     

文学·生活·想象——阎连科访谈录

晓 :阎老师 ,你好 !在中国新时期的作家中 ,你无疑是非常优秀的。我觉得你的优秀 ,主要表现在你的作品不仅产量高 ,而且个性强。可以这么说 ,你的作品在中国当代文学中是独一无二的 ,没有任何一位作家的作品与你的作品相似。你是一位创作个性鲜明、作品风格独特的作家。请问 ,你的创作与你的生活有着怎样的关系 ?阎 :我出生于 195 8年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 ,我 8岁 ,文革结束时 ,我 18岁。从 8岁到 18岁 ,我从一个少年成长为一个青年 ,目睹了文化大革命的全部过程 ,文革在我的心上烙下了深刻的印痕 ,我把这段时期的记忆称为文革记忆。文革…     

相同时代语境下的不同文学表达文革时期的“地上”文学与地下文学

"地上"文学与"地下"文学在文革文学语境下,表现出不同倾向和各自的文学特征.这两类作品在"色调"、"文革"表述、"无我与有我"等三方面具有差异性.     

随意之美

<正>人生如果能做到随意而为,也算是达到了一种境界吧。朋友研习书法,他拿出几幅作品给我看。我不大懂书法艺术,但从朋友的眼神中看得出来,他非常满意这几幅作品。他颇有些得意地对我说:"你瞧,这几个字,龙蛇走笔,行云流水,多自然!"我看到他眼神里的光亮,说:"自己满意的作品应该是最好的。书法跟文学有相通之处,我写     

狗尿苔形象及其文学价值探析

《古炉》是贾平凹描写"文革"时期陕西农村生活的一部小说。作品塑造了出身卑微、相貌丑陋、内心善良、受人歧视的狗尿苔形象。他是政治上的"中间人物",审美上的"畸形人物",也是人性善的体现者,还是作者"文革"时处境和心灵的写照。作品通过狗尿苔形象不仅真实地呈现了"文革"时期的社会现实,表现了人性在"阶级斗争"中被扭出的情形,而且隐含了作者淡泊自守、不事张扬的人生态度。     

充实的依傍

我在少年时代看不到多少书,那时在闹“文革”,古书几乎都烧掉了,只是偷偷浏览过穆旦所译的普希金的长诗,爱不释手。后来不知为什么喜欢上绘画     

《书衣文录》:无边焦虑的自我缓释

书衣文是孙犁"文革"期间在包装书籍之余题写在书衣上的文字,可以说是他独创的一种文体.包书皮、写书衣文是孙犁"文革"期间"消磨时日、排遣积郁"的方式,亦是其操守自保、自我修炼的方式.这些文字是"文革"现场的直接记述,有一种鲜活的现场感,是了解孙犁当时的生活情状和精神状貌的第一手资料,亦为我们剖析"文革"时期知识分子心态提供了难得的文献.     

让心灵长满五谷

有个故事可能大家都听过:一位哲学家带着他的学生在漫游了世界后,坐在一块荒地上休息。哲学家若有所思地问弟子:"如果一块地长满了杂草,你们如何把杂草除掉?"一个弟子说:"老师,只要有铲子就够了。"哲学家点点头。另一个弟子说:"用火烧也是很好的办法。"哲学家微微一笑。第三个弟子说:"撒上生石灰连根都烧掉。     

毕飞宇:成长是终身之事

正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毕飞宇说对写作不敢有丝毫懈怠。他坦言:"我可以负责任地讲,我的作品肯定有好有坏,但哪怕是篇小散文都不会是粗制滥造的。"在中国当代文坛,毕飞宇的作品有相当的个人特色和文学价值,但是,他却格外清醒。他明白:"作家过了40岁,再想倚仗自己的才华是最愚蠢的。"为此,已过不惑之年的他从未停止学习。天道酬勤,尚在"成长"的毕飞宇理应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作家声音

正毕飞宇认为不着边际的疼痛是他写作的理由毕飞宇日前接受采访时说:我是从小村庄到小镇、县城、小城市、大城市,这样走过来的。老实说,题材是很宽,但我还是有底的。疼痛首先是气质,然后才是身心。我是一个疼痛的人,这不需要形而下的依据。我没遇上什么挫折,也没经历大的天灾人祸,是平平安安长大的。"文革"对我也没有直接影响,"文革"开始时我才两岁,能知道什么?但我就是要写,不写就不安,渴望写出"文革"时我们的"疼"。这种精神背景下     

