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家族与著述:明代南直隶金坛县《尚书》专经研究

明代南直隶金坛县是士人治《尚书》经最密集的地区之一。有明一代,金坛县以《尚书》中式的进士约占总数的72%,以《尚书》中式的举人约占总数的77%,较以《尚书》专经著称的其他地区皆有过之而无不及。金坛县超高的《尚书》专经程度和卓越的科举成就,主要归功于县内世代主治《尚书》的几大家族,如于氏、王氏。科举专经导致金坛县的《尚书》学著述更加丰富,其中如王樵的著作不仅反哺了金坛县的《尚书》专经现象,又推动了《尚书》学史的发展。明代金坛县尚有《春秋》等小众专经,不过在传统世家和地方官学的倡导下,《尚书》专经的独尊地位始终没有产生动摇。     

宋代瑞安曹氏家族科举仕宦考论——兼驳卢良秋《温州瑞安曹村进士数考证》

宋代温州瑞安许峰曹氏家族,自南宋绍兴二十七年曹逢时首登进士第始,相继产生50位进士(文科27名、武科3名、特奏名20名)、5位侍郎,是温州士大夫家族的典型。卢良秋《温州瑞安曹村进士数考证》谓曹村共出进士82位,为中华进士第一村。该文考证失实,统计的数字并不准确,误将乡贡进士、漕贡进士等都计算在内。本文据清孙衣言《东瓯备志长编》中《曹氏门阀》一章及其他有关史料,对曹逢时生平略作考索,订正《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之误,并对曹氏家族的宋代科第仕宦史实作一考辨。     

明代贵州家族进士生平及著述丛考

明代是科举制度发展的巅峰时期,贵州建省虽然始自明永乐十一年,但受科举影响亦颇为深远。自正统四年至明末的230余年间,贵州共诞生进士99名,其中出现了5个进士家族,有家族进士10人。本文对这10位家族进士的生平和著述进行考证,探讨他们的成就及社会影响,借此窥探整个明代背景下贵州科举的概貌,从侧面反映当时贵州的文化发展水平。     

论福建科举在明代的领先地位及其成因

福建进士数虽由宋代全国第一下降为明代第五,但明代福建仍为科举大省,在诸多方面,处于全国领先地位。如其人均进士数、人均一甲进士数和人均庶吉士数,皆为全国第一;莆田、晋江二县进士数稳居全国冠、亚,晋江、闽县、莆田三县的人均进士数更是包揽全国冠、亚、季。此外,福建的人均进士家族数不仅居全国榜首,而且还产生了明代唯一的延续二百多年的七代进士家族。所有这些,既是明代福建拥有强大科举实力与竞争力的集中表现,又与其深厚的科举积淀、浓厚的科举氛围、显著发展的经济、发达的教育文化以及家族制度等有着直接关系。     

明清两代徽州的举人、进士、状元

明清时期,徽州人才辈出,科第连绵。根据地方志记载统计,明代徽州有举人1100多人,清代有1536人。明代徽州进士452人,居全国第13位;清代徽州进士684人,居全国第4位。明代徽州状元为3人。而清代112科112名状元中,徽州本籍状元4人,寄籍状元15名,共19人,占全国的17％,居全国第一位（原被认为状元数最多的苏州府共有状元24人,但其中有6人为徽州人）。此外,歙县明清两代共取进士623人,居安徽省诸县首位。     

明代遂宁席氏家族诗人初探

明代蜀中遂宁席氏家族,科第蝉联,诗人辈出,历经数代,二百余年风流不衰,在社会上颇有声望,是明代蜀中政治望族和文化世家。本文对此加以述评。     

明兵部左侍郎张海墓志疏证

1993年7月,在山东省德州市妇幼保健院施工现场,出土明代兵部左侍郎张海及其妻潘氏墓志两合,其中张海墓志史实丰富,为研究德州张氏家族及德州地方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常熟出土二方明代邹氏墓志铭释读

常熟虞山山麓曾出土《明故梦椿邹君墓志铭》《明诰封南京吏部郎中邹公暨宜人钱氏墓志铭》二方明代墓志铭,墓主系常熟邹氏家族的重要人物。前者墓主与常熟乐志堂翁氏有历史渊源,翁同龢曾写过墓表,该处为邹、翁两家共同祖坟地;后者墓主为明代弘治六年进士、山东左参政邹韶及弟浔州知府邹武之父,邹氏家族因与常熟城北钱氏家族联姻,走上科举仕途。对二方墓志进行释读,并与传世文献相互比较,订正讹误,弥补缺漏,既能补充常熟邹氏、翁氏家族史料,也能展示明代士人交往、家庭婚姻关系以及日常生活细节。     

安徽太湖赵氏四世翰林述略

勾稽出清代太湖赵氏四世翰林的生平行实，并对他们的著述进行了评价；同时，考察了赵氏家族主要成员的科第、仕宦，从地方文献角度描述了这个皖江文化的代表性家族。     

略论唐五代福建人士登科及其特点

堪称“不愧于邹鲁”的福建人士 ,在唐五代科举中陆续登上科第 ,初步统计有 12 3人。笔者考证认为福建人士最先登上科第的第一位进士并非欧阳詹、薛令之 ,而是唐高祖武德六年 (6 2 3年 )金鲤是也。登上科第的福建选士其特点是 :他们励志学习 ,勤学苦炼 ;也由于家学渊源 ,父子、兄弟互相策励 ;他们文章隽永 ,驰名遐迩 ,蜚声朝野 ;但他们登第后 ,也有的寄托神明以自诩 ,有的以骄而困踬 ,终生没有出息。     

