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亮夫先生与楚语研究

楚语,是楚辞文学作品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它和楚声、楚地、楚物共同形成了“楚辞属楚”的这一鲜明的地方特色,因而,研究楚辞中的楚语,是楚辞研究中的十分重要的课题。但楚辞中的楚语研究是四者中最薄弱的环节。东汉王逸及宋代洪兴祖为后代的“楚语”研究奠定了基础。此后,“楚语”研究长期停滞不前,直到20世纪初才出现了第一部研究《楚辞》中之“楚语”的专著。姜老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与他深厚的学术根基两方面相结合,为20世纪楚语研究做出了超越前人的独特贡献。     

论楚辞、楚歌的判断标准

先秦楚辞、楚歌的定义应该根据地域特色,而不应该以"兮"字入句为限。屈原大部分作品援"兮"入句,后世作家模仿屈原,"兮"字入句俨然成为一种独特的文体。后世"兮"字入句的韵文自可视作诗歌之一体,但在概念上不宜与先秦楚歌、楚辞相混淆。楚辞的地域特色主要体现在楚声、楚语、楚地、楚物等方面,楚歌则因入乐还表现在楚地的音乐特点上。战国时期楚国各地的歌曲依然保持着相对独立的地域风格,我们在研究楚歌时,应该注意到楚歌音乐风格的地域差别。     

楚地鸡习俗遗留探源

在楚地汉族中，日常生活习俗中还遣留着种种关于鸡的信仰，结合各地鸡信仰的习俗，考证了这些习俗背后代表的真正含义，即鸡与生育信仰、灵魂神鬼及盟誓的特殊关系。     

探源“不穀”——以《国语》为例

“不穀”在《国语》中共出现11次,其中《楚语》5次,《越语》5次,《吴语》1次,皆为君王自称亦或唤他君之辞。通过探究上下文,发现“不穀”源于楚地君王自称,由于地理位置相近、文化融合,吴、越两国君主也效仿楚君使用此自称。此外,还从出土文献《上博简》《清华简》《马王堆汉墓帛书》,以及金文中发现“不穀”之“穀”的本字为“”,它是楚地方言词,后被常用字“穀”所替代,两者为通假关系。     

“窈窕”美的文化内蕴与后代经学家的改造

"窈窕"一词包含着深远、幽暗、隐微、幽静、飘忽、神秘等多种语义成份,本是用于描写自然风貌的楚语,后未才移用于写神或写人。《楚辞》对"窈窕"美的形象描写,再现了"窈窕"美的形态特征,即一种缥缈玄妙的神的;道家的美学理论、楚地的自然环境、楚地当时的社会形态以及由此形成的楚先民的性情和审美理想四者有机的结合,形成了"窈窕"美的地方色彩和文化内蕴。后世经学家对"窈窕"美的文化内蕴所作的改造,是出于适应大一统的封建政治需要,通过解经,自觉或不自觉地用礼教文化对古代楚文化进行了改造。     

出土先秦《诗》学文献与荀子的《诗》学思想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与《诗经》有关的简帛古籍在楚地大量出现,这些出土《诗》学文献或在荀子时代稍前,或与之同时,或稍后,为我们研究荀子与《诗》的关系又增添了文献上的依据。出土文献和《荀子》中都有一定数量的逸诗,这说明荀子所依据的《诗经》版本与今传《毛诗》的不同,而对《诗经》之外的逸诗进行搜集、整理、研究似是当时学者的共同兴趣。荀子从＂性＂、＂情＂出发,强调《诗经》的道德功能和政治作用,事实上把《诗经》推向了经典的地位。     

书开集句新世界——评张明华、李晓黎《集句诗文献研究》

张明华、李晓黎的新书《集句诗文献研究》是第一部研究集句诗文献的专著。该书不仅对历代集句诗的创作和存佚情况进行全面的考察和分析,对集句诗的保存与著录方式进行概括和归纳,考证集句诗的作者,辨别其文献的真伪,重视集句诗的辑佚和校勘价值,而且进一步探讨其价值的相对性。     

试论“楚语”的归属

一、引言“楚语”这个术语,早在西汉语言学家杨雄(前58—公元18年)的著作《方言》中就使用了,至今已有两千年左右的历史。后来北宋著名的文学家苏轼(1037—1101年)在黄州(今湖北黄冈县政府和黄冈地区行署所在地)任团练副使时,于元丰7年(1084年)写的一首《满庭芳》词中也提到“楚语”:“坐见黄州再闰,儿童尽楚语吴歌。”这是“楚语”在文学作品中较早的出现。“楚语”这个名称一直沿用到现代。但用“楚语”确指湖北东部一带方言还是40年以前的事。1948年,赵元任、丁声树等合著的《湖北方言调查报告》,将湖北省东部地区的17个县和西北角的竹溪、竹山共19个县的方言都划在第二区。作者指出:“这第二区可以算作典型的楚语,——如果要独立一种楚语的名目的话。”1960年,由湖北省方言调查指导组负责编写的《湖北方言概况》(油印本),也将鄂东和鄂东北一带的19个县市加上竹山、竹溪共21个县市的方言划为楚语区,其分布地域与《湖北方言调查     

