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汉士人的遗令和敕子书看东汉士风

从东汉士人的遗令和救子书入手对东汉士风进行了一个角度的分析和透视。东汉士人在遗令和救子书中大都以明哲保身的生存原则告诫后人，这里面有社会现实的原因，更多的则是体现了东汉士人与皇权的疏离，以及开始对家族利益的关注，这是士族在东汉形成的一个基础和表现。另外他们也不是一味消极，对薄葬的身体力行，体现出士人对扰乱朝纲的外戚和宦官的隐性批判和不予合作，这又让我们看到了东汉士人儒家风范的一面。二者看似矛盾，实际上一隐一显构成了东汉士人的人生价值取向和人生态度。     

东汉末年的士人政治——关于党锢之祸的历史解读

东汉后期,政治开始趋于腐败,社会渐显动荡,经济亦逐渐走向不平衡,土地大量集中于豪族、权臣手中,士人阶层在专制的压迫和权势的诱惑下开始走向分化。发生在东汉桓帝、灵帝时期的党锢之祸是东汉末年士人参政的集中体现。     

士人交结与文本书写:东汉游学士人文化活动考察

东汉游学士人的文化活动集中表现为士人交结和文本书写两种。游学者日众,推动了弟子同业师、故吏与府主这两组关系的加速发展,同时,士人学宦一体的天然联系与志士交结的有意为之又进一步促成了士人群落的生成。士人游学增盛、交结成风,最终又促进了文章的大量书写。这些书写既包括以修史、定经为主体的官方活动,也有纯私人性质的个体写作,如士人游学生活的日常记录与情感抒发,与家人、朋友间的书信往来等。在共同的书写中,东汉士人们相互启发、彼此竞争,共同促进了东汉文章的发展,召唤着汉魏之际文学自觉时代的到来。     

固迷世纷 永矣长岑——班固、崔骃人生道路之比较

班固和崔骃作为东汉明章时期的文学名人,具有诸多相似之处,通过对读《答宾戏》和《达旨》,可以发现班固功名意识强烈,崔骃则相对淡薄。这种差异源于二人家世背景、人生经历和个性的不同,并导致他们选择了不同的人生道路。班固和崔骃经历了东汉历史上第一次外戚与宦官之争,他们的人生选择对东汉中后期士人具有初始意义,是东汉中后期士人命运的缩影。     

追迁逝于夐古转意象于虚圆--从《古诗十九首》看东汉士人时空意识的扩展

《古诗十九首》主要是东汉中后期无名诗人所作，它寓远于近，审神奇于平淡的特殊风格，可谓开一代诗歌新风。这种风格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东汉士人时空意识的扩展。东汉士人时空意识的扩展可说是魏晋时期发生的文的独立与人的自觉的早期表现和重要步骤。     

固迷世纷永矣长岑--班固、崔駰人生道路之比较

班固和崔駰作为东汉明章时期的文学名人,具有诸多相似之处,通过对读<答宾戏>和<达旨>,可以发现班固功名意识强烈,崔駰则相对淡薄.这种差异源于二人家世背景、人生经历和个性的不同,并导致他们选择了不同的人生道路.班固和崔駰经历了东汉历史上第一次外戚与宦官之争,他们的人生选择对东汉中后期士人具有初始意义,是东汉中后期士人命运的缩影.     

《古诗十九首》的焦灼意识

《古诗十九首》是东汉末年乱世士人心态的真实写照,集中传达了士人功业难就与时光易逝两相矛盾的焦灼意识。其焦灼意识的产生,既源于儒家的入世精神,更源于东汉末年黑暗破败的社会现实。当《古诗十九首》将这种焦灼感融入“逐臣弃妻与朋友阔绝”的主题之中时,不仅表达了特定时代里士人的独特情绪,也传达出了整个封建社会士人的共通情绪,而这正是《古诗十九首》之典型性所在。     

固迷世纷 永矣长岑——班固、崔骃人生道路之比较

班固和崔骃作为东汉明章时期的文学名人，具有诸多相似之处，通过对读《答宾戏》和《达旨》，可以发现班固功名意识强烈，崔骃则相对淡薄。这种差异源于二人家世背景、人生经历和个性的不同，并导致他们选择了不同的人生道路。班固和崔骃经历了东汉历史上第一次外戚与宦官之争，他们的人生选择对东汉中后期士人具有初始意义，是东汉中后期士人命运的缩影。     

东汉后期清流士人心态探析

东汉后期，由于朝政腐败，封建统治岌岌可危，满怀报国热情的清流士人为了挽救封建统治的危机而作出了种种努力，但东汉王朝无可避免的没落让他们的希望化为了泡影。所以这一时期的清流士人欲进不忍，欲退不能，陷入了迷茫、痛苦和无奈的矛盾心境中。     

