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的重大政治决策与史学

秦始皇生当中国封建社会由大分裂走向大统一的历史时期,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以为政治决策服务,已经成为政治家们普遍的实践活动。回顾秦始皇在统一中国和鼎新立制中若干重大政治决策的形成过程,可以看到史学对政治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它体现了秦始皇对历史鉴戒功用的自觉认识,更加直接地反映出史学的社会意义     

历史通俗化与现代史学发展

当前,历史通俗化现象正在受到热议,然而其内涵似乎尚缺乏一个明确的界定。其实,历史通俗化不是新生事物,它既不同于历史题材的文学、小说,也有别于专业的史学。不管是从史学自身功能的实现还是从满足民众对历史知识的需求来看,通俗化都应该是现代史学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     

历史语境视域下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构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人,对促进中国传统史学现代化和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作出了重大贡献。李大钊史学思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有其特定的历史语境和逻辑理路,他联系中国革命的具体进程,对历史、历史学、历史观以及史学与人生、史学在科学中的地位等作出了精辟论述,强调要以"新"历史观指导史学研究,重视史学的理论基础,把"活历史"放入整个历史进程之中,以"民众"为基础建构"平民"的新历史,最终本着建设社会主义的价值旨归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历史观、认识论、方法论和研究范式等方面,这些思想对于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具有原创性贡献,确立了中国历史研究的价值意义和目标取向。     

试论历史人物的界定

历史人物就是指历史上客观存在过的人。不论是社会精英抑或普通民众，凡是有助于实现历史学为人类发展服务的目的，都值得研究和评价。这是由史学的学科性质和历史研究的目的所决定的。对社会精英之外普通民众的研究尤其要引起重视。     

两汉时期封建专制主义史学的确立

如何深入认识封建专制主义的史学,至今还有很多问题值得我们探讨。本文试从历史和史学发展的角度,就关于封建专制主义史学的确立及其特点和作用,谈点个人的体会。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在中国历史上建立了空前统一、多民族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国家。“汉承秦制”之后,虽然在历史上也曾出现过分裂割据的局面,但这     

历史教育学初探

近年来,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论探讨越来越深入地谈到了史学的社会功能和如何发挥史学功能的问题。大家较一致地认识到史学的社会功能在于传授知识,增长智慧和才能,提高文化素养,培养道德情操,总结历史经验,阐发历史规律。它是增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能力的重要手段。这正是精神文明为物质文明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为物质文明的正确发展方向提供有力的思想保证所赋于历史科学的任务。同时,人们也充分意识到史学功能的作用又要通过大量基础的、普及的教育来显示,特别是对亿万青少年的历史教育来实现。所以,史学的社会功能要通过历史教育这一中介才能转化为巨大的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     

邓小平的史学思想

邓小平思想,博大精深。在史学的研究指导方面屯有较多的论述。他坚持唯物史观为历史研究的指南,认为历史是中国发展的精神动力,主张用历史教育人民。这些史学思想是指导新时期史学发展的宝贵精神武器。     

历史叙述与历史意义的统一--评希罗多德的《历史》

古希腊著名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所撰写的《历史》,为后世西方史学奠定了历史叙述体的编纂体 例、道德、政治垂训的历史意义、社会文化史的史学范型、求真的史学批判精神和总体世界史观等诸多史学"范式", 其中,历史叙述与道德、政治垂训的历史意义在《历史》中达到完美统一和高度结合,对今天的历史研究仍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和借鉴价值。     

章学诚“史意”概念发微

“史意”概念的提出,是清代学者章学诚对中国史学传统的认识和对当代史学现状的不满有感而发的,章认为,从春秋以来到司马迁、班固和刘氏父子所形成的史学精神,渐为后世史学家所遗失,所以,他应该继承孔子著《春秋》的精神宗旨,发挥文学对现实的教育意义,史学应该“决逝去取、各自成家”,史学的任务是要做到通过客观历史的研究达到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史学要起到稽古鉴今、借以经世的作用。     

教科书应及时反映史学研究成果——以中国古代史内容为例

学术界关于中学历史教科书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新旧、不同版本体例、内容的特点、纰漏等方面,很少涉及将史学研究新成果及时引入教科书的问题。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有一个立即普及以服务社会的问题,同样,历史学的重要成果也应该及时惠及民众,而惠及民众的最佳途径是将重要成果写进中学历史教科书。本文拟对中学历史教科书是否反映了重要的史学研...     

修昔底德历史叙述范式的特征

历史叙述体是最古老的一种历史编撰方法。希罗多德通过史学革命草创了西方历史叙述体的范式。修昔底德则把历史叙述与求真的史学批判精神、求善的道德垂训历史意义和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精神完美地统一和结合起来,为后世西方历史叙述体奠定了范式。     

新史学与清末历史教科书的编纂

晚清新式历史教科书的编纂,是中西文明不断融合下学术分科和学制变革的产物,经历了由译介到自编、由学习欧美到学习日本的转变过程.历史教科书承载着构建一般民众普遍历史观、世界观和民族观的重任,而新史学以先进的史学理念掌控了国民历史知识的重构权,将以进化史观为理论指导、重视历史解释、强调史学致用、关注民史、反映人类社会全貌和重视史书表现形式的多样化等观念贯彻到历史教科书的编纂中.此外,新史学试图通过增强历史文化认同来激发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的主张,也在历史教科书的编纂中得到充分体现,直接影响了这一特殊历史载体的书写范式.     

