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侯寺考——兼说涅河两岸的石窟和寺庙

山西武乡县和沁县的涅河两岸是涅县古城所在。这一带分布着很多宋金元时期的古寺庙。本文考证,今良侯四村的古寺庙前身是北朝寺庙,其西边的良侯店石窟也是北朝石窟。这个石窟位于大同到洛阳的古道上,是晋东南最早的北魏石窟。过去学界一直弄不清,这条大道上的梁侯驿到底在哪里,本文以北朝残碑证明,良侯四村和良侯店都得名于北朝梁侯寺,梁侯驿当即今良侯店。以此为线索,本文还对涅河两岸的其他古寺庙如故城大云寺和南涅水洪教院做了连带考察,指出这是一组非常古老的寺庙群。     

“藏”的画法

宋徽宗赵佶自己喜爱作画,把考画家也列为科举制度中。一次画家考试,主考官出的作画题是“深山藏古寺”。应考者,根据题意,有的把古寺庙画在山间丛林深处,有的把古寺庙画在崇山峻岭中一山腰处;古寺庙本身,或画出一角,以表其“藏”意,或画一段残墙断壁,以示其“古”意。只有一幅画,根本就没画古寺庙,画面上,崇山之中,清泉飞流直下,泉水边一个老态龙钟的和尚,在用瓢往桶里舀水。主考官看了连声     

浅议高校的艺术档案管理

明内阁大学士邱溶曾这样描述过档案：“今世赖之以知古,后世赖之以知今者也”。由此可知,档案承载着一个单位最真实的历史记忆,是再现历史真实原貌的原始文献。艺术高校是为国家培养文化艺术人才的摇篮,而最能体现出艺术高校自办学以来的教学特点、教学成果、文化内涵的档案当属艺术档案。     

“佐命鸿勋”何和礼与东阿氏墓园

何和礼既是后金发展史上的一位显赫人物,也是一位为清朝的开墓立业立下“佐命鸿勋”的功臣。何和礼的祖先本是东海女真瓦尔喀部人,到何和礼的祖父时期,迁至属于建州女真范围的东阿地区(今辽宁省桓仁、宽甸县一带)。何和礼一族人迁到了东阿。“因以地为姓”。从此成了东阿氏。他是东阿部的部长,即碑文所称：“何和礼原系东窝地方大臣”语……     

被承包的“信仰”

这是一门新的生意,不要技术,不需厂房,打的是庙宇的主意,靠他人的虔诚和信仰攫取暴利。承包寺庙,已成为一些旅游景区真实的现象。出资人与寺庙所有人——政府职能部门或村委会——签订合同后,前者拥有规定期限内的寺庙管理经营权,向后者交纳一定的承包费用,再通过香火等收入赚取利润。这项"生意"的利润如此巨大,以至于一些人以和尚、尼姑或道人之名,签招聘合同,每月领工资,上班"礼"佛,下班还俗,收入堪比白领。     

京西水塔寺史事考

<正>园林寺庙是指那些选址具有优美风景的自然环境,又在寺庙内进行过造景,除宗教功能外还可供游览与观赏的寺庙。西山地区“因山筑寺,不拘成规”,且“因势利导,运用水源”,成为京西独有的特色文化景观。[1]自明代开始,西山地区即寺庙林立。明人沈榜在《宛署杂记》中慨叹京师佛道之盛：“盖今天下二氏之居,莫盛于两都,     

和尚也相亲

最近,香火继承问题困扰着日本各大寺庙。据2010年一份调查报告显示,日本41．9％寺庙还没有在继承问题上做出决定,日本大多僧侣是可以结婚的,而为了传宗接代。和尚们也没有打坐冥想或是祈祷自己能找到妻子——他们更为积极主动：去相亲。     

护国寺和护国寺小吃一条街

在北京的街巷中,有不少是以寺庙命名的,但许多已没有了寺庙,空留其名。少数虽经历了数百年历史变迁,寺庙依然存在。例如位于护国寺街的护国寺就是一座有700年历史的古刹,格局至今未变,只是没有了香火。     

罗西章--终日与国宝打交道的"国宝"

在驰名世界的古老周原上,有一个从事文博工作四十多年,终日与国宝打交道,他自己也被人们称为“国宝”的著名文物考古专家,他就是周原博物馆的老馆长———罗西章研究员。他在古周原上跑村串户,从“破铜烂铁”中为国家收集回数千件珍贵文物周原位于陕西省扶风县和岐山县接壤处,是周的发祥地。自汉代开始,这里出土了数以万计的青铜器,因此被誉为“青铜器之乡”。1984年,国务院公布周原遗址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周原历史悠久,文物蕴藏丰富。但在几十年前,文物保护意识在人们心里还非常淡薄。当时随便走进周原一带的老百姓家中“”(看看)或…     

说说正阳门城楼前的庙宇

正阳门瓮城内有两座庙,西侧为道教寺庙关帝庙,东侧为佛教寺庙观音庙.1914年,原先封闭的瓮城被拆除后,那里变成了开阔地,关帝庙和观音庙随即露出.这两座庙曾经香火不断,每日前往求签者络绎不绝.特别是关帝庙,内城的九座瓮城内都建有庙宇,除德胜门、安定门供奉着真武大帝外,其余几座均供奉着关公,其中规模最大、香火最旺的当属正阳门翁城内的关帝庙,它的影响力超过旁边的观音庙.遗憾的是,这两座庙已在1967年被拆除了.时值新春佳节之际,再和大家说说这两座曾经香火很旺的庙宇.     