李固与后汉党锢之祸

本文试图从梳理东汉著名政治家和文人李固与东汉党人的关系中,探寻李固对党人的影响,借以揭示东汉“党锢之祸”的发生原由及其产生的影响,从而展示汉末乱世给士人带来的深刻影响及中国早期知识分子的人格魅力与气节。     

浅说金缕玉衣

汉代是我国玉器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其时,用于丧葬的玉制品有了明显的发展。皇帝和高级贵族死后穿用的殓服,即玉衣,是颇具特色的汉代玉制品。玉衣之作,兴于东周,盛于两汉,衰于魏初。玉衣仿照人体形状而作,以便盛放死者。玉衣的使用,从不完备到逐渐完备,经历了较长时间,才最终形成制度。     

汉代画像中的“事死如事生”观念与孝道思想探讨

汉代画像是埋入地下的一种特殊的画作,是两汉时期厚葬之风的产物。这种性质决定了它的特殊性,从图像内容到表现形式都服务于墓主人,与丧葬礼俗有着密切的关系。对幽冥世界的关怀与想象,始终是汉代画像着意表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这个主题有着丰富多彩的内容,譬如由体现孝道思想而产生的“事死如事生”观念,在汉代画像里便有生动而深刻的反映。     

试论汉代后妃谥号

谥法源于西周,秦时短暂废除,西汉恢复。西汉时出现了历史上第一位拥有自身谥号的皇后,直至东汉,后妃有谥逐渐成为定制。西汉后妃多从帝谥,东汉后妃普遍有自身独立的谥号。东汉后妃美谥居多,但谥字所蕴含的道德内涵与生前行迹未必完全相符。由于身份地位限制,后妃谥字与皇帝多有不同。与后世相比,汉代后妃谥号用字更为质朴平实。     

汉代吉祥动物纹瓦当的装饰艺术与美学思想

汉代是我国古代瓦当发展的高峰时期。考古出土的汉代瓦当装饰纹样十分丰富,尤以动物题材的纹样居多。本文选取典型的汉代吉祥动物纹瓦当,对其纹样题材、表现形式、象征意向等进行分析,归纳其装饰艺术特征,并对其所反映的汉代美学思想进行探讨。     

长城沿线环境破坏与长城位置移动

古代中国生态环境的破坏是长城移动的重要原因之一。秦汉长城中段位于阴山山脉，西段延伸到罗布泊。秦汉以后，由于森林破坏、毁草开荒及战争，长城中段南部大面积草原沙化，其西段河西走廊地区多处绿洲被迫废弃。其结果是秦汉以后的长城位置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与汉长城相比，明长城中段向南退缩500千米，东段南迁100至300千米，西段则向东缩短了大约600千米。     

汉帝王后妃楚歌艺术特色成因浅谈

楚文化本身固有的悲情因素；汉代“以悲为美”的风尚；现实政治生活遭际带来的巨大痛苦，是造成汉帝王后妃楚歌悲剧色彩的主要原因。楚词歌、乐、舞的混融状态；汉代倡乐之风的盛行；充分抒情的需要，是造成汉帝王后妃楚歌歌、舞、乐三位一体混融状态的主要原因。     

论秦汉时期辽宁地区的民族与文化

先秦时期有辽宁地区，在东北地区经济文化发展中起着枢纽作用，燕国将华夏文化直接传播到了辽宁及其以外地区，秦汉统一王朝对东北地区实行了郡县，王国，部落三种相辅相成的政治政策，进一步促进了辽宁等地的民族融合和文化发展。     

汉简所见汉代河西边郡人口来源考

从汉简资料及传世文献的记载来看,汉代河西边郡的人口来源不仅有内地移民、罪犯,还有归降的乌孙、月氏、羌、匈奴、卢水胡等少数民族,他们对河西的开发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秦汉时期的云南西部疆域变迁

秦汉时期云南西部疆域是我国西南门户之一，此间，随着秦开“五尺道”、西汉“开西南夷”置郡县和东汉置永昌郡，自东向西，云南西部疆域逐步推进到澜沦江、怒江以西直至高黎贡山西麓、伊洛瓦底江东岸广大地区，为后世我国西南边疆的空间范畴奠定了基本格局。     

汉画像石棺的宗教认识

汉画像石棺有着很强的地域性,但在宗教思想的主要内容上与汉画像石是一致的。从时间上看,汉画像石棺出现并流行于东汉;从地域上看,以四川盆地最为集中;从宗教内容上看,主要表现死升仙的愿望。通过对“天门”、仙界等的深入认识,在相关的比较后,汉画像石棺为我们理解汉画像石的宗教内容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