英国的历史工场运动

20世纪60年代晚期开始的历史工场运动是以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拉斐尔·萨缪尔为首的牛津大学腊斯金学院的师生所发起的史学民主化运动,它吸引了广大的民众参与,对打破历史学家对历史知识的垄断,在民众中普及历史知识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论佛学对梁启超晚期史学的影响

梁启超晚年偏爱佛学,在史学研究中大量使用佛学话语来解读历史和史学,倡导史学界重视佛教和佛学,故其晚期史学思想也深受佛学理念的影响,在历史发展动力、因果律的理解及经世致用思想等方面表现出不同以往的思想倾向,体现出明显的佛学取向。佛学的影响使他更加注重历史发展主体性因素和精神作用,塑造了其晚期史学的基本风貌,并使其得以融汇佛、史,以佛家的胸怀践行史家的天职。     

对近年来《百家讲坛》的若干思考

近年来《百家讲坛》节目的盛行蕴含着一种新的社会文化现象,在本质上是精英历史文化向大众历史文化的对接;精英史学开始走向大众,满足其心灵与精神需要,缓解了现代社会张力;这体现在史学功能的新变化上又表现在为史学发展提供了新契机。     

对近年来《百家讲坛》的若干思考

近年来《百家讲坛》节目的盛行蕴含着一种新的社会文化现象,在本质上是精英历史文化向大众历史文化的对接;精英史学开始走向大众,满足其心灵与精神需要,缓解了现代社会张力;这体现在史学功能的新变化上又表现在为史学发展提供了新契机。     

秦始皇是历史上统一中国的第一个人吗?——兼谈我国统一之形成问题

在一个很长的时期,我国史学界对秦始皇的研究,有评价过高的倾向.“四人帮”时期的一些文章,对秦始皇是肆意美化,竭力吹捧.或把秦的统一完全说成是秦始皇个人的功劳,或把秦始皇打扮成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共同代表,甚至连古代史书上连篇累牍记载的秦始皇的暴政也一笔勾销,说成是孔孟之徒的反动宣传.这种“帮用史学”,当然早已随着“四人帮”的倒台而失去了存在的脊柱,其谬论业经许多同志撰文     

“天下之民不乐为秦民”——试探秦始皇“更名民曰黔首”的历史渊源

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统一全国,在下令议帝号,称皇帝,自称曰“朕”,并自号始皇帝的同时,宣布“更名民日黔首。”对于秦始皇这个举措,历代学者、史家都只注意到皇帝等称号的历史意义,或对其“传之无穷”的意图给以嘲讽;而对于“黔首”的“更名”则不予引述,或者也仅限于词义的解释,说它不过如黎民、黑头而已。“四人帮”为了反党夺权的罪恶目的,大搞影射史学,别有用心地歪曲历史,     

当代中国史学的形态、演化及发展趋向

从历史书写的目的性和治史观念来看,当代中国史学存在着主流史学、精英史学和大众史学三种主要史学形态。主流史学指的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有着鲜明的意识形态化特征和系统完整的史学话语体系;精英史学重视思想独立,富有批判精神,有着与主流史学差别甚大的学术评判标准和话语系统;大众史学以社会需求为导向,社会大众均参与历史知识的生产、传播与应用。三种史学形态的嬗变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1949年到1979年为第一阶段,总体特征是主流史学主宰史坛,从各个方面支配着精英史学和大众史学;1980年至今为第二阶段,总体特征是主流史学面临考验,精英史学不断崛起,大众史学异军突出,并逐渐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三种史学形态都面临诸多发展中的问题。主流史学要想继续保持主流地位,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平台上形成不同学派,张扬其理论的个性力量,与精英史学和大众史学互动;精英史学的研究领域不断扩展,学术流派渐趋形成,个性化研究日渐凸显,不断为认识历史提供新的解释框架,逐渐引领了当代中国的历史研究;大众史学发展迅速,影响日大,但乱象不断,亟待进行理论建设和学科建设,主流史学和精英史学需要进入大众史学领域,参与大众历史知识的生产、传播与应用。     

文明史学在近代中日两国的兴起与变异——以田口卯吉、梁启超为重点

文明史学起源于西欧,19世纪70年代初传至日本,20世纪初进入中国。经田口卯吉、梁启超等人的提倡和实践,文明史学在日、中两国兴起。一方面,中日早期的文明史学拥有共同的理论特征,主张以进化史观取代传统的历史观念,以民众心理、社会风俗等为研究重点,以历史的因果关系、演化规律及公理公例为追求目标,以文明之精神为历史进步的决定性力量;另一方面,中日早期文明史家在接受和传播西欧文明史学现代性理念的同时,又因应时势,予以改造与发挥。西方史家认定文明史合于自然科学的性质,中日史家则主要是从社会科学角度来理解文明史;日本史家通过文明史学确立民族自信,中国则出现了明显否定民族传统的历史虚无主义倾向;日本早期的文明史学带有较严重的国家主义色彩,中国的文明史家则强调本民族的团结与自救。循流溯源,观同析异,这对于深刻认识中日两国史学现代性的发生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