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籍卡上的幽默--如是我闻·之三

有机会漫步在牛津大学林荫小道上的中国学者,大概都会乐意想起另外一个中国学者的名字来.有了他的身影,客居牛津的中国学者总会额外地平添一份自豪.     

钱钟书的一篇文章

在余杰的《火与冰》那本书里,几处提到钱钟书,说:“无疑,钱钟书是一位优秀的学者。但他并非奥林匹斯山的神祗,否则在那些悲惨的日子里,他何必拼命抓《毛选》英译本编委会负责人这根救命的稻草呢?钱先生字默存,然而,要是他真的保持沉默,他就不可能生存下去了。……在《柳如是别传》中,我读出了陈寅恪的面貌音容;在《管锥编》中,我读到了密密麻麻的注解,而钱钟书自己的面目却模糊不清。”(“心灵独白二·四十七”);“世纪末,‘钱学’大盛,也算是杂草丛生的学术界的一朵奇葩。此‘钱学’(钱——钱钟书也)固非彼‘钱学’(钱——金钱也),但同样令我怀疑。我以为,钱钟书是一位伟大的注释家,而非原创性的思想家……”(“心灵独白三·九”)。后生晚辈对先生前辈的不以为然溢于言表。不过,我们也不能只看到不恭,还得承认余杰的童言无忌,而童言有时甚或就是“知言”。虽然“拼命抓……稻草”之说有些不顾事实,那根“稻草”是谁想抓就能抓,谁想不抓就能不抓的吗?说“钱钟书是一位伟大的注释家”也大致不差,却忘了还有《围城》在——这,都欠公道;但说“钱钟书自己的面目却模糊不清”,我以为是有根据的。     

钱钟书《围城》与中国现代小说

我想介绍一下钱钟书的文学创作。因为钱钟书在今天构成了一个话题。对学问家的钱钟书，大家大概不会有什么争议，但作为文学家的钱钟书一直到今天还是有争议的。我们不妨看看一些有影响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譬如杨义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是将钱钟书小说放在上世纪40年代小说创作范围里来论述的，也就是说，在这一范围里钱钟书的创作才显得有意义。另外就是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30年》，对钱钟书的论述也是放在上世纪40年代框架中来论述，指出他作为讽刺作家的文学意义。     

小楼里的钱钟书──摘自《今日名流》1994年第8期

小楼里的钱钟书──摘自《今日名流》１９９４年第８期原作：古继堂钱钟书──当代中国学术界的大师，他身上弥漫着浓郁神秘色彩。比如：他精通多种外国语言，能用英、俄、日、德等诸种语言，文研所接待一批四五个国家的学者，他使用这几个国家的语种与外宾对话，像用汉语...     

引领读者进入“钱学”之门的向导——胡范铸《钱钟书学术思想研究》读后

在目前遍于海内外的“钱钟书热”中,钱钟书先生作为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短篇小说集《人·兽·鬼》和长篇小说《围城》的写作者,早已名扬四海;作为博大精深的学术专著《谈艺录》、《宋诗选注》、《管锥编》和《七缀集》等的撰著者,他也久已誉满学界。不但硕学通人对他倾心折服,即便一般读者,也如醉似痴地千方百计搜求他的著作。更有中外钱钟书研究家,不顾他本人自甘淡泊宁静的坚决反对,以他的生平和撰著历程为研究课题,连篇累牍地推波助澜,形成一枝独秀处处走红的“钱学”。钱钟书多年知交、著名学者黄裳在谈到“钱钟书研究”时说:“我觉得把他的著作分做两类来研     

"书蠹鱼的一次盛宴"

当代作家李公明先生十多年前从英国访学归来以后,一直对牛津宽街(Broad Street)的书店念念不忘。因为当初他随身携带的《牛津指南》中,就有“宽街是为蛀书虫准备的一场盛宴”的话,而在实地淘书以后他更发现:     

