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人性与法律逻辑关系比较及其法理学意义

法律统治形式与人性善恶的逻辑关系取决于社会实践中的人伦关系设定。中国古代专制的形成是以性恶论与家国一体的现实为基础的,法律成为一种压抑人的自律意志的对立物;西方由自然法推演出民主法治的关键在于承认以人的存在与需要来评价法律的合理性,法治是与人性相一致的自律性规范体现。法律与人性关系的正确理解有利于我们反思中国法律传统、西方法治精神、马克思主义法哲学观念,进而为建构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法律理论提供科学的方法论前提。     

人性恶与法治——经验与超验的双重视角

对人性的关注使法治这一命题具有了终极意义 ,本文通过对法治的解说 ,从经验与超验的双重视角论证了法治与人性恶之间的逻辑关系。     

人性恶与法治——经验与超验的双重视角

对人性的关注使法治这一命题具有了终极意义,本文通过对法治的解说,从经验与超验的双重视角论证了法治与人性恶之间的逻辑关系.     

论法治与人性的关系

法治建构在一定的人性基础之上，人性对法治的各个环节都有影响，应该在人的本性中寻找法的牢固支点，所谓“良法”，应是有人性基础的法，其所形成的法律秩序合乎人道，法治不仅能矫正人性，而且还能改育、张扬人性，促进人性的完善。     

人性在法治中的作用

人性的善恶是人性经过演变后的产物,一个社会的法治只有在充分认识和肯定人性需要时,才能为人们自觉遵守.在法治社会,人的尊严与法律权威是统一的,通过人性化法律意识的培养,构建人性化的法律体系,构筑人性化的执法方式,达到司法救济的主要目的.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美满的法治社会.     

人性善恶论对中西法治影响的比较分析

人性是哲学中的概念,也是法哲学中的重要概念。人性论是法律思想的理论基础,有什么样的人性论就有什么样的法律思想。性恶论是西方法治建立、发展的必要性理论前提：传统性善论对中国法治的影响有积极因素,但更多的是消极因素,延缓了法律发展的进程。本文通过比较．得出结论：人性善恶的预设并不绝对,我国法治建设应以“人性趋恶”为假定前提,并发扬人性善的一面。     

论中西法律文化中的人格差异

中西方法律化中人格观念，在关于人的本质、人性价值取向等方面存在差异，这直接决定了中西方法律传统的不同。这些差异，是由中西方各自独特的化类型及其思维方式和社会特点所决定。中国的法治建设，不仅仅在于制度层面。更应深入反思中国传统化。     

对重建亲属法伦理的几点认识

建设法治国家不仅仅是制定和执行各种各样配套的法律,而且也包括更新或重建我们民族的法伦理。亲属法伦理＂爱有差等＂及义务本位性,与＂自由＂、＂平等＂、＂民主＂、＂权利＂的法治精神相冲突,亲属法伦理重视亲情、讲求人性与人本、人道的现代法治建设的价值取向相契合。在我国法治进程中,必须对亲属法伦理改造和继承.把法治理想转化为中国人的精神情感认同,这是我们实现最高层次的法律秩序—法治的必然选择。     

从人治到法治——论柏拉图政治法律思想的转变

柏拉图以理念论为基础,从抽象的人性出发,提出了人性正义的理论,并用逻辑推理的方法,将人性的正义等同于国家的正义。他以法律概念的二元论为依据,提出了人治乌托邦的理论。在政治实践受挫后,他又发展了自己的法律理论,走向了法律概念的一元论,提出了法治乌托邦的理论,最终实现了法律理论的转变。柏拉图的人治乌托邦和法治乌托邦在最终目的上是统一的,即实现国家正义,在逻辑上也是相通的。他的法治理论奠定了西方法治思想的价值基础,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法治思维

法治思维就是把法律置于人之上并使权力非人格化的思维。法治思维是法治原则、法律概念、法学原理、法律方法以及一些法律技术性规定等在思维中的有约束力的表现。法治思维既具有人类文明法治思维的一般性,也具有中国法治思维的特殊性。中国法治思维是人类文明法治思维在中国法治实践的具体应用和创新,是中国法治理论与实践的抽象性概括和总结。不能以法治思维的特殊性否定法治思维的一般性,也不能通过法治思维的一般性而否定法治思维的特殊性,要处理好法治思维一般性和特殊性的关系。     

