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关雎》“以色喻礼”与儒家《诗》教思想发展

《诗》是礼乐文化的载体,隐含着潜在的教化功能。儒家以孔子肇始,至汉代《毛诗序》形成了系统的《诗》教理论体系。《孔子诗论》是目前已知的第一部《诗》论专著,＂以色喻礼＂是其提出的重要《诗》教观点,它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诗》教理论,并且与子思学派的＂性＂、＂情＂思想有直接的关系,成为连接孔子＂礼乐＂教化与汉代《诗》教理论的中间环节。通过系统梳理汉以前儒家对《关雎》题旨的解读,可以反推儒家《诗》教思想的发展和演进。     

孔子的诗论

本文从四个方面概括了孔子对<诗>这部诗歌总集的评价,分析了孔子对<诗>的思想内涵的领悟和审美尺度的把握以及对诗的伦理教化的作用的强调,并论述了孔子的"兴"、"观"、"群"、"怨"说.     

在选择中定向:《荀子》用《诗》的价值期待

《荀子》之于《诗经》学,最大的贡献,莫过于呈现了从孔子、孟子到汉儒的继往开来:通过对孔子"删诗"和论《诗》的回归,对孟子说《诗》方法的承继,对《诗经》中思想政治教化价值的定向选择,借以达到其以《诗》"证礼""隆礼"的目的 。     

袁枚对孔子《诗》说的批评与改造

在程朱理学作为官方学术思想的时代,袁枚却沿着清初至乾隆以来性情论重"情"反"理"的倾向树立了"诗本性情"的诗学观念,并以此对孔子《诗》说进行了批评与改造,表现出一定的反理学色彩。袁枚摒弃了孔子诗学强调的教化作用,以"诗言情"而反"思无邪",唯性情"真"而反"郑声淫",抑《雅》《颂》而扬《国风》,重情诗而立艳体。他将"兴观群怨"解释为以感发真性情为首要目的的审美功能,把"温柔敦厚"阐释成以表现真性情为前提的含蓄诗风,以《诗经》为典范倡导诗歌的唯情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儒家诗学的政教精神和伦理主义,促使诗歌从言志载道走向世俗人生。     

《诗经·关雎》新论

《关雎》诗旨历来众说纷纭 ,难成定论。本文紧扣诗意 ,联系诗经时代的婚恋风俗 ,佐以相关史料 ,着眼于探究诗中“君子”和“淑女”的身份 ,对前人之说进行辨说 ,最后得出《关雎》是一位贵族青年对一位农家女的单恋情歌的结论。     

《孔子诗论》属于战国《诗》学思想体系

关于《孔子诗论》的时代与作者问题,一直是学界争论的焦点,目前大多数学者已经接受"《孔子诗论》为孔子著作"的观点。但是,从对"■"的断字、"孔子曰"的称呼方法、《孔子诗论》的结构、《孔子诗论》的解诗方法以及对《孔子诗论》内部诗学思想的分析来看,《孔子诗论》虽然杂有孔子之《诗》学思想,但总体来看,其应当属于战国中前期的《诗》学思想体系。     

《诗》之育人功能——以《论语》为中心的诠释

孔子对《诗》予以高度评价：“《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他不仅要求其子孔鲤学《诗》,因为“不学《诗》,无以言”,还倡导他所有的学生都应学《诗》,因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从诠释学的视角看,《诗》不仅是一部文学性极高的诗作,而且是一部具有教化、审美、察辨、交往、修身、认知等育人功能的百科全书。     

《诗经·关雎》新论

《关雎》诗旨历来众说纷纭，难成定论。本文紧扣诗意，联系诗经时代的婚恋风俗，佐以相关史料，着眼于探究诗中“君子”和“淑女”的身份，对前人之说进行辨说，最后得出《关雎》是一位贵族青年对一位农家女的单恋情歌的结论。     

