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领袖与美国的第二次柏林危机政策

苏联挑起第二次柏林危机后,美国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政策。美国的应对政策非常灵活,根据危机的发展情况、苏联的行动、盟国的立场随时做出修正,有一个明显的发展变化过程。美国的政策也是多元的,是美国国内及西方各种政治力量内部相互妥协的产物。本文通过考察美国政治领袖关于柏林危机政策的讨论及其实施,分析肯尼迪政府应对第二次柏林危机的谈判政策,以及美国政府对第二次柏林危机的主导政策及其根源,揭示美国政治领袖在第二次柏林危机中的作用。     

第二次柏林危机与美国对德政策的演变

第二次柏林危机之前,美国支持联邦德国在统一问题上的立场。随着危机的爆发,美英法三国在西柏林的权利受到严重威胁,这客观上要求美国在坚持对德国统一的承诺和维护西柏林利益之间作出选择。为维护西方在西柏林的利益,美国调整了在德国统一问题上的立场。从这个意义上讲,是第二次柏林危机促成了美国对德国统一立场的重大变化。     

试论英国在第一次柏林危机中的对苏冷战政策

1948年初,英国政府认为德国的分裂已经不可避免。与此同时,苏联为了警告西方国家分裂德国的行为,开始对西柏林采取封锁措施。为了保留西方国家在西柏林的地位,英国对苏联采取了强硬态度。1948年6月24日,苏联全面封锁西柏林,第一次柏林危机爆发,英国联合美国采取向柏林空运物资,以及让美国战略轰炸机进驻英国本土等措施与苏联对抗。同时,英国极力避免同苏联发生武装冲突,力图以"冷战"的方式与苏联对抗。     

试论第二次柏林危机初期的英国外交

第二次柏林危机爆发后,英国从现实利益出发,把柏林问题的解决看作是利益博弈的过程,主张用和谈乃至妥协的方式加以解决。在应对未来的苏联向东德移交柏林通道管理权问题上,英国认为,应该先与东德进行积极交涉,如果受阻再实施"空运",或是以承认东德政府的方式来换取危机的和平解决,坚决反对美国军方"有限使用武力"的方案。这种主张以和平谈判方式解决危机的立场,为后来英国危机政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使英国成为盟国内部意见分歧的主要力量,对盟国政策和盟国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二次柏林危机与联邦德国统一政策的转变

第二次柏林危机中,西方盟国对德国重新统一的立场发生了深刻变化,联邦德国阿登纳政府的统一政策及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面临严峻的考验。经历了第二次柏林危机,联邦德国认识到:联邦德国与民主德国的彻底对立是德国重新统一最大的障碍,在统一问题上完全依赖西方盟国的政策不可能实现德国的重新统一,应该采取新的政策。在第二次柏林危机的冲击下,联邦德国的统一政策和基本外交原则发生了重大转折。     

第一次柏林危机爆发的原因

第一次柏林危机是冷战中美苏第一次在柏林的孕育武装冲突危险的直接对抗。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在于东西方冷战的兴起,盟国联合管制德国的破产,使危机的爆发定势;而战后柏林城市的复杂局势,则成为催生危机的温床。     

情报失误与苏联在第一次柏林危机中的失败

情报失误与苏联在第一次柏林危机中的失败有密切关系。苏联情报机构为迎合斯大林的意图,有意修改隐瞒情报,并低估西方的实力和驻守柏林的决心,极大地误导了苏联对柏林决策,致使苏联以失败告终。     

浅析柏林危机中艾德礼政府的政策导向作用

二战后,国际格局的基本特征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对峙,这种对峙的基本特征是：在国际事务的处理中,双方以不促发战争为基准。在国际关系中,我们通常将美苏对峙的此种格局称为“冷战”格局。然而,1948年,柏林危机的发生却是两大阵营欲突破“冷战”的一次尝试。柏林危机是由苏联在柏林实行封锁引发的,如何处理和对待苏联的行为？怎样保证西方国家在柏林的战略利益？对这些问题如何进行处理,英美两国的态度是不一致的。此间,在联合和坚定西方盟国的政策和行为中,艾德礼工党政府以及外交大臣贝文起了重要的政策引导作用,使美国在柏林危机中与英国合作一致。柏林危机中,艾德礼政府的政策导向对此后美国和英国在德国问题上的合作有着重要的意义。     

浅议第二次柏林危机期间西方盟国关系

苏联挑起第二次柏林危机后,西方盟国对之做出了不同反应.西德主张对苏强硬,法国有限支持西德但反对武力对抗,英国始终主张谈判解决危机,美国表面强硬实际却通过谈判以避免危机升级.危机期间西方盟国表面上一致对苏,事实上却龃龉与调适并存,其关系在本质上是一种虚幻的一致与真实的龃龉并存的矛盾关系.     

