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南朝四史史论之骈俪色彩

南朝四史即《宋书》《南齐书》《梁书》与《陈书》的史论具有趋同的特征,如骈俪色彩,这是南朝文学兴盛直接冲击与影响的结果。对于南朝史传所呈现的骈俪色彩唐初史臣一直持以贬义。但这不失为南朝史论显著的时代特征,四史史论中的骈俪成分以其美文的魅力恰切地表达了作者的政治见解与思想感情。     

论南朝"四史"史传人物的文学赏会

南朝“四史”即《宋书》、《南齐书》、《梁书》和《陈书》中记载了南朝文人很多重要的文学集会活动,概名之“文义赏会”、“文章赏会”或是“文学赏会”。南朝时期的文学赏会是帝王宗室、士族文人最主要的社会活动。随着时间的发展,其性质、内容、规模都有很大改变,即从最初游园之会的赏乐形式发展到以文学创作为主的交流活动,这种发展趋势极大地促进了文学集团的成熟。     

《西洲曲》审美

南朝乐府民歌中最长的抒情诗篇《西洲曲》,洋溢着浓厚的生活气息和鲜明的感情色彩,表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和纯熟的表现技巧,标志着南朝民歌在艺术发展上的最高成就,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具有永恒的极具魅力的美。     

《西洲曲》审美

南朝乐府民歌中最长的抒情诗篇《西洲曲》,洋溢着浓厚的生活气息和鲜明的感情色彩,表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和纯熟的表现技巧,标志着南朝民歌在艺术发展上的最高成就,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具有永恒的极具魅力的美。     

论南朝四史史传人物的文学定位

南朝四史即《宋书》、《南齐书》、《梁书》和《陈书》记载中，史臣所关注和强调的文人与今天文学史所肯定的作家有同有不同。一些经典作家如谢灵运及梁代文人集团取得的文学成就，四史的描述与今天文学史的认同都保持了一致性。然而还有一些在四史的记载中声誉很高、文名甚盛的文人，在今天的文学史中已难觅影踪。这一现象说明历史人物的文学定位存在着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史臣的记载和评定在文学作品与作家的经典化方面负有重要的导向和评判作用。     

论南朝"四史"史臣的文学观

南朝是中国文学与史学共同发展的时期。南朝“四史”即《宋书》、《南齐书》、《梁书》和《陈书》对当时的文学有很多反映,史臣也有一些具体而详细的评价,这主要表现在文德观、丽辞和新变等几方面。史臣对文学的起源俱有阐述,或强调文学的感应,或强调文章的道德意义和社会作用,俱出于对儒家道德的维护。“四史”史臣还以“丽”为中心的词语来评价史传人物的文学风格,说明他们已经注意到南朝文学重辞藻、重对偶、重音律的审美追求。史臣注重描述文学的发展变化,或选取具体作品来增进说明,或直接表达对文学新变的看法;既有对当时文学主流风格的反映,又有不谐之音的记载,体现出史臣的博瞻远识。     

虞诩虚实惑敌兵

背景链接 范晔（398—445）,字蔚宗,南朝顺阳人。其所著《后汉书》与《史记》《汉书》《三国志》并称为“前四史”,是我国史学的典范。     

论南朝史书史传人物的诗歌选录

南朝史书即《宋书》、《南齐书》、《梁书》及《陈书》,记载了史传人物的诗歌创作情况。史臣采取选载题目、节选或全选诗歌内容、记述诗歌创作的具体细节、直接或间接评价诗人的创作风格等方法加以反映。通过示例分析,笔者发现,史传载录诗歌不仅充实了南朝史传的内容,同时也成为史传多侧面塑造人物形象的重要手段,因此,具有鲜明的创新性。诸此现象虽然是南朝文学发展、兴盛与渗透的结果,但是,史传记录诗歌创作这一行为本身已经表明,南朝史臣对南朝文学所持的某种程度的认同立场。     

虞诩虚实惑敌兵

背景链接 范晔（398-445），字蔚宗，南朝顺阳人。其所著《后汉书》与《史记》《汉书》《三国志》并称为“前四史”，是我国史学的典范。     

“文学的自觉”新论

文学的自觉是随着文学的发展与兴盛,从文学群体、文学创作、文学风格、文学批评等方面渗透出的一种成熟表现。在观照古人的文学创作活动时,有一个重要的领域不可忽视,就是正史史臣对文学现象的反映和对个别作家乃至一代文风的记述与评价。在南朝四史即《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中,史臣记述南朝文学的各种兴盛表现时,意见详细而具体,评价亦趋全面而完备。因此,从这一角度来看,所谓“文学的自觉”有一个显著的成熟化、明朗化的过程。     

虞诩虚实惑敌兵

范晔（公元398-445）,字蔚宗,南朝顺阳人。其所著《后汉书》与《史记》《汉书》《三国志》并称为“前四史”,是我国史学的典范。明代的军事理论家茅元仪在他的《武备志·战略考》里分析了虞诩破羌的战例：“兵到乃发者,利诱之也;日夜兼进者,     