要从容啊

<正>沈从文对待苦难的态度十分潇洒。"文革"时,我和表叔沈从文很久没见面。有一天,我们吃着各自的饭,忽然在东堂子胡同迎面相遇了。他装作没看到我,我们擦肩而过。这一瞬间,他头都不歪地说了四个字:"要从容啊!"他是我的亲人,是我的长辈,我们却不敢停下来叙叙别情,不能拉拉手拥抱一下,痛快地哭一场。"要从容啊!"这几个字包含了     

窗外在喊谁

正当我们在赏析课文第5段时,一个学生发问:"‘雨,该是一滴湿漓漓的灵魂,窗外在喊谁’中雨在喊‘谁’?"我说:"你认为呢?""我猜是大陆。本文写作于十年前,大陆发生了‘大跃进’‘文革’等事件,这不刚好是所谓的‘鬼雨’吗?"我说:"你的联想能力不错,但如果是这样的话……""老师,我觉得是前一句的‘他’,因为前一句说到‘他’的迷失。如果是大陆的话,应该用另一     

黄永玉眼中的沈从文

<正>我的表叔沈从文在解放后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我和我的读者都行将老去。"这句伤感的预言并没有应验,他的作品和读者都红光满面长生不老。在生活中,若有人说沈从文"伟大",那简直是笑话。他从来没有在"伟大"这个概念里生活过一秒钟。他说过:"我从来没想过‘突破’,我只是‘完成’。"他的一生,是不停"完成"的一生。他不过是一颗星星,一颗不仰仗     

父亲的手提箱——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慕克受奖演说

父亲在去世的两年前给了我一个小手提箱,里面装的是他的作品、手稿和笔记。他装作以前那样轻松玩笑地要我在他走后再看,这个"走"当然说的是他死了以后。     

关于《老王》的结尾

《老王》是杨绛先生的作品。作品最后,"老王"拖着命悬一线的病体,来到作者家中。他来干什么?杨绛先生的理解和写作是,"因为他来表示感谢","一再追忆老王和我对答的话,捉摸他是否知道我领受他的谢意"。杨绛先生说,老王是来表示感谢的。既然是感谢,显然在杨绛先生看来,作者及其一家有恩于老王。杨绛     

拿什么拯救你--"兄弟"?

余华的<兄弟>(上部)记叙的是一个发生在"文革"中的故事,作者在该书"后记"中说,"文革"时期是一个"精神狂热、本能压抑和命运惨烈的时代"[1],而观其其他作品,如<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也都或多或少涉及"文革".那么,这是否足以说明<兄弟>这部书是为了揭示"文革"中的假丑恶现象,或者是对人性恶在非理性时代的总爆发及其给人们带来的深重苦难的反思?抑或更直接地说是为写"文革"而写"文革"?不,我认为不是.在我看来,<兄弟>的旨趣并非如此简单.作者仅仅是借文革中"兄弟"这个"尸"而还"魂"--对民间文化道德价值观的追求.①我这里说的民间文化道德价值观,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来认识:其一,它处于一个特定的境域--解构了权力与民间的同构.因此,它与权力话语意识形态有别.其二,它有其特定的主体--在权力话语面前,他们往往以弱势形态存在,也就较少受传统的正统文化影响.因此,它既有别于传统知识分子精英意识形态,也有别于传统的正统文化意识形态.其三,由于它有特定的境域和特定的主体,所以在为人处世方面,它表现为对"小人哲学"的追求.其四,在审美形态和哲理追求方面,它看重生存的状态,尤其是面对生活的苦难所表现出的对自由的追求及其过程中所表现出的顽强的生命力.其五,民间文化的丰富性导致民间文化道德价值观的复杂性,其间精华与糟粕并存,善良与丑恶共舞.     

周祜昌:为曹雪芹而活着的人

人们都知周汝昌先生是著名"红学"家,殊不知先生背后还有一位更钟情"红学"的人,他就是周汝昌先生的哥哥周祜昌。了解他的人说,当年周祜昌研究《红楼梦》如醉如痴,别的事一概不放心上。"文革"时他对造反派们"交代":"我就是要为这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