明代会试试经考略

明代科举会试的录取,不仅受到分卷的地域限制,还受到分经录取比例的限制.对明代64科会试1.8万余进士试经情况的统计分析表明:会试对各经的考生人数应有一个基本控制,而会试录取则根据各经考生的人数按一定比例进行,借以保证各经均有相应数量的考生中式.因此,在明代科举的会试中,考生最终的成功与其所属分卷区域以及所习经书有相当紧密的关系,并非全由自由竞争而取得.进士习经情况的地区差异,既显示出不同地区士人习经风气的不同,也显示出各个地区在专经考试中的竞争力可能有差异.     

《类姓登科考》勘误举隅

《类姓登科考》是研究明代科举的重要参考文献,但也存在一些讹误。文章以现存明代《登科录》和其它科举文献、地方志为依据,考证出其9处讹误,其讹误类型可分为:将非进士举子误作进士、一人误作两人、籍地和科甲之误等。     

明代浙江一甲进士群体构成与社会流动分析

明代浙江作为科举大省,一甲进士群体计有52人,其空间分布广泛,但各地区之间分布存在不平衡性,反映出浙江各府、州、县之间科举实力的强弱。在影响浙江各府、州、县科举实力的各种因素中,人口水平、经济交通、文化教育等因素成为主要推手。一甲进士群体中户类分布广泛性与不平衡性,也与明代进士群体户类分布特性相一致,对实现不同特点人才的优势互补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明代浙江一甲进士群体家庭中多有为官背景,形成数量众多的科举家族,平民出身的一甲进士数量也在逐渐下降,科举考试也成为平民进入官绅阶层的唯一途径,成为社会各阶层之间实现流动的重要方式。     

《皇明进士登科考》勘误二十二则

《皇明进士登科考》是研究明代科举的重要参考文献,但也存在一些讹误。以现存的明代《登科录》和其他重要的科举文献、地方志为依据,考证出22处讹误。     

明代遂宁吕氏家族诗人初探

明代蜀中遂宁吕氏家族,科第蝉联,诗人辈出,历经数代,风流不衰,在社会上甚有名望,是明代巴蜀政治望族和文化世家.吕大器、吕潜父子,进入《巴蜀文学史》.本文选择吕氏家族中精英人物且对文学史有突出贡献的家族成员加以述论.     

明代科举地理现象的再认识——以徽州府科举群体为例

通过对明代乡试录、会试录等科举文献的量化分析,以徽州府为中心,重新探讨该地区科举群体地理分布的历史现象.明代科举制度设计中的地域均衡原则,在府与府之间的录取结果上仍然得到了体现.以学区代替籍贯为基准的统计方法,更有利于观察科举群体地区差异的消长变化.在明代五经分试录取的原则下,地区科举群体分布差异除了经济社会层面上的解释,地区士子的专经化很可能是造成科举群体地理分布差异更深层次的原因.     

明代进士登科录研究的意义及现状

明代进士登科录是一座亟待开发的宝藏，它是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留下的实物例证，是研究明代人物和科举制度的第一手资料。目前国内外学者对进士登科录的研究尚处在文献介绍、影印整理等初级阶段。个别学者已经开始关注和利用，然而仅限于作为文献资料的征引。因此，加强对明代进士登科录系统而深入的研究，有助于后人在明史、明代人物传记和中国科举制度史等领域的研究中充分利用其文献价值。     

现存明代进士题名碑的局限性

明代进士题名碑的文献价值应当重新定位。在考证明代进士出身的人物时不能仅以此作为必然的、最终的标准和依据。因为它存在诸多局限性:在数量上,现存明代进士题名碑不全;在立碑时间上,具有滞后性;在立碑的方式上,具有突击性、集中性;其现状令人惋惜。     

《类姓登科考》进士勘误及补缺十九则

《类姓登科考》是一部重要的科举文献,但也存在一些讹误。以存世的明代《登科录》和其他科举文献为依据,考证进士人名、籍地、科甲讹误及缺载共19则。     

明代福建地区的科举竞争与地域专经

现存福建地区乡试录汇编《闽省贤书》,保存了明代福建90科乡试录取情况,为了解该地区内部以专经为表象的科举竞争实态提供了依据.梳理明代福建各府的中式人数,分析其变化趋势以及竞争关系,得到如下结论:一是明代福建地区的科举格局,经历了由明前期福州府的一家独大,至明中期福州、兴化两府争锋,再至万历后泉州府、漳州府崛起的变化过程;二是各地区的科举优势,建立在专经的基础上,如福州专《诗》、兴化好《尚书》、泉州重《易》;三是各地科举人数的消长,取决于各地专经实力的变化,福州、兴化在明代后期科举优势的丧失,源自于漳州、泉州等地在《诗》《易》《尚书》等方面科举竞争力的增强.对闽县与晋江二地《礼记》盛衰变化的考察发现,杰出的科举人才往往能够引领一时风气,带动地方科举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