春秋时代称《诗》之风对孔子"诗教"的影响

春秋称《诗》之风对孔子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教育理念上，使孔子重视《诗》的传授，以《诗》作为教学内容；二是在学《诗》目的上，使孔子重视《诗》的政治功用，重视《诗》在伦理教化、性情修养和增长见识方面的作用；三是在引诗、解诗的方式上，孔子也深受《左传》一类解诗性质的引诗的影响。春秋时代人们称《诗》时没有文本观念，而孔子却已具有朦胧的文本概念，他在引导学生理解诗歌时，要求他们注意《诗》作者的本意。可以说孔子诗教并非空穴来风，它是对春秋时代称《诗》传统的继承与发扬。     

“诗亡”乃诗教亡——论王夫之对“诗亡然后《春秋》作”的阐释

王夫之详察周代历史,并统观明代中后期的诗风及其与明代社会的相互影响,在此基础上,他对"诗亡然后《春秋》作"进行了深度的阐释。首先,他认为诗亡、《春秋》作的时间是周桓王之时,桓王时代王政败坏,教化不行,天子受诸侯所制,孔子不得已作《春秋》以正名分。其次,他认为诗亡有两层含义,其一是指王朝陈诗制度不再施行,民间诗歌哀音乱节也不足以取用,因此,不再有诗收录于《诗》;其二是指诗教亡失于天下,因而由《春秋》承担起教化之责。王夫之的这种阐释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用现代情歌的表现手法解读《关雎》的诗歌主题

对《关雎》主题的阐释,有＂后妃之德＂说、爱情颂歌说、婚典乐歌说、婚俗教化说等,历来争论不休。但若换一个角度,用现代情歌的表现手法来比照解读《关雎》的诗歌主题,就会发现＂情歌说＂的观点比较符合诗歌的本意。     

从《左传》《国语》所载逸诗的属性看“孔子删《诗》”

前人对于“孔子删《诗》”的否定,虽论据众多,但实际上真正较有说服力的仅只一条,即“古诗三千”与“逸诗”稀少的矛盾.然无论是“古诗三千”还是“逸诗”稀少,否定论者的理解都值得商榷.所谓“古诗三千”正如有的学者所说不仅带有夸张色彩,而且也是指各版本累加的总和;所谓“逸诗”也并不是整部《诗经》之逸,而只是部分显贵地区的诗歌之逸,特别是《周颂》和二《雅》之逸.由于《周颂》和二《雅》的政治地位比较高贵,本来被删的几率就不大,因此以经传所载“逸诗”之少而否定“孔子删《诗》”,这样的论证也同样是不可靠的.     

从《论语》看孔子的诗教

诗教在我国古代社会生活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孔子以降，诗教便成为一种以今本《诗经》为范本，浸润着礼义德行教化的教育，深为整个社会所看重。本旨在对孔子诗教的形成、功用及特点作简要阐明，以期获得对“孔门诗教”的较深入的认识，从而以正确的态度对待《诗经》，对待诗教。     

从《论语》到《孟子》诗学观念的演变

四书之中《论语》《孟子》引诗说教颇为频繁,但是二者所谓"诗教"的目的和方式又不尽相同,孔门诗教"温柔敦厚",多是用诗"专对、达政、进德",具有一定的工具性,因此社会教化功能很强,颇受历代统治者喜爱。孟子诗教在此基础上有所创见,说教方式灵活多变,且引诗多于论诗,也不再局限于引诗为用,有时也把诗中所述看做是可信的事实,引诗致用,从而达到一定的实践求是效果,这不得不说是对孔子诗学的继承和发扬。     

王夫之情感诗学视野中的"兴观群怨"

