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魏晋关中士族

本文认为,由于中国古代各区域政治、经济、文化等发展的不平衡,从而决定了魏晋士族在各区域的表现不尽相同,由此形成了区域士族。关中士族是魏晋区域士族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在发展过程中,既具有士族的一般性,又有区域士族的特殊性。对区域士族的深入研究有助于我们对魏晋士族更加全面和深刻的认识。     

曹操曹丕士族策略承续钩沉

曹氏父子在汉魏禅代中对待士族的态度貌似存在较大差异,实际上其承续性策略贯穿成熟的政治艺术。曹操早年因出身和行事个性而难被士族认同,在战争实践中他不认同过于注重有行的清议遗风,勇于打破士族阀阅,不拘品行地开放性用人,对大族名士限制性使用。局势稳定后的集权进位中,对于不合作的大族名士震慑、打压,甚至杀掉其中的翘楚人物孔融、荀彧,迫使士族屈从自己的威权。继任的曹丕削弱武功集团亲近士族集团,颁布九品官人法,在他的笼络下,士族集团积极支持汉魏禅代。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女性地位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民族与文化大融合的时期,讲求等级尊卑的传统儒家思想受到冲击。与此同时,士人婚姻关系与家族关系中的女性也深受这一切变化的影响。世人对这个时期中优秀女性的评定标准,女性在家庭中受到的教育方式与内容,以及她们在婚姻关系中所处的地位都相应地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女性在儒家传统规矩条框中找到了能展现自我的自由空间,世家大族间利益斗争给她们创造了一个表现智慧的平台。     

以东晋侨置郡县的设置简论北方士族的消长

东晋侨置郡县是中国历史上一种特殊的地方行政管理制度,由于北方大片土地沦丧而使得北方士族和流民大批南下,为了安置他们,东晋政府按其籍贯设置侨郡侨县.东晋侨置反映出北方士族力量的发展趋势,在初始和发展阶段,侨置保障了南迁士族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从而为他们实力的恢复奠定了基础.但是在东晋政府和士家大族矛盾激化时,对侨置郡县...     

司马越府"隽异"与西晋王朝的历史出口

西晋司马越幕佐现可考知79人，加上辟而未就者12人，则为91人。他们分布在15州近50郡，绝大多数为士族和低等士族，沾染玄风之士约比儒学之士多出一半以上。越府是中朝权臣幕府中规模最大、人才最多、玄学化程度最高的一个，对东晋建国有深刻而直接的影响。     

蹴鞠运动与中国古代士族制度

为了探讨蹴鞠消亡的原因,着重分析了中国古代的一种世袭贵族制度士族制度对其发展的影响.通过研究与分析发现,蹴鞠的衰落是在一系列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的必然结果.从整体上说,士族制度的产生与消亡对蹴鞠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在蹴鞠发展的初期,士族制度使主要作为贵族运动项目的蹴鞠得到较大的发展,但却抑制了它的全面发展.到了蹴鞠发展中期,士族制度的没落,促使蹴鞠向民间流传,从而促进了蹴鞠的全面发展.但随着士族制度的消亡,蹴鞠又失去了它能够继续发展的传承载体.     

从狄仁杰的选拔任用看武则天用人之道

在武则天登上皇位及建立武周政权的过程中,为了建立和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采取“拉拢庶族,打击关陇贵族”的策略。而狄仁杰作为武则天时期最著名的庶族宰相,从对他的选拔、重用等方面也能窥视武则天的用人之道,这些举措在武氏政权的统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武则天发展科举,广开仕途,一步步打破了门阀和庶族的界限,大力提倡和鼓励举荐人才,为贤良之士实现治国抱负和政治才能提供了政治沃土。另外,她为排除异己。巩固统治,大兴酷吏,为其统治带来了负面影响,但总体来看,其用人措施非常具有借鉴意义。     

简论唐代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创立于隋炀帝大业二年，即公元606年，当时只设进士科，以考诗赋为主，凡读书人均可参加考试，从此科举取士渐渐走向正规化和制度化。唐代不仅继承了隋制，而且还将其进一步完善，唐代科举在整个科举制度史上可以说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它对整个唐代社会影响之深可从方方面面中得到直接或间接的印证。     

从门第到学问的转变——隋代秘书省官员的任职条件析论

由于南北朝时期的秘书省是被甲族高门占据的机构,所以对隋代秘书省的考察不应该只停留在政治制度层面,而应该将其纳入门阀势力盛衰的框架中。通过对任职人员及其家世的考订,我们发现隋代秘书省任官者中门阀势力的因素在衰退而学术的重要性在增长。这种情况正是与九品中正制度被废和科举制度兴起是相呼应的。     

士族身份与柳宗元的无嗣之忧

中唐时期,士族家庭在婚姻上依然保持着门第观念,而在仕途上,则已经风光不再了。士族出身对士子的仕宦生涯所发生的影响渐小,他们能够守住的是“婚”的底线和优美的家学家风。无嗣之忧与柳宗元的士族出身有直接的关系,这关涉如何传宗接代以继承家学门风。对于柳宗元本人来说,建功立业已经遥不可及,而以著述传世尚可。这就需要有传人,所以他在与年轻人的交流中传播自己的文学观念。家族教育的兴盛、文学教育的看重本就是河东柳氏的传统。没有子嗣意味着家学难以为继的局面。对柳宗元的文学活动做一番考察,就会发现,这是他文学创作最为活跃的一个时期。柳宗元对自己身后事的处理中同样存在无嗣之忧的影响。     