荀子"化性起伪"的政治意义

人性与政治的关系是战国时代一个重要问题,因此各家各派均表达其对人性的见解。荀子主张性恶说,即“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本文首先探讨了荀子性恶说中“性”的意义,性恶的心理、教育以及伦理、政治上的论证,最后阐述了化性起伪的“伪”及人性由此而出的“心”。     

“恶法非法”与“恶法亦法”之思辨

＂恶法非法＂与＂恶法亦法＂一直是法学理论界争论不休的问题。自然法学派认为道德和法律存在必然的联系,因而主张＂恶法非法＂;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派系认为道德和法律没有必然的联系,因而主张＂恶法亦法＂。从表面来看,两种学说的对立达到了极致。然而,如果我们换个角度深入分析,两者并不矛盾,甚至存在理论的契合性。真正的良善之法,不仅要符合道德的要求而内容良善,而且要具备法律的外在形式。在现代文明的法治国家,出现合法不合理或者合理不合法的两难情形时,应当坚持宪法法律至上,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衡平个案争议。同时,对不合理的法律适时修、改、废,使其成为真正的良善之法。     

人性与神性从对抗到和谐的演变——比较阅读《荆棘鸟》和《沃斯》

比较阅读《荆棘鸟》和《沃斯》,《荆棘鸟》在神父的爱情故事里展现的是人性外在表现的世俗欲望与神性的冲突,《沃斯》则是从人性内在的邪恶与弱点凸现其和神性的冲突。两部小说把人性与神性的冲突表现的淋漓尽致,同时都以人性复苏作为冲突演变的终结。     

浅析韩非子“法治”思想渊源简

韩非子是中国古代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提出的“法治”思想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并对社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其“法治”思想理论基于苟子“性恶论”思想,并批判地吸收墨家的“尚同”思想,同时对黄老“法”、“术”、“势”思想进行系统地分析与整合,吸收其法治、术治、势治思想,最终确立了韩非子的哲学思想,对秦朝乃至以后中国的封建君主集权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试述霍布斯的功利主义伦理观

在恐惧的激情推动下，霍布斯致力于寻求和平的道德律，一是为苦难的人生，二是为年幼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于是有了功利主义伦理观。其主要内容是：相对主义的善恶观、利己主义的人性观以及和平主义的自然律。文章对此做出了归结与评价。     

人性善恶、社会设置与社会道德建设

人具有自保自爱的本能，人性本无善恶之分。在社会生活中，人性具有向善与向恶两种倾向性，但更具有向恶的倾向性。因此要通过各种社会设置来扬善抑恶，规约人性、升华人性，以维持社会生活秩序，推动社会发展。鉴于此，当前我国的道德建设要确立人道主义、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建立健全各种社会制度，并辅之以持久的道德教育与个人积极的道德修养等综合进行。     

超越"恶法非法"与"恶法亦法"——法律与道德关系的本体分析

道德与法律的关系是法理学史上至今没有定论的难题。自然法学认为二者存在必然联系,因此主张"恶法非法";分析实证主义法学认为二者无必然联系,因此主张"恶法亦法"。两家各有其片面性。道德与法律属于社会规范的范畴,共性在于它们都是关于社会行为应该如何的道德价值,道德是道德价值的道德表现形式,法律是道德价值的法律表现形式;区别主要在于法律有国家权力保障而道德则没有。道德与法律在社会中是一种交叉关系,既有相同的规则也有不同的规则,因此就会出现合法不合理或合理不合法的两难情形。在传统人治时代,由于二者都没有权威,对该问题的处理最终取决于统治者的意志;而在现代法治国家,法律具有至高地位,则应当在法律体制内解决该问题。     

西方自然法观念与我国现代法治理念的构建

西方自然法学说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内涵。它特别强调法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法的功能和作用不仅是强制工具和手段,还是社会公平和正义的体现。因此,弘扬法的形而上价值,展现法律的终极关怀,提升人们对法的尊重和信仰,这是我国法治建设重要的社会思想基础。     

荀子与康德人性观差异性比较

文章通过荀子与康德人性观的比较,指出两者的差异性在于:荀子认为,人性本恶,"化性起伪"的过程,就是性恶被人自身克服的过程,人性可以由恶转善,特别强调后天社会环境对人性的教育和改造的作用,主张通过圣人来制定礼义;康德的道德实现是建立在自由意志之上,他认为,人性是由自由意志决定的,是善恶相互调和的历史过程,人性的实现是善对恶的拯救过程。这两种人性观造成了中西人格特征的基本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