中华书局校点本《后汉书》校改辨疑

南朝史学家范晔所撰《后汉书》记录了东汉一朝的历史,位列“前四史”之一,是史学界的重要经典。20世纪60年代,中华书局校点本《后汉书》的出版,为人们阅读该书提供了方便的读本,其学术质量为人称道,是当前最流行的版本。但限于当时的条件,整理者未及遍检传世各种宋本《后汉书》,因此导致其部分校改存在疏误。以条列的形式对部分校改疏误进行揭示,可供研读该书者参考。     

“四史”教育融入《概论》教学的意义及路径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强调用“四史”加强政治引领,并作出了一系列重大部署。“四史”与《概论》课在内容、价值、逻辑维度上具有高度的关联性,“四史”教育融入《概论》课是实现思政课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必然要求,是推动《概论》课改革创新的重要一步,是帮助大学生树立爱党爱国思想的现实考量。“四史”融入《概论》课需要构建互动式教学模式;学校通过改善办学条件和环境,实现“四史”融入式教育的日常化;教师积极拓展各种课外实践活动,让“四史”教育入人心、接地气。     

“四史”之名起何时

<正> “四史”即《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四部纪传体史书的合称。早在汉代,刘知几撰《史通·自叙》叙其少时,“读《左传》、《史》、《汉》(兼插前后《汉书》)、《三国志》,迄皇家实录”,四史并列举之;宋代苏洵《嘉祐集》云,唐代史才“宜有如丘明、迁、固辈,而卒无一人可与范晔、陈寿比肩”,四史的撰者也齐名并称。但唐宋统治者与学人普遍重视《史记》、《汉书》和《后汉书》,科举考试特设“三史科”,故时有“三史”之称。至于“四史”之称起于何时,向为学术界所忽略。当今出版的《辞     

“四史”教育融入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路径探讨

“四史”教育融入高校校园文化建设,既增添校园文化建设的素材,又给高校“四史”教育的开发利用与效益彰显提供了契机。当前,“四史”教育融入高校校园文化建设工作在活动形式、管理体制和考核评价体制等方面尚存在一些问题。因此,可通过构建特色鲜明的育人文化环境、打造“一校一品”文化品牌、建立协同育人机制等途径,提升高校“四史”教育与校园文化融合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南朝史传人物外貌描写述论

南朝史书即《宋书》、《南齐书》、《梁书》与《陈书》在描述史传人物的形象特征时主要立足于传统史学如"前四史"表述方式基础之上,体现出继承与创新相结合的塑造方法:一方面,外貌特征的表述呈现出一种普遍化趋势,在数量上远超以往史书。另一方面,表述的中心词语是以"美"和"善"为主,注意形容史传人物风度、举止。这种明显的唯美倾向是以往史书所缺少的,也是史臣在撰作过程中主观性的增加和改造。诚然,这种处理方法对史传人物的形象刻画起到了重要的烘托和渲染作用,有一种直接而强烈的立体感。     

三国研究叙论——《三国智慧的启示》序

晋陈寿《三国志》是重要史书,是二十四史中的第四部,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合称“前四史”。南朝宋代裴松之为之作注,博引群书,保存了大量《三国志》所未收的史料。元末明初罗贯中《三国演义》,是我国历史小说中著名佳作,被称为第一才子书。两书一是正史,一是小说,成书相距一千多年。有了这两部书,三国故事遂深入社会,流传不断。     

“四史”教育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体系研究——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为例

本文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为例,论述“四史”教育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体系的意义、原则,并提出创设“四史”文化互动平台,赓续红色基因;发挥学生主体地位,培养“四史”学习内生动力;创新实践教学形式,强化历史文化认同等实践路径。     

《三国史记》史论研究

《三国史记》共有31篇史论,是《三国史记》的重要组成部分。《三国史记》史论不仅效仿了春秋笔法,而且还学习《左传》、《史记》等史书中史论的写法。《三国史记》史论中所体现的历史观和史学思想是对中国古代史学成就的折射和补充,尤为重要的是,《三国史记》是站在中原王朝附属政权的角度去记载新罗、高句丽和百济历史的,因此,认真研究《三国史记》中的史论,对于厘清新罗、高句丽、百济的历史角色,估价《三国史记》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中的地位,具有重要作用。     

海源阁“四经四史”之书

宋版＂四经四史＂之书为海源阁镇阁之宝,杨氏独辟专室储存,名＂四经四史之斋＂。而＂四经四史＂当为宋刻《毛诗》两部、宋刻《三礼》各一部、宋版《史记》三部、宋刻《两汉书》各一部、宋刻《三国志》一部,若依王绍曾先生等订补所载,宋刻元明递修《两汉书》各一部亦应计入＂四史＂之中,于是＂四经四史＂则为十三部珍本典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