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期间的美国对台政策

为了再次向世界人民传递中国不甘使自己的领土被人永久分裂的信息，中国于１９５８年８月２３日开始炮击金门。金门炮声又一次把美国地进退两难的境地，美台之间的矛盾又因此走向尖锐化和公开化。在这次危机中，美国缍完成了自己对台湾的政策目标，即迫使蒋介石答应不以武力进攻中国大陆，使之能够推行“一中一台”、“两个中国”的政策。     

冷战与美国在越南的特种战争(1961-1963)

1961年 1月约翰·肯尼迪就任美国总统后 ,继续推行反苏反共的冷战政策。当时 ,中苏分歧的公开化为中美关系的接近创造了机会 ,但美国并未抓住机会 ,反而加强了对中国的遏制力度。为此 ,美加大对越南的干涉和战争 ,使之升级为“特种战争”。越南劳动党最终不得不放弃和平的斗争战略 ,掀起抗美救国战争。中国给予越南全面援助。苏联为增加与美争夺较量中的砝码 ,对于越南也进行一定的援助。在中苏两国的帮助下 ,越南挫败了美国发动的特种战争。     

第一次“台海危机”与一个中国的原则

第一次“台湾危机”是中美两国在朝鲜停战后围绕问题的初次交锋。在这次危机中,中美双方围绕一个中国的原则展开了激烈斗争。中国政府决定炮击金门,是为了通过有限的军事行动,在全世界面前突出台湾问题,表明中国维护一个中国原则的坚守立场;而美国政府给自己的脖颈上套绞索,则是其推行“划峡而治”、“两个中国”政策的必然;作为这场危机的结局而开始的中美大使级会谈,则成为中国政府反对美国制造“两个中国”图谋的另一特殊方式。     

1878年柏林会议与俄国近东政策

柏林会议前后十余年间,俄国近东政策主要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避免外交孤立,保证黑海两海峡的安全和确保俄国在保加利亚的优势地位。1878年柏林会议召开,俄国迫于列强的压力,将《圣斯特法诺条约》提交会议讨论。结果保加利亚被肢解,但俄国获得了在保加利亚的绝对优势影响,虽然它同时失去了巴尔干诸国的支持和同情。     

试析肯尼迪政府对印度的开发援助

肯尼迪政府时期,第三世界成为美苏争夺的重点,被视为"民主橱窗"的印度成为美国优先援助的对象,战后对印度的开发援助达到高潮。肯尼迪政府对印度的开发援助,更多是从意识形态、全球战略和国家利益的视角来考量。     

现代性视野下当代人的精神危机

本文从泰勒所提出的现代性的三大隐忧：个人主义、工具理性和温和的专制主义入手,阐释了现代性认同的内涵,揭示了当代人精神的虚无、意义感的丧失与道德视野的退色,并尝试性的提出了精神救赎的路径。     

苏联在中国解放战争期间的对华政策

本文依据中、俄双方近年公布的文献档案材料，对中国解放战争期间苏联对华政策的矛盾性和变化作了新的分析，指出苏联对中国解放战争有过一定支援，但由于苏联领导人过高估计美国力量、过低估计中国人民力量，确首对中国革命有过限制和妨碍，中国革命是在冲破苏联领导人的限制之后取胜的。     

中共对美苏冷战的认知与政策选择

二战结束前后，围绕着中国局势的发展，在美苏国共三国四方之间形成独特的互动关系。它们之间关系的变化不仅影响着中国政局的演变，也冲击着东亚的国际形势。美苏冷战成为制约内战、制约国共关系变化的重要外因，但国共两党关系变化发展最终还是取决于它们各自对国内外形势的认识、判断和有关的政策决定。当美国企图以美苏和国民党的暂时联合，达到孤立乃至消灭中共的目的时，中共对当时的内外形势做出深刻的认知分析，充分利用美苏国共之间的各种矛盾，借用一切于已有利的机会和力量，制定正确的策略方针，逐渐取得对国民党的绝对优势，赢得内战胜利。随着中共与美国关系的破裂，中共最终做出了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抉择，美苏在远东的冷战就以中国为轴心而全面展开。     

全球化与教育政策:危机中的隐性变革

全球经济一体化使全球的教育政策步入隐性变革时代。从全球化视角考量,教育政策发生隐性变革有其深层原因:全球化促使全球教育的本质和功能发生演变,全球化促使教育的管理理念发生演变,全球化促使教育走向国际化。在形式上,全球语境下教育政策隐性变革是在两个相反向度上突显出来的,即同质建构与异质解构的趋势并存。由于新形式的教育模式和政策的不断涌现,这两种反向趋势始终处于不断交汇融合的竞争状态。从教育实践的角度看,教育政策隐性变革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民族国家对教育政策的重新阐释,民族国家对教育政策干预力度加强,教育政策时效性增强,教育政策应对意识和服务功能增强。全球化语境下教育政策未来将有四大发展趋势:第一,未来民族国家教育政策的制定将更多地依附于全球语境;第二,教育政策的制定将朝着多元化和多层治理的趋势发展;第三,未来教育政策的制定将以培养国民全球能力和终身就业能力为主要目标;第四,教育政策作为民族国家经济发展的助推剂的指导作用将日益彰显和巩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