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稀土出口配额和关税制度的调整策略——以目前的稀土案为背景

中国对稀土出口的管理和控制主要通过出口税和出口配额等政策来实施的,这些政策的实施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限制了稀土的出口,提升了稀土的价格,但也招致了西方国家的寎诟。2012年发生的稀土案使得稀土出口的关税和配额政策成为了诉讼的焦点。此次稀土案对中国很不利,应做好关税和配额政策调整改变的准备。     

矿产资源型产业集群的风险分析及政策选择——以陕北能源化工基地为例

矿产资源型产业集群具有资源诅咒效应显著、产业链短、产业结构单一、可持续性差等风险。陕北能源化工产业在自然资源优势、政策优势和科教优势的基础上,已初步形成以煤炭、石油和天然气开采、加工、利用为核心的矿产资源型产业集群。但由于区位环境和体制因素的影响．陕北矿产资源型产业集群面临自主创新能力弱,产业结构与布局不合理以及环境成本高三种风险。根据陕北地区的实际情况,可以通过提高区域自主创新能力;优化产业结构以及建立循环经济产业因来推动陕北矿产资源型产业集群的持续发展。     

中国碳密集型产业的出口战略研究——基于欧盟碳泄漏的视角

运用世界投入产出表数据对碳密集型产业进行了识别,测度结果表明:2005年以来中国各产业碳排放强度已下降40%,完成中国自主贡献目标一半以上。碳排放量较高的6类产业累计碳泄漏量占欧盟对中国碳泄漏总量的70%以上。其中,大部分碳密集型产业目前虽然出口量大,但已经不具有对欧盟出口的比较优势。而其他非金属矿物等产业虽具有出口竞争力,但却属于新兴技术产业亟需的稀缺资源,应对其出口规模加以限制。产业调整的同时,也需积极应对碳泄漏背景下的相关贸易壁垒,为碳密集型产业出口战略转型获取发展空间。     

探讨采矿工程中采矿方法的创新与实践

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地质矿产资源储备极其丰富,矿产资源出口也是我国重要的外贸经济来源,但在全球市场经济巨大的竞争压力下,我国的矿产开采工程中出现的问题也越来越多,尤其是矿产资源开采过程中过度的资源浪费,给我国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因此,矿产开发企业必须对采矿技术和方法进行创新和改革,采用科学而有效的方法来提高矿产资源利用率。     

采矿工程中存在的问题与解决措施

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各种自然资源极其丰富,特别是矿产资源储备位居世界前列,而矿产资源出口也是我国外贸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给我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但在矿产资源开采的过程中却存在着许多问题,特别是资源的过度浪费和频繁发生的人员伤亡事故,都在提醒着我们要采取有效的措施来保障矿产资源开采的安全性。     

矿业区域矿产资源开发与经济持续发展研究

矿产资源开发是区域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其开发的深度和广度制约着区域开发及区域经济发展的进程,对于矿产资源富集、经济基础薄弱和生态环境脆弱的黄土高原地区,矿产资源的开发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文章在总结区域开发的矿产资源需求生命周期理论的基础上,首次对黄土高原地区典型矿业区域矿产资源开发与区域经济持续发展问题进行研究。以陕西省黄陵县为例,系统探讨县域煤炭资源开发演变历程,及煤炭资源开发与县域经济发展的耦合关系。研究表明：黄陵县是一个典型的矿业区域,县域经济发展与煤炭资源开发均呈现倒“U”字型结构,受国家“关井压产”政策、产业结构调整、煤炭市场压力、地区竞争及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的影响,经济总量增长缓慢,矿业经济比重持续下降,现阶段县域经济正由繁荣期向衰退期的转变。指出促进黄陵县域经济持续协调发展的关键是依托县域资源的综合优势,及时调整产业结构,向多元化、多层次的产业结构转变,实现产业优势再造、优势替代和优势互补。     

做大做强云南砷产业 打造中国高纯砷产业基地

云南省具有丰富的砷矿产资源优势和加工高纯砷产品的技术优势,通过努力可以形成年产值数亿元的高纯砷产业。依托砷资源和技术创新,云南可以建立起砷矿开采→工业砷→高纯砷→砷化镓→芯片→砷化镓太阳能光伏产业→发光二极管(LED)产业集群,打造出中国首家砷产业集群和中国的"砷谷"。     

我国矿产资源高效清洁利用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建议

当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快速发展时期,矿产资源需求仍将呈现强劲的增长态势,矿产资源的需求和环境压力与我国经济发展、生态建设的矛盾日益突出,矿产资源高效清洁利用成为解决这一矛盾的重要手段。分析了目前矿产资源勘查、开采、开发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法律法规、政策体制、激励机制、科技进步等方面的建议,以此来缓解未来资源瓶颈约束,保障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健康发展。     