孔子《诗》论中的“兴观群怨”本为学《诗》用《诗》之法。但在有《诗》风气渐衰、通经致用的文化背景逐渐淡去之后 ,“兴”在某些情况下流转成为作诗之法。到王夫之以“兴观群怨”提举其诗学理论时 ,他改而同时从作诗和用诗两个方面扩展了“兴观群怨”的意涵。从情感诗学的角度分析 ,王夫之的开拓性在于 :以“情”为核心理念 ,牵动“兴观群怨” ,藉以贯释古代诗歌和诗论 ,贯通诗歌阅读和诗歌创作。这种彰显和开掘 ,从根本上复现了孔子《诗》学情感的超越的美学价值     

《诗经·关雎》的文本结构及其礼法意蕴

通过文本的详细解读,指出《诗经·关雎》的文本结构与礼法的建构紧密相连。首章以雎鸠象征阴阳结合的欲望冲动起兴;君子虽有感于此,终止步于琴瑟钟鼓所代表的礼乐世界。而参差不齐的荇菜经人类的挑选后终从自然的杂乱走向庙堂庶物的齐整,象征一个从无序走向有序的过程,同时也隐现着礼乐化身的淑女形象。这一过程对君子当有深切的触动,其情感也从爱欲中的混乱,转向礼乐下的节制温和,终以礼乐与窈窕淑女相待,《关雎》文本的礼乐精神由此走向极致。新出土古代文献《孔子诗论》所言"《关雎》之改"及"色喻于礼",也暗示文本中的情感应经历了一个转变,终止步于礼乐。     

论《关雎》"以色喻礼"与儒家《诗》教思想发展

<诗>是礼乐文化的载体,隐含着潜在的教化功能.儒家以孔子肇始,至汉代<毛诗序>形成了系统的<诗>教理论体系.<孔子诗论>是目前已知的第一部<诗>论专著,"以色喻礼"是其提出的重要<诗>教观点,它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诗>教理论,并且与子思学派的"性"、"情"思想有直接的关系,成为连接孔子"礼乐"教化与汉代<诗>教理论的中间环节.通过系统梳理汉以前儒家对<关雎>题旨的解读,可以反推儒家<诗>教思想的发展和演进.     

毛奇龄《诗》学理论的逻辑推演与困境突围

毛奇龄《白鹭洲主客说诗》由反驳朱熹"淫诗"说,推演出一套"以《春秋》解《诗》"的逻辑,依靠对《春秋》史事与义理的选择性吸收,建立起区别于《毛诗序》《诗集传》的解《诗》体系。这一阐释逻辑通过《春秋》与《诗经》两部经典之间的深层联系,为《诗经》问题的破解找寻出路。但其驳论有偏执之失,立论存僵化之弊,致使自己陷入理论困境。而一旦看破作诗与用诗的区别和联系,其解诗理论便能找到突围之路。     

郑玄《诗纬》学论略

以汉代经学大家郑玄《诗》学研究为考察中心,从其现存的《毛诗郑笺》及辑佚的《毛诗谱》、《六艺论》对《诗》的论述中去寻绎《诗纬》的客观存在。郑玄笺注《毛诗》,虽"以宗毛为主",但对三家诗的引用时有,对纬书及《诗纬》的引用亦有。同时,《毛诗谱》解《诗》还部分吸收了《诗纬》解《诗》的方法与内容,并在《六艺论》论《诗》中直接引用《诗纬》论《诗》之"五际"、"六情",从细节处揭示了郑玄对于《诗纬》的吸收与运用,也彰显了《诗纬》对于汉代《诗》学的影响。     

“诗教”校本课程的开发与实施

说到诗,我们自然就会想起《诗经》。孔子以诗、书、礼、乐、施教,诗是孔门之教的首位。"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孔子认为,诗对人的教化作用至关重要。历史上有许多诗人文豪受益于"诗教"。骆宾王七岁作《咏鹅》诗,显示了"诗童"的才气;曹植"七步成诗",取譬之妙,用语之巧,令人叹服;白居易五岁学诗,九岁识韵,十六岁就写出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佳句;诗仙李白更是"斗酒诗百篇",其飘逸潇洒令人艳羡;陆游出生于名门望族,自小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