择人而树

阳虎得罪于卫,北见简子曰;“自今以来不复树人矣。”简子曰:“何哉?”阳虎对曰:“夫堂之上,臣所树者过半矣;朝廷之吏,臣所立者亦过半矣;边境之士,臣所立者亦过半矣。今夫堂上之人,亲却臣与君;朝廷之吏,亲危臣与众;边境之士,亲劫臣于兵。”简子曰:“唯贤者为能报恩,不肖者不能。夫树桃李者夏得休息,秋得食矣;树蒺藜者,夏不得休息,秋得其刺焉。今子之所树者蒺藜也。自今以来,择人而树,毋以树而择之。” 刘向《说苑·复恩》     

名人 名寺 名山──《明征君碑》与栖霞山栖霞寺的故事

诗曰：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杜牧《江南春》南京栖霞山上的栖霞寺,就是南朝首都建康（今江苏南京）附近众多的寺庙当中的一个,至今依然香火旺盛。每年秋天,霜露既降,木叶染丹,吸引了众多的游客。春游牛首,秋游栖霞,早已成为南京人的一个风俗。可是,回首一千五百多年前,那时的栖霞山还叫做摄山,山上也并没有寺。要了解栖霞山的得名和栖霞寺的由来,就得从（明征君碑）谈起。（明征君碑）树立在栖霞寺门右侧,有一个碑亭覆盖着,四周用玻璃封闭,常年铁锁封闭,蛛网尘积,已难得近…     

侵华日军在辽西制造的“无人区”

抗日战争时期,侵华日军在中国到处推行“集家并村”,制造“无人区”,揭开了日本侵华史上最野蛮、最残暴的一页。今辽宁省西部的绥中、建昌、凌源一带就是当年日军推行“集家并村”和制造长城沿线千里“无人区”的重点地区之一。……     

主流媒体文博科普作品如何让文物“活起来”——以“央视新闻”微信公众号“文博日历”为观察对象

从“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到“让文物真正活起来”,再到“让更多文物和文化遗产活起来”,“让文物活起来”已成为新时代文物工作最鲜明的指导思想,也对主流媒体尤其是其新媒体平台的文物科普类报道有了更高要求。本文以“央视新闻”微信公众号的“文博日历”专栏为例,探究主流媒体如何让文物科普产品出新出彩。     

承包“泰山”利益链

进庙烧香,作为游客是为表虔诚之心,而对于承包者而言,只是赤裸裸的生意如果你是泰山管委会的员工,有着雄厚的资金,并且在竞标中获胜,那么你就可以在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泰山上承包一座寺庙,承包费从几十万到三百万不等。"宗教搭台,经济唱戏",原本只是个别香火旺盛庙宇的"独奏",可放在"五岳"之首的泰山,就成了规章严密、组织得力的"大合唱"。这出戏的内容很简单,通过内部竞标胜出的出资人与寺庙所有人——泰山管委会(以下简称"泰山管委")签订合同,前者拥有寺庙规定期限内的管理经营权,并向后者交纳一定的承包费用,而前者再通过香火等收入赚取利润。     

文物宣传要多挖历史,少炒作经济价值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文物考古和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重视,文物方面的新闻成了读者关注的一个热点.像2007年广东“南海一号”古沉船被整体打捞出水,2009年位于河南省安阳安丰乡西高穴村的曹操高陵的发掘,2011年山东定陶“黄肠题凑”汉墓的发掘,以及2011年开始发掘的南昌市西汉海昏侯墓等,都引起国人广泛热议.许多文物考古新闻的大量报道,在普及国人的历史知识和增强人们文物保护意识方面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也带动起一股收藏热.     

河东奇观:中国“宰相村”

山西省运城地区古称河东。在这个地区有个闻喜县,闻喜县里有个裴柏村,全村皆姓裴,被人誉之为“宰相村”。裴氏家族,从东周至明清,绵延两千余年,家族人物之盛,德业文章之隆,在中外历史上实属罕见。 裴氏家族公侯一门,冠裳不绝。正史立传与载列者,600余人名垂后世者,不下千余人;七品以上官员,多     

庐出文化起源刍议

文化乃庐山之魂!庐山文化的源头在远古的传说里,在绵长的道教、佛教香火里,在灿若繁星的优美诗歌里,当然也在众多书院、书堂莘莘学子诵读声中,在纷繁复杂的政治争斗之中,更在庐山山民长年累月劳作欢歌之中…… 古代历史虽无确切文字记载,往往还能在地质、文物等方面寻觅出蛛丝马迹,而远古的一切,却只有神话传说可资借鉴了.     

美国所见中国善本书志（10）

明祟祯刻本阎红螺说礼《阎红螺说礼》三十三卷,明阎有章撰。崇祯九年(1630)刻本。四册。半页九行十八字,左右双边,白口,单鱼尾。题“古扬阎有章含卿辑并著男台生非台、晋生昭晋参较”。前有崇祯七年许遂序、九年阎有章自序。书藏美国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有章,《扬州府志》无传。据许遂序,“今之善说礼者为阎红螺氏,红螺家世显曲台,声称籍甚,     

浅谈美术愉快教学

愉快教学,简单地说,就是在教与学的活动中让学生愉快地学习;思考,在愉快中获得知识,在愉快中锻炼学生的动脑动手能力,在愉快中培养学生当学习的主人。关于“愉快教学”,古今中外不少有见识的教育理论家都有过许多精辟的论述,我国古代教育家孔子在《论语？雍也》中说过：“知之者不知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这里所说的“好”与“乐”就是一种兴趣,一种愉悦的心理,一种力求认识和创造的倾向。古罗马文艺理论家贺拉斯在《诗艺》中提出“寓教于乐”理论,它深刻地揭示了“教”与“乐”的辩证关系：教寓乐中,乐为教存。它不但对文学创作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对文化教育乃至其他工作都有很大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