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韶文化发现九十年来的又一个重要发现——关于“鸟龙”纹彩陶盆学术认识的综述

郑州市华夏文化艺术博物馆藏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鸟龙”纹彩陶盆,专家们认为其对中华文明、中国史前文化和传说历史研究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石兴邦先生称其为“中华第一飞龙”;王仁湘先生称其为“彩陶之光”;刘庆柱先生称其为“龙之传人之魂”;张朋川先生称其为“华夏之徽”;郎树德先生称其为“中国史前彩陶重器”;王先胜先生认为其对炎黄传说历史研究“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和意义”;许顺湛先生称其为“仰韶文化发现九十年来的又一个重要发现”.     

开创二张研究新局面

毫无疑问,张申府、张岱年先生的思想属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其核心理念是中、西、马“三流合一”,综合创新,其哲学基础是张岱年先生继承传统“和而不同”思想、并且把它上升到唯物辩证法高度的“兼和”理论.     

试论叶嘉莹诗词学中的“比兴”观

叶嘉莹先生一生从事中国古典诗词的教学与研究,构建起了博大精深的诗词学理论体系。“比兴”观是这一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兴”手法历史悠久,涵义丰富,叶先生对这一手法进行了探本性的阐释,并以此为基础,对中国诗歌史上诸多现象给予了令人信服的解释。先生指出“兴于诗”是中国诗歌的可贵传统,其基本精神是真诚和自由感发、联想。先生这一理论是其“兴发感动”说的基础,是探讨和研究其古典诗词学理论体系的门径,同时,对当前的古典文学研究也有着巨大的指导意义。     

从“三美论”的角度浅析许渊冲的诗歌英译——以李白诗词英文例文为例

中国古诗词被誉为“中国文化的瑰宝”,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内涵,代表着中国文化的精髓和高度,其精练的语言、优美的韵律和深远的意境,给读者带来了独特的审美体验。李白作为唐代最著名的诗人之一,其诗词作品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为中国古代文学史增添了光彩。许渊冲先生运用“三美论”,即从“意美”“音美”“形美”三个方面对中国古诗词进行了翻译。文章以许渊冲先生翻译的李白诗词为例,分析“三美论”在古诗词翻译实践中的运用。     

“大概是物以稀为贵罢”解读

本文从当年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对外国留学生入学条件的有关规定,鲁迅先生与日本人民的友好交往和对中国国民弱点的正确态度,《藤野先生》的思想内容,以及“物以稀为贵”的含义等方面,试图论证鲁迅先生在《藤野先生》一文中用“大概是物以稀为贵罢”来解释他初到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时所受的“优待”,其作用并非在于表现作者的“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而是表现“日本人民的友好感情,为藤野先生的出场作辅垫”。     

“中国热”的背后——以钱锺书《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为中心

钱锺书先生在英国牛津大学期间完成的学位论文《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学界一直很少有人论及。该论文重点探讨了17至18世纪英国的各式文献中对于“中国”的特定解读与想像性塑造,以此清晰地描画出了“中国形象”在17、18世纪英国文学中的“演进”历程。此项研究不仅深刻地揭示出了这个时期英国的“中国热”背后所隐含的意识形态意味,而且也开创了中国学者在“异国形象”研究范畴的先河,其在钱锺书先生的学术历程中有着极为特殊的价值和意义。     

“中国热”的背后——以钱锺书《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为中心

钱锺书先生在英国牛津大学期间完成的学位论文《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学界一直很少有人论及。该论文重点探讨了17至18世纪英国的各式文献中对于“中国”的特定解读与想像性塑造,以此清晰地描画出了“中国形象”在17、18世纪英国文学中的“演进”历程。此项研究不仅深刻地揭示出了这个时期英国的“中国热”背后所隐含的意识形态意味,而且也开创了中国学者在“异国形象”研究范畴的先河,其在钱锺书先生的学术历程中有着极为特殊的价值和意义。     

为大众而写：文学史的另一种可能——评《中国现代通俗小说史略》

2020年,由范伯群先生领衔,徐斯年先生、刘祥安教授共同参与撰写的《中国现代通俗小说史略》由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出版。基于“外译”的写作目的和让海外普通读者对中国现代通俗小说感兴趣的初衷,该书强调“崇尚浅薄”,以“讲故事”的笔法撰写文学史。“讲故事”的笔法事实上实现了文学史书写由“史”向“文”的调整与回溯,更以其“独立的准备”,接榫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与刚刚出版的《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不约而同,呈示了文学史在学术研究和高校教学之外更多的可能。     

中国"先生"和外国"先生"

许多人误以为“先生”一词为舶来品,其实它是地地道道的“国货”。在汉语里,“先生”一词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它有着丰富的内涵和独特的中国特色。中国“先生”与外国“先生”的差异,反映了语言和词义的民族性,也体现了汉语的深厚内涵和华夏天化的博大精深。     

论萧友梅的"新乐"思想及其实践

萧友梅先生在中国现代专业音乐史上贡献巨大,与他在如何建设“中国新音乐文化”（即其“新乐”思想）方面的思考,有着密不可分的因果关系.本文仅就萧友梅先生的“新乐”思想及在该思想指导下的诸多音乐实践进行系统梳理,意在阐明其音乐实践有着深刻的思想根源;并试图进一步探究其“新乐”思想对于今天我们建设新型社会主义音乐文化的指导意义.     