库切的青春肖像

200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库切是群众中的异类，也是作家中的异类。他离群索居，不仅对社会、政治和文学圈子，对自己亦保持相当的距离。在自传《青春》中，他以充满自我嘲讽的语气，以第三人称和现在时态回忆往事，并自创了一个词“autrebiography”来形容这种文体，以区别于“auttobiography”(自传)——“autre”是一个法文词，有“另外”或“他者”之意。     

英语学习词典在中国的接受与研究

新出版的《牛津英语学习词典在中国》是我国学者对改革开放以来国内英语学习词典研究文章的汇编.该书收录了涉及牛津系列英语学习型词典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文献,首次对英语学习词典研究进行了全面总结,忠实地记录了国内学者对英语学习词典由最初感悟性的认识到系统研究这一过程,向读者展示出英语学习型词典“中国化”的探索之路,对我们了解改革开放以来英语学习词典在我国的接受与研究很有帮助.     

“杂七杂八”和“洞里打洞”

在一次古籍整理讲习班的开学典礼上,一位专家抱怨现在的专业分得太细,中青年学者的知识面窄。他说,在学校,现在能独立讲完一部通史的人不多,更不要说让治史的去教文学课程,或叫搞创作的去讲民俗学了。诚然,这个问题少说也提了好几年了。按现在这样:一个萝卜分三段啃,各学科之间划地为牢,那末,既不利于学科的相互渗透和发展,也不利于人才的成长。问题提出过,“博与约”的道理也讲过     

“传媒与文化研究丛书”总序

美国传播学者詹姆斯·凯瑞(James W.Carey)说过:“传播的起源及最高境界,并不是指智力信息的传递,而是建构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1]”由此,可以引申出一个命题,“传播即文化”. 加拿大传播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在他的著作中表达了一个想说而未点破的命题:“媒介即文化”.在他看来,人类的文明史就是媒介史.西方文化经历了三次媒介革命,即拼音文字、机器印刷和电子媒介;相应地,人类社会经历了部落化、非部落和重新部落化三个阶段[2].用哈罗德·英尼斯(Harold Innis)的话来说,这就是:“一种新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文明的产生.[3]”     

浙江钱氏：名门望族千年不衰

中国有句俗语叫“富不过三代”,孟子也说过,“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中国的豪门望族虽多,却往往是三五代之间的短暂兴盛。钱家的世世代代,成就了一个十足的奇迹：从钱谬到钱弘傲、从钱易到钱大昕、从钱玄同到钱钟书、从钱学森到钱永健……三十多世,遍布海内外的钱家后裔千年不散,人才辈出,这绝非偶然。有学者研究表明,钱氏家族有自己独特的成功之道。     

学人中间的钱锺书

学人中间的钱锺书高为“钱钟书与近代学人”是一个诱人的题目。它恰好切合了９０年代学术的两个热点：“钱钟书热”与“近代学人热”。就我未必可靠的观察,现在研究钱钟书的,大都不熟悉近代学术,研究近代学术的,大都不熟悉钱钟书。而李君多年来一直在社科院近代史所从...     

追踪储安平的心路历程

在中国历史上,学者和国家之间,命运历来紧密相连,早有“国昌则学运昌”一说。中国的学者,也一贯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然而,进入20世纪50年代,学者与国家,国运与学运之间,关系似乎变得微妙而复杂。 作为后世学人,很难对那个时期的学者有灵魂深处的探索,然而,“达则兼济天下”的古训却时时使人震撼。学者本是寂寞的,但真正的学者总是肩负“济天下”的伟大责任,面对政治,面对权力,有的人在他生命的交叉点上,任他的才华消蚀在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风波里,但真正的学者却把他的生命溶进了毕生为之奋斗的学术中。 在政治和学术之间的敏感区域,我们发现了储安平,一个一生都在学术和政治中进行两难选择的人,一个真正把学术事业溶进“济天下”责任之中的学者,追寻他生命的痕迹,能引出很多值得深思的东西。     

