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理学对朱子理学的继承与发展

冯友兰一方面继承朱子理学“理在事先”的本体论原则、伦常观念和天人合一的思想模式,另一方面又对其加以改造。他用西方哲学思想解释、改造和印证程朱理学思想,把中国哲学史上有代表性的学说都综合到理学的论域之中,并且运用逻辑分析的方法对朱子的基本观点做出理论上的论证,创立了新理学体系。     

武夷山摩崖石刻与朱子理学思想

武夷山素有“道南理窟”、“闽邦邹鲁”之称，是朱子学的发祥地和宋明理学的重要发源地之一。遍布干碧水丹山之间的哲理刻词，形象、生动、直观地展示了朱子理学深厚的文化内涵。结合武夷山的摩崖石刻，对假座武夷山的武夷学院的校园石刻予以诠释，揭示其深刻的理学意蕴。     

论李侗在朱子理学创立中的作用与影响

李侗作为朱熹继承道统的最重要老师,在教导朱熹的过程中,以满腹的义理之见和极富魅力的人格感召,传授下一脉相承的理学之源,为朱熹集成理学的伟大事业发挥了不可忽视的桥梁作用。同时,他那独特鲜有、澄心默坐的授受方法,还为朱熹及其后学的义理研求,另辟了全新的思考路径。     

略论朱子对佛教的超越

朱子对佛教的超越体现在：不仅热爱生活,更要认真应对生活;由佛教“本心”的立场转换到理学“本天”的立场;由禅门的“理障”上升到理学的把物理与虚灵结合起来;承认“情”的积极性价值,提出“四端说”;最终由佛学的“豁然顿悟”上升到理学的“豁然贯通”。朱子的哲学触及佛教的灵魂深处,的确称得上构成中国思想史上放射出异彩的“深造自得之学”。     

朱子《大学章句》哲学诠释学探析

简述朱子经典诠释实践是儒家经典实现由"注疏"到"义理"经典诠释转向的典型代表。阐述在《大学章句》的诠释实践中,朱子通过补"格物致知传"及对"三纲八目"理论架构的重新梳理,实现其解经方法从汉儒训诂到推衍文义的转变;另一方面,朱子从涵养、践履的工夫论角度出发进行哲学诠释实践,在客观上建立起一整套以理学为核心的方法论与本体论统一的新儒学体系,使其经典诠释活动超越方法论的局限进而将传统诠释学提升到哲学诠释的高度。     

试论《周易》“太极”思维影响下的朱子理学美学

本文以《周易》学说中太极思维对于朱子理学在美学角度的影响为关注点,探讨朱子理学中的《周易》太极思想所展现出的美学面向,藉此梳理朱子理论中的美学脉络,以求加深对于朱子理学相关理论的认识。本文认为,朱子理学美学中的美之观念,紧紧跟从于其在太极思维阐发下的理之观念,无论是理,还是美,在朱子的思想体系下都是先验而一致的统一理念,实际上可以归化为《周易》学说下的太极思维之中。     

朱子理学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渗透与应用——以武夷学院为例

朱子理学是一套完整的、特色的思想道德教育系统,在我国文学思想历史发展进程中举足轻重,对于现代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也有着很大的启示作用。通过对朱子理学的思想精华进行深入挖掘,并以武夷学院为例,发现朱子理学在现代高校思想教育中的渗透与应用情况,力求进一步探讨其在现实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的价值,丰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     

论宋代理学教育哲学的本质主义特征

理学教育哲学代表了中国前近代社会的最高思想成果，它因此也构成了中国近、现代教育哲学发展的重要历史前提。程朱理学、阳明心学和明末清韧的理学批判与自我批判思潮，是理学发展三阶段的典型代表。程朱理学和阳明心学虽都以道德主义为其根本特征，但由于它们对道德本体与道德主体间的关系进行了不同的处理，又使它们分别表现出本质主义和存在主义的不同特征。理学本质主义集中体现为由太极以立人极的本体论思想，用道德本体设定道德主体的主体定位方式，以“理”释“礼”的权威主义价值取向和“涵养须与敬，进学则在致知”的方法论思想。     

贯通形上形下的努力——试论真德秀对朱子理学本体论的发展

真德秀的哲学本体论与朱子理学有明显区别。其“道”是自然规律，主要体现为天时与地利；其“理”是必然与应然的统一，必然是因果，应然是中正标准；其“太极”追求乾元与吾身的一体，集中体现了他贯通形上形下关系的努力。其“气”范畴具有阴阳之间感应、人赖以生存的条件、生命现象和人的精神等多重含义；其“器”范畴包括人的才质和独立人格等含义；其“物”范畴则具有客观对象和人的创造与实践成果等意义。真德秀专门讨论形上与形下二者关系时，既认识到“道”、“器”不可分，同时又强调“道”、“器”不相混。在“理”与“物”的关系中，强调二者未尝相离，以论证社会规范与自然规律的统一，避免了“理”独立于“气”的概念虚化之弊。     