让经典穿越时空——《药》创新研读案例

鲁迅先生的作品是中国现代文学瑰宝,多年来我一直将其作为阅读教学的“重头戏”。郁达夫先生说过：“没有伟大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时至今日,我渴望能够引领学生用心阅读鲁迅经典作品,使其“吃”进厚重,“吃”进深刻,“吃”进忧患,“吃”进使命,帮助他们长成“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民族栋梁！     

教育家王广亚先生教育思想特色研究

在60年的教育实践与探索中,王广亚先生主张教育要“有根、有路、有法”,倡导“勤俭朴实,自力更生”,其教育思想博大精深、特色鲜明、独树一帜。研究王广亚先生教育思想的特色对于创新民办教育体制,增强民办高校的核心竞争力,打造中国特色一流民办大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蜀学后劲——李源澄先生

李源澄先生著述甚丰,“所涉范围之广,所论亦颇精湛”。先生之论今古也,承廖季平先生及蒙文通先生之说而又更进,且明确提出以“经”与“经说”分别为说之论。先生以经学即是经义之学,“经学为中国文化之源泉”,为中国文化之总汇。是先生以经学即内圣外王之学,惟于历史中求经学,始能见经学之意义。先生亦提出“经学将来之正路”在于出入西人学术,吸取、改造西方优秀文化,排斥抵制西方腐朽文化,“反而求之六经”,弘扬民族文化中之优良传统,消除民族文化中之消极因素,从而兴起新儒学。     

关于“较物”修辞格的一些浅见

一、“较物”修辞格是张弓先生的创见 张弓先生是中国修辞学界的老前辈,生前是中国修辞学会名誉会长,“较物”修辞格是张弓先生重要的创见之一。“较物”作为一种修辞格,张弓先生早在1927年出版的《中国修辞学》中就已提出,1963年出版《现代汉语修辞学》时,又作了进一步阐明。 有些人认为“较物”这种修辞格就是比喻,不必另立一类,这是没有看到“较物”     

教师的各类称呼

“老师”一词是对在学校中从教者的称谓,“传道、授业、解惑”是其基本职责。“老师”最初指年老资深的学者或传授学术的人,后来人们把教学生的人也称为“老师”。明清以来,一般称教师为“先生”。19世纪末,中国现代教育奠基人何子渊等辛亥革命元老将“西学”引入中国,创办新式学校后,遂开始在《学生操行规范》里明确将教师称谓定义为“老师”,但绝大部分学生约定俗成将“先生”改称为“老师”,则是从民国时期开始的,并一直沿用至今。     

幼儿教育要“中国化”和“科学化”——陈鹤琴先生的幼教指导思想和实践活动

陈鹤琴先生毕生潜心于幼教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为中国的幼教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其指导思想主要体现在“中国化”和“科学化”两个方面。     

“中国历史发展整体性”理论对西夏史研究的影响发微

方国瑜先生的“中国历史发展整体性”理论,是基于中国历史发展过程总结的研究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原创性理论。文章钩沉了以往被学界忽视的“中国历史发展整体性”理论进入西夏史研究的过程以及该理论对西夏史研究产生的深刻影响,认为“中国历史发展整体性”理论通过徐中舒先生而进入吴天墀先生视野,并为吴天墀先生所接受。《西夏史稿》首次运用“中国历史发展整体性”理论研究西夏史,是该书取得巨大成功的重要原因。《西夏史稿》采用“中国历史发展整体性”这一反映中国历史发展内在规律的理论研究西夏史,提出许多重要观点,理论的核心即中国历史有整体性。这一观点在西夏与周边民族关系研究中得到继承、发展,深化了西夏史研究,促进了宋、辽、西夏、金史的贯通研究,推动了“大宋史”概念的提出。     

竺可桢教育思想中的“阳明情结”

王阳明与竺可桢,皆为浙江绍兴人,一位是明朝大儒,一位是浙大校长。阳明先生是“立德立功立言”的圣贤,竺可桢以阳明先生“致知力学”的治学精神、“内省力行”的道德修养、生于忧患的“公忠报国”精神和协助地方改良社会的服务精神,鼓舞浙大学子修身治学、服务社会。竺可桢教育思想兼具西方教育理念和中国传统文化精髓,若西方教育制度是其思想的骨架,阳明思想则是其血肉,滋养竺可桢形成其独特、丰满的教育思想,支撑竺可桢在抗战时带领浙大师生蹑阳明先生的遗踪西迁,服务地方社会,创造出“东方剑桥”的办学奇迹。     

追忆与解读：潘懋元先生的“惊人之语”

潘懋元先生,中国高等教育学的创建者和奠基人。 潘先生一生致力于中国高等教育学研究,在为人和学术上留下了许多“惊人之举”,被誉为中国高等教育界的“传奇人物”。多年来,先生以其创新性的工作和开拓性的探索,书写了中国高等教育学的若干个“第一”：1978年,他发表了全国第一篇关于开展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创议文章,     

“黾学”丹青——王学仲访谈

王学仲先生既是中国书法兰亭奖终身成就奖得主,又是“黾学学派”的创始人与“黾学”的践行者。他诗、文、书、画四绝,著作等身。他还提出了“碑、帖、经”三派论,这是对中国书法史进行系统梳理之后所作出的理论概括。这一理论的提出,影响着当代中国书法的创作与审美走向。王学仲先生对中国画尤其是文人画领域的独特阐释与创作实践,与其书法创作形成了“异体同源”的并立之势,引领一代风尚。为此,笔者采访了王学仲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