论明词的价值及其研究基础

一、 从明词作家、作品及艺术成就、明词在中国词史上的地位、明代词学的发展等三个方面，论证了明词的学价值。二、从考证明代人的生平生状、考察明代艺思潮以及其他体作家作品的考证等方面，论证了明词的献价值。三、从献清理的角度论明词研究的基础，指出选本不足据，成说不足凭。     

"离骚"命题新探——兼对"屈原族别初探"质疑

本对屈原《离骚》命题，作进一步探讨。认为“离骚”的含义，既不是班固所说的“明己遭忧作辞”的“遭忧”，也不是王逸所说的“离别之愁”的“别愁”；既不是游国恩先生所说的“乐曲名称说”的“牢骚”，也不是龙海清、龙玉二同志所说的“苗族语言”的“要诉说”。在辨析诸家之说后，提出：“离骚”本是楚地方言，亦可称“骚离”。其意义，如司马迁所说，“离骚，犹离忧也。”“离忧”，就是忧伤、忧愁、忧痛，寓有楚语“连骚离”(即“亲痛”)的意思。故“离骚”，可释为“无限忧伤”。     

中国古代公文对儒家经典的引用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以儒家思想为尊,因此,古代公文通过直接或间接引用儒家经典,作为指导思想、出发点或证明具体观点的论据。这不仅使公文思想深邃、富有内在张力,也使儒家政治伦理和实践理性得到传扬。作为临民治事工具的古代公文与作为儒家思想具体表现形式的儒家经典相结合,成为“治统”与“道统”有机结合、互相补益的最佳诠释。     

图书馆古籍文献整理与研究文献梳理

古籍文献作为中华传统文化最直接的传承载体,是图书馆文献资源的重要组成。通过古籍整理与研究,更好地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坚定文化自信。重点梳理“图书馆古籍文献整理与研究”相关文献的发表年度、发文类型、作者机构和研究主题,以期总结我国图书馆古籍文献整理与研究的特点与发展方向。     

《古谣谚》的学术史考察——以“序”和“凡例”作探讨

《古谣谚》的编者用经典研究的方法整理谣谚,在谣谚的概念界定、外延拓展、内容分类及著录次序等问题上都取得了明显的成绩;《古谣谚》也指出了谣谚在“诗言志”这个命题中的重要地位;《古谣谚》的编纂及其取得的成绩意味着来源于民间的谣谚进入严肃的学术研究领域,开中国现代学术重视谣谚研究之先河.     

论古代文学研究的"当下关怀"

呼吁古代文学研究的“当下关怀”,并提出一些思考和建议。古代文学研究应在坚守审美本位、纯文学本位、纯学术本位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关注现实,关注国计民生、世道人心,主动介入、积极参与政治文明建设、道德建设和社会文化建设,对当下流行的文学思潮、文化思潮做出“回应”,发出自己的声音。古代文学研究只有走出象牙塔,贴近现实生活,贴近公众,才更有活力。古代文学只有走进当下,才会“复活”起来,才更有价值。古代文学研究者应“定位”为人文知识分子,以学术研究为高尚事业,代表社会良心和公论,将自己的思想识见贡献给时代,实现人生理想。     

语文知识教学的历史回视

当前,语文课改的研究重心已从课程范式的结构转型转向了课程内容的重构层面。语文课程内容的重构基于语文课程知识的重构。重构不是推翻传统重新来过,也不是西方母语教育理念的“话语平移”,而需要回视语文知识教学走过的路径,在反思中把握住语文知识教育应然的态势。自古代以来,我国语文知识教学经历了从混沌零散到明晰系统、从经验到理论的发展过程,形成了内潜体悟——结构分析——意义构建的三种知识教学取向。     

试论中国古代文学与人文精神

中国古代文学对社会的文明进步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人文精神教育是一切教育的核心。研究古代文学与人文精神的关系已使众多学者投入其中。然而目前,利益充斥着整个社会,人文精神日益萎缩。古代文学所蕴涵的人文精神资源逐渐被大众所遗忘。如何充分利用古代文学所蕴育的精神来弘扬人文精神,本文作者进行了探讨。     

合法性理论溯源

合法性是政治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合法性理论是政治学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古代和近代的政治思想家对合法性理论的探索基本上遵循着理性建构主义的传统,尽管两者之间存有差别.到了现代,则出现了合法性理论研究理性建构主义向经验主义的转型.当代的合法性理论研究,则表现为理性建构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结合.     

试论古代公文中的情感

本文分析了古代公文中情感存在的原因:人治替代法治的治国传统、文学与非文学的交叉渗透以及公文作者的学者化和文人化;同时根据情感内容、表达风格和表现手法的不同,对古代公文中的情感进行了分类,并结合具体的文章进行了描述。     

古代河南教育发展略述

河南教育发展的历史曾是中国教育史发展的主流和浓缩。从古代学校的发展历程来看,中国学校教育自古就与河南有着一定的历史渊源;古代河南培养出灿若群星、影响深远的教育家;河南古代教育的优良传统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着重要推动作用。     

中国古代公文中骈体与散体的运用

骈体与散体是古代公文写作中经常使用到的两种文体。它们既有区别,又有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