朱熹与黑格尔哲学之比较

朱熹和黑格尔的哲学在东方与西方很具有代表性。他们对哲学的思考有着一定的相似性,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从哲学的本体探索来看,朱熹的理和黑格尔的绝对理念都是世界的本源,但朱熹的理是先天完备无缺的精神,而黑格尔的绝对理念是一种不断自我完善着的精神;从哲学的逻辑构架来看,朱熹哲学和黑格尔哲学的逻辑构架都是圆圈式的,前者是从理到理,后者是从绝对理念到绝对理念;从哲学体系的内在矛盾来看,朱熹和黑格尔哲学体系都存在着两种内在的矛盾,这是他们本人无法解决的。     

从《朱熹集》看朱子对孔子的继承与发展

:朱子思想与孔子思想有直接的渊源关系。《朱熹集》中朱子对孔子进行了多方面论述 ,如论述了孔子思想体系中的“仁”、“克己复礼”、“忠、孝、信、义”等有关内容 ,诠析了孔子与《诗》、《书》、《礼》、《乐》、《易》、《春秋》的密切关系 ,强调了孔子学说中严格等级制度的正名主义 ,进一步宣传了“三纲”思想     

朱熹以理学为精神内核的服饰美学思想

朱熹是程朱理学的代表人物和集大成者，他的以理学为精神内核的服饰美学，在其繁博宏富的哲学体系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本文试图从理性本体论、伦理学本体论和“中庸”与“中和”特色等三个视角，来阐释他深湛的服饰美学思想及其对中国儒家服饰美学思想在继承和发展上所产生的重大作用和深远影响。     

儒家伦理法律思想的影响与启示

中国传统法律体系形式上是法的而内容却是礼的，作为儒家伦理规范重要范畴的“仁”构成了中国传统法律思想的核心和出发点。儒家通过以礼入法，从而使儒家伦理不断法律化，导致中国古代礼法界限日益模糊。这一方面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时也给我们带了一定的启示。我们应采用辨证的态度，来合理地利用这一宝贵的化遗产。     

党争与朱熹散文创作

南宋时期党争活动频繁、激烈,朱熹作为南宋道学党魁,其毕生亦深陷党争旋涡之中,党争活动对其散文创作产生着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几方面:一是从朱熹党争时期的散文创作中,可见南宋衰世之中党争乱局的激烈复杂;二是在"以文为器"的散文创作观念下,朱熹党争时期的散文创作服务于政治斗争的现实需要;三是朱熹在不同党争时期的散文创作受其心境影响,有着不同的书写内容和情感基调;四是可从其党争与散文创作中见其多层次的人格形象。     

朱熹易学思想与诗歌关系考论

朱熹对其易学思想的诠释方法是多样的,其中诗歌就是一重要手段,因而,从诗歌的角度来探讨朱子易学是可行的。朱熹诗歌中包含着其大量的易学思想,而其易学思想对其诗歌又有重大影响。以诗彰显易理,以易理影响诗体,是朱子易学诠释和诗歌创作的重要内容。     

朱熹政治思维下的“诚意”阐述

朱熹对＂诚意＂的关注态度是和＂天理＂一起并列的,是其思想的代表部分。朱熹一生为官的时间并不长,但为了改变当时的政治的腐败,他把希望放在了君主的身上,盼望通过对君主教授＂诚意＂来＂正君心＂,从而实现天下的大治。     

朱子《家礼》的实质及其特色

朱子《家礼》是朱熹礼学思想的代表性著作,是自南宋以来影响最为广泛的一部"庶人礼书"。虽然历史上关于这部书的真伪问题说法不一,但近代以来已基本倾向于该书出自朱熹之手无疑。综观《家礼》,宗法制度是其实质和核心,祠堂制度和祭田制度体现出其特色,冠、婚、丧、祭的礼仪规约都是围绕着这三方面来展开的。     

朱熹“和”思想及其当代意义

本文从人自身即人格和谐、人际关系即社会群体和谐、人与宇宙自然整体和谐、人类和睦世界和谐四个方面阐述朱熹的“和”思想,指出朱熹“和”思想是儒家一贯提倡的道德和谐、群体社会和谐、整体和谐、世界和谐的辩证和谐观,是以“不同”为前提的多元和谐观,是积极有为的“仁爱”和谐观,故朱熹“和”思想在当代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朱子学在越南的传播与影响

朱子学于13世纪中叶传人越南。在陈朝（1225—1400）,它是以反佛教的面貌受到越南士人的重视,并通过教育和科举在贫民百姓中传播。黎朝（1428～1784）初,以朱子学为代表的儒学在越南取得了独尊的地位,成为社会的正统思想。这时,越南出现了一批朱子学者,推动了越南朱子学的发展。阮朝前期（1802—1885）,越南有许多朱子学研究著作出版,仍保持兴盛的势头。1885年,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朱子学开始衰落。600多年间,朱子学对越南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张栻对朱熹心性论的影响

朱熹受张栻影响形成的心性论,代表了宋代儒家哲学思维发展的水平。张栻对朱熹心性论的影响始于二人对"中和"问题的讨论,"丙戌之悟"和潭州之会都是以张栻心性论为主导,强调的是心为已发,性为未发,性体心用,与此相对应的工夫论是"先察识后涵养",这对朱熹早期心性论产生了重要影响;"己丑之悟"以后朱熹开始提出新的心性论,并与张栻辩难,批判了胡宏心性论思想,最后二人提出了察识和涵养并进的工夫论和各自心性论的纲领和核心——"心主性情"和"心统性情",朱熹在张栻影响下建构起较为完备心性论的体系,这在宋明理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