中国稀土政策演进逻辑与优化调整方向

本文旨在梳理中国稀土政策的演进历程,剖析政策演进动因及机制,并据此指出未来政策的优化调整方向。基于标志性政策,本文首先得出中国稀土政策可划分为4个演进阶段,分别为鼓励稀土出口和规范开采程序（1985—2004年）、实行出口数量管理和提升出口定价权（2005—2010年）、行业秩序治理和组织结构调整（2011—2014年）,以及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5年至今）。接着,文章运用PSR（压力-状态-响应）模型剖析了政策演进动因,运用系统动力学因果反馈图描绘了政策演进机制,探索得出中国稀土政策演进动因主要包括产业供给侧问题的倒逼、国家宏观政策调整的约束,以及全球发展形势的推动。总体而言,中国稀土政策的制定具有一定的滞后性、被动性和盲目性,其驱动机制主要表现为倒逼机制和约束机制。最后,本文构建了新时代中国稀土政策的PSR模型,指出在国内外双重压力下,稀土产业处于供需不匹配、下游应用水平不足、环境税费制度不完善、全球竞争地位受威胁等不利状态,未来应当形成问题与目标双向导向机制,从优化资源开发战略、激发企业研发热情、完善环境税费制度、分轻重稀土进行全球资源战略布局和产业治理4个方面进行响应政策的优化调整。     

浙江省能源消费控制方式转变研究

中国经济从关注能源供给到重视能源消耗强度约束是“十一五”发展模式转变的重要标志,随着全球应对气体变化的要求和国内资源环境制约的压力,从能源强度控制过渡到能源消费总量控制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和能源政策进步的必然选择.本文分析了能源消费强度向总量过渡控制的战略意义,既是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推进低碳发展的有效途径,又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的直接动力.本文还基于浙江省资源小省和经济大省的矛盾现实,提出了浙江省能源消费总量控制的实现路径和控制方法.     

世界新格局与中国新矿产资源战略观

本文系统分析了未来全球经济政治和资源格局演变趋势,指出未来10年东西方经济地位将发生逆转,各方势力在亚洲的角逐将愈演愈烈;全球资源供需短期将供过于求,2020年后亚洲资源供需矛盾将日益凸显,并助推非洲在全球矿业地位进一步提升;美洲将藉由非常规油气大规模开发,成为全球能源新供应地,并对世界能源和地缘格局产生深远影响。未来中国经济增速将逐步降低;资源需求将出现分异：即煤炭、铁矿石、铜、铝等大宗矿产需求将逐步下降,石油、天然气等清洁能源和稀土、铂族、铌钽、萤石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矿产需求将持续增长;同时,持续高强度的资源开发导致中国国内资源可持续供应能力堪忧,矿产资源总体对外依存度将维持高位。基于对未来全球经济政治和资源格局的研判,提出中国矿产资源战略应实现两大转变,一是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实现由“充分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向“最大限度利用境外资源,合理保护国内资源”的战略转变;二是矿业“走出去”实现由单纯的获取或占有海外资源,向“经略全球资源”的战略转变。     

中国矿产资源重要性二维评价体系构建

矿产资源重要性评价对科学规划和分类管理矿产资源、有针对性地制定相应政策措施具有重要意义。①界定了矿产资源重要性的概念;②系统构建了我国经济重要性-供应风险 “二维坐标”评价体系,其中供应风险评价包含国内供应风险、境外获取风险和市场风险3个二级指标和储消比、境外资源集中度等11个三级指标,经济重要性包含经济贡献度、资源经济价值、未来需求趋势和不可替代性4个指标;③以某种矿产消费价值占该行业消费所有矿产总价值比例加权,建立了反映资源实际价值的经济贡献度的计算方法;④对评价体系进行了扩展,形成了以纵轴为经济重要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重要性和国防军工产业重要性,以横轴为供应风险或资源优势度的矿产资源重要性“二维坐标”评价体系,并对评价体系在时空和矿种上的适用性进行了探讨。     

突发风险下关键矿产供应链网络节点韧性评估——以镍矿产品为例

关键矿产资源作为国家产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其全球贸易网络频繁受到突发风险的冲击,对进口依赖型国家的资源供给安全造成威胁。本文从关键矿产资源全球贸易网络和产业链投入产出角度出发,基于多层复杂网络理论构建关键矿产资源全球贸易模型,并提出风险传导机制对贸易网络突发风险进行仿真分析,最后运用多风险场景仿真结果对网络节点的风险韧性进行评价。以镍矿资源产业链中6种产品为例,运用2018年全球贸易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①中国镍矿资源进口结构极不均衡,对供给安全造成了极大的隐患。相对下游产品,中国对镍矿石、镍锍等产业链上游产品需求更为刚性,价格敏感度小。②风险所造成的价格波动对中国进口损失影响并不显著,而对风险韧性影响最大的因素是资源竞争能力,这与进口结构、占风险源出口份额、以及国家产业对于额外成本的转嫁能力有直接的关系。③同一国家在面对不同风险源时表现出不同的风险韧性。当风险源分别为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时,其风险规模每上升1%,中国因此而承受的镍矿资源进口损失规模将分别上升1.74%和1.77%,中国在面对来自菲律宾的突发风险时韧性较低。评价节点国家在关键矿产资源供应链网络中的的风险韧性,对把控资源供给宏观形势,提高资源政策针对性具有重要意义。     