论东晋北方士族与南方社会的融合

北方士族与南方社会能否充分融合,决定着他们能否形成自己的乡族集团,从而能否在南方政治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这是有关东晋南朝政治的重要问题之一。由于传统文献资料的不足,以往的研究难以深入下去。近些年来新发现了若干墓志资料,为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可能。分析这些资料,我们发现,在是否与南人联姻,是否以侨居地为籍贯,是否将居地和葬地置于侨籍所属之侨州郡县内这三个关键问题上,东晋的北方高级士族和中下层士人的情况有所不同。高级士族未能在上述三个方面与南方社会充分融合;而京口地区的中下层士族却程度不同地在以上三个方面与南方社会有所融合,并较早地结成以宗族、乡里为核心的新的乡族集团。这既印证了传统文献中的若干记载,又大大补充了传统文献的不足,为东晋末年高级文化大族逐渐丧失对国家政权的控制力,而中下层士族得以崛起,并执掌国家政权,找到了更为充分的历史依据。     

南朝皇室与士族社会生活互动关系及其对南朝文学的影响

南朝皇室与土族社会生活互动关系体现在士族自身素质下降与皇室相对上升等多个方面.这种互动无疑对南朝文学的繁荣产生了重要影响.     

试论士族在魏晋时期的变迁--兼评"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

晋初刘毅在《请罢中正除九品疏》中说：“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这句话简直成了历代对魏晋士族政治的定论。但笔者认为，刘毅这一论断在其所处的时代并不确凿。我们先看一组材料： （1）石苞：“（在魏）县召为吏，给农司马。”参与魏晋禅代，位至大司马，封乐陵郡公。（《晋书·石苞传》） （2）张华：“少孤贫，自牧羊。”参与禅代，并以灭吴功封广武县侯，邑万户。惠帝时进封壮武郡公，为司空。（《晋书·张华传》） （3）石鉴：“出身寒素，太康末拜司空，领太子太傅，元康初为太尉。”（《晋书·石鉴传》） 上述材料中石苞卒于泰…     

近十五年魏晋南北朝士族研究综述

士族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个重要的统治阶层,对魏晋南北朝历史的发展影响巨大.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学者们在以往用经济和阶级为视角研究士族的基础上,又用个案、地域、文化、婚姻等视角对士族进行多角度的研究,对魏晋南北朝士族研究有了进一步发展.     

唐代士族与文学摭议

唐代以科举取士，或云此举打击了豪门士族，致使唐代士族衰微。本文以为士族大家作为一种社会存在仍影响着唐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特别是科举制度提供了“政治士族”与“文学士族”结合的条件，提供了传统士人由“政士”到“文士”角色的转换。文学也成为唐代士族凸显家族荣誉、社会地位和身份优越的主要标识。繁荣的唐代士族文学是繁荣的唐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唐代士族家庭的亲子关系探析——以郑氏为中心

唐代士族的亲子关系基本遵循了慈与孝的传统伦理道德.母亲承担着教育子女的主要职责,父亲则对儿子的仕途起着重要影响.继母与别子女之间也以慈孝为准则.子女的孝亲之道主要表现在事生、送死以礼,但也存在愚孝、不孝等特殊现象.女儿出嫁后一般都和娘家保持着较密切的关系.对士族家庭亲子关系的探究可以使我们进一步透析当时社会生活的基本现象.     

从《华阳国志》看东汉巴蜀地区的士族文化

东汉是士族产生和发展的早期阶段,而晋人常璩撰述的《华阳国志》以巴蜀地区为中心,保存了相当多的地方历史资料。通过对《华阳国志》的考察,可以看出汉代尤其是东汉,在尊经崇儒的背景下,中原地区的文化对巴蜀地区的影响渐趋深入,造就了一批敦儒崇文的地方士族,到东汉中后期,巴蜀的地方士族已经发展到了相当的程度,就家族层面而言,地方士族形成了自身的活动方式,具备家学、家风等特色;就地区而言,士族在地方学术文化中也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     

南北朝士族文人的自我转型 ——以颜之推对范晔的批判为例

《后汉书》是南朝刘宋时期范晔是一部记载东汉历史的纪传体史书。从范晔删众家后汉史写作开始,至元嘉二十二年（445年）以谋反罪被杀为止,未能完成全部写作计划。一方面,《后汉书》是继《史记》、《汉书》之后又一部私人撰写的重要史籍,其创造性的撰写成为儒林和史学的典范。以致许多儒者精读该书;另一方面,范晔的为人和被杀的命运,又悬示了一个生动的典型,伴随范晔被杀,撰史由私家的权利被收归国有;皇族继续打压世族。至颜之推对范晔进行了全面深刻的批评。扬弃范晔,象征士族文人的自我转型,转变思想理念和生活方式,以适应时代的巨变,在新的社会环境中生存下去。颜之推就是一个成功转变的典型。     

魏晋士族文人的升降命运

魏晋之际，社会动荡，国家政治经济由士家大族把持，文化更由士族垄断。但士族地位随着权利争斗的胜负，地位也有所升降，士族文人命运也在这种动荡中“少有全者”，或者因不得志而一生压抑。     

东晋士族的君主观念

西晋末年,司马氏与南北士族联合,在南方建立了东晋政权,门阀士族掌控实际的君主权力。士族阶层也形成了复合型君主观念,在保持和打压司马氏象征性君主的同时,也纷纷凭实力角逐于变化着的实际性君主。复合型君主观念促进东晋政权的正常运作,又深深影响着它的发展,使东晋政权烙上了明显的士族印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