三门峡水库：错误之后的谎言

中央电视台曾播出了一个关于三门峡水库的片子，其中采访了一位水利界老专家。他表示，当年上三门峡是一个错误。他能这样说，当然是值得称道的。这位当年“看不出清水出库有什么坏处”的老先生主张先建大坝，之后“计划应在总目标下水位慢慢抬高中加以修改调整”。现在他已成为中国“水利界泰斗”，但这次却失去了前几年在“自述”中的那种诚实和悔意，     

论“述而不作”——中国古代编辑思想史论之二(下)

三现代学者对“述而不作”的评价在现代,有很多学者对“述而不作”进行了评价,较有代表性的是两种不同的意见。张舜徽先生认为孔子是按“述而不作”的思想编辑整理“六经”的。他说,“像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相传有着赞《易》、修《春秋》、删《诗》《书》、订《礼》《乐》的功绩,都不过是整理古代文献的工作而已,并不是他自己有什么亲的创造和发明,所以他一生只能提出—个‘述而不作’的自我鉴定”(《中国文献学》,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第31—32页)。他这一看法是在严格区分     

“还有一个，梅兰芳”

1930年8月，一位著名的学者从美国哈佛大学讲学归来，见到胡适时说，美国只知道三个中国人，即蒋介石、宋子文和胡适。胡适笑道：“还有一个，梅兰芳。”梅兰芳之所以能让美国知道，是因为从这年2月初到6月末他在美国巡回演出，使美国人第一次“见识”了有中国“国剧”之称的京剧，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盼望中国名政论家的涌现——《卓南生日本时论文集》出版感言

今天能够参加(新加坡)《卓南生日本时论文集》出版座谈会,我感到很荣幸。我跟卓南生先生相识将近20年,主要是在中国新闻史研究这个领域进行交流和切磋。卓先生是一个学者,也是一个报刊政论作者。作为一个学者,他有国际关系方面的研究成果,也有中国新闻史方面的研究成果。他在中国新闻史学界的影响和知名度,不下于他作为一个国际关系学者的影响和知名度。报史领域填补空白作为一个中国新闻史学者,他有一本专著叫做《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是专门研究中国近代化报纸开始诞生那个阶段,也就是十九世纪一十年代到六七十年代这一段新闻事业发展的…     

校对小考

“校对”,古时称“校雠”(音“仇”)。西汉经学家、自录学家、文学家刘向(约公元前77年-公元前6年)在《孙卿书录》里,就有名称为“校雠”的记载,即“所校雠中孙卿书,凡三百二十篇。”孙卿书即指《荀子》。后来,唐学者李善(公元630年-689年)注引《风俗通》(亦称风俗通义》,东汉应劭撰):“按刘向《别录》:‘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所以,后来就遂渐发展演变成为将“校雠”给通俗名曰为“校对”了,并且一直流传到现在。     

“贝家花园”背后的秘密:法国“御医”贝熙业的中国情缘

法国医学博士,在北京成为“御医” 贝熙业1872年出生在法国中部山区新浴堡的一个普通村庄.20岁考入波尔多军医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后,先后被派往塞内加尔、印度、伊朗和越南,抗击当地的鼠疫与霍乱.1913年他来到中国,任法国公使馆医官.这时他已41岁.     

从艾丰新闻实践看学者型记者特征

记者类型有多种。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杨润时以风格作为分类依据，把新闻记者分为“新闻型记者”、“作家型记者”和“学者型记者”。艾丰在他的文章里，也谦虚地承认自己算学者型记者。比照艾丰辉煌的新闻实践，我们会发现艾丰不仅在记者和学者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而且做“全”了学者型记者。在长达几十年的新闻生涯中，他把记者的强烈的新闻敏感、拥有调查研究之便和学者的缜密思考紧密地结合起来，突破了单纯学者式的论证和思辨，弥补了记者忙于采编业务、无暇思考的欠缺，不仅做成功了新闻学学者，而且做成功了经济学学者。他在新闻学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