论中国矿产资源的资本化改革

矿产资源资本化改革由朱学叉教授1996年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时提出。经济学、会计学中的“资本化”用于矿产资源管理时有其特定的含义,即矿产资源资本化指将矿产资源确认价值,进行资本运营,并按会计“资本化”方式处理的过程。它有三层含义：一是采矿权购入资本化;二是探矿权占有资本化;三是矿产资源所有权收益资本化。我国矿产资源从“无偿划拔使用”到“有偿使用”是一个“资本化”的改革过程,经历了矿产资源资本化的“导向”阶段、“启动”阶段和全面“实施”阶段。这一“资本化”改革过程与过去长期以来无偿开采矿产资源形成显明的对照,还同理论界提出的矿产资源“资产化”改革相区别。本文设置了全面资本化的域集,由资源税、资源补偿费、存量探矿权使用费和探矿权价款、增量探矿权使用费和探矿权价款、存量采矿权使用费和采矿权价款、增量采矿权使用费和采矿权价款六项内容组成。通过对我国矿产资源管理体制改革的过程进行总结、分析、判断,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阐述矿产资源资本化改革的内涵、实质,以便将其改革工作进一步推向深入。     

浙江古代铜、银矿采冶记录的考证及其资源意义与环境风险

通过文献考证,收集整理了浙江省古代铜矿和银矿开采和冶炼的相关记载,探讨了其资源和环境意义,为古代矿产资源信息的开发和利用（如：新的超积累植物和矿产资源的发现,消除由于古代冶炼引起的潜在的环境风险）提供了参考。     

中国采矿业绿色发展的动力特征与政策启示——基于企业异质性视角

探析异质性矿企绿色发展的动力特征能够为评估和制定采矿业绿色发展政策提供参考。本文以2003—2018年沪深A股采矿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利用随机前沿模型测算了企业考虑资源和环境双重负外部性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其分解结果,据此讨论了不同规模和所有制矿企绿色发展动力特征的演化及其政策含义。研究发现：①总体上,平均规模效应是驱动中国采矿业上市公司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动力,但规模效应下降及大幅波动也在制约其可持续增长,技术进步虽然稳步提升,但目前作用甚微;②国有矿企存在技术进步相对优势,但规模效应并不突出,而近年来非国有矿企的规模效应快速改善,并推动其在能源开采业和金属矿采选业中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超过国企;③相对于中小矿企,大型矿企具有规模和技术优势,但受规模效应下降影响,其绿色发展前景不容乐观,这在能源开采业和金属矿采选业中均得到验证。据此,本文梳理了2000年以来政府出台的与矿企规模和所有制相关的政策,发现这些政策因忽视异质性矿企的绿色发展差异而作用有限,未来政策制定应当考虑消除规模和所有制歧视,加快实施创新驱动战略。     

中国海外矿产资源供应安全评价与形势分析

为系统研究我国矿产资源海外供应的总体安全状况,本文创建了集资源综合对外依存度、资源通道依存度和资源地域依存度为一体的海外矿产资源供应安全指标体系,及对应的计算模型。收集了2013年我国39种矿产资源的进出口价值、消费量等数据,测算了2013年我国资源综合对外依存度、资源通道依存度和资源地域依存度,分析了我国海外矿产资源供应安全形势。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矿产资源综合对外依存度过高,而且呈不断上升趋势,对资源安全影响较大;我国南海地区尤其是马六甲海峡,资源通道依存度过高,对资源安全风险较大;我国中东、非洲矿产资源地域依存度相对较高,存在一定安全风险。建议增加陆路通道资源进口比例,加强我国矿产品、产地和产能储备工作,保障我国矿产资源安全。     

中国矿产资源与可持续发展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可持续发展和矿产资源的保护与合理利用,把节约和保护资源作为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坚持开源与节流并重,把节约放在首位,破解资源的瓶颈制约;坚持国内国外两种资源并举,首先立足于国内,提高资源保障能力;坚持市场调节和政府引导相结合,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坚持在开发中保护,在保护中开发,坚定不移地走绿色矿业发展道路。20年来,通过加强矿产勘查,提高了国内资源保障能力,在矿产开发力度不断加大的情况下,主要矿产保有资源储量不断增长;加大矿业开发,提高矿产品供应能力,有力地支撑了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强化矿产资源监管,规范勘查开发秩序,基本形成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具有中国特色的矿产资源管理体制和法律法规体系;积极推进矿产资源综合利用,贯彻节约优先战略,不断提高资源利用水平和效率;发展绿色矿业,建立完善矿山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制度,加大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力度,推动矿产开发与环境协调发展。     

论《矿产资源法》制度重构的模式选择与具体路向

《矿产资源法》在立法理念、框架体系和核心制度上存在的问题给我国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的法治化造成了阻碍。在法律模式上,修订后的《矿法》应当是一部能够兼容公共利益和私权利,兼具民法和行政法属性的完整性法律。厘清包含在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中三组法理关系,即所有权与用益物权关系、利益分享关系、资源开发与资源安全和环境保护关系,是《矿产资源法》修改的前提。矿业权、矿产资源税费、矿产资源规划、矿产资源储量、矿山环境保护和法律责任等方面是《矿法》修改的重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