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1941年国民政府对美外交述论

在1938-1941年间,国民政府一方面坚持抗日,另一方面积极争取美国的援助.国民政府以美国为主要求援对象,是其对中国国情与国际地位、日本侵略野心和国际局势发展趋势正确判断的结果.     

"七·七事变"后到太平洋战争前国民政府对美外交活动述略

在1938-1941年间,国民政府一方面坚持抗日,另一方面积极寻求世界各国,特别是美国的援助,以等待国际局势的变化.国民政府以美国为主要求援对象,是其对中国国情与国际地位、日本侵略野心和国际局势发展趋势正确判断的结果.     

对抗战相持阶段国民政府外交成果的几点认识

抗战相持阶段,国民政府虽然消极抗日,但对美英等国的外交却取得了重要成果———废除“治外法权”。近代中国无论是清政府还是北洋政府,对外一贯奉行妥协投降政策,蒋介石国民政府也不例外,何以在抗战相持阶段能废除美英等国在华的一些特权呢?1940—1941年,由于日本侵略野心急剧膨胀,太平洋风云紧急。为了确保美国在亚太的利益,美国启动了旨在改善与中国的关系、提高中国国际地位的外交程序并取得了英国同意。经过两个多月的谈判,完成了《中美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之条约》《中英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有关特权条约》…     

1935年前后国民政府“亲日”外交透视

1933年《塘沽协定》签署后,国民政府响应日本的“户田外交”,采取了“亲日”的外交政策。其原因在于国民政府所面临的一系列内政外交困境,更为了其“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需要,以及想借此求得一个暂时的苟安局面的目的。但事与愿违,国民政府“亲日”外交所导致的是中国华北主权的逐步丧失与中日两国关系的更趋恶化。     

论抗战前国民政府的禁烟与外交

近代中国,烟毒泛滥,中国政府在国际场合备受责难和讥讽。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的禁烟政策渐趋严厉,但租界及治外法权仍是制约禁烟的重要因素。国民政府试图利用禁烟收回民族利权,此举措虽未获成功,但国家形象却大为好转,国际地位亦明显提高,并成功地使日本在国际舆论中处于被动地位。     

论战后国民政府的"美债"与"美援"

抗战胜利后，美国和国民政府为了各自的需要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国民政府从美国得到了大量的“美债”和“美援”，“美援”成为当时国民政府的财政支柱之一；而美国通过这种援助加强了对国民政府的全面控制。但所有这些“美债”和“美援”，却无法挽救国民政府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崩溃。     

蒋廷黻的选择:从外交史家到外交家

面对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国家形势,在国民政府的邀请与鼓励之下,外交史研究领域巨擘蒋廷黻出任驻苏大使。然而,实任驻苏大使的经历对于蒋廷黻而言则是一段不愉快的外交体验。究其原因,既有自身外交经验的欠缺,亦有国内国际局势的掣肘。蒋廷黻从事外交是当时国民政府学人从政的一个缩影,一定意义上反映了同时代知识分子的政治生涯。     

九一八事变后顾维钧的外交主张述评

顾维钧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到其担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期间先后提出了“中日直接交涉”和“锦州中立化”的应对方案。顾维钧这些主张的提出既与中国当时所处的国际环境有关,又与其自身的外交理念相连。我们对此应作客观地考察。     

新世纪美国对东南亚文化外交探析

新世纪伊始,随着美国的战略重心东移亚太,文化外交成为美国对东南亚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动因主要在于对文化外交重要性的再认识及东南亚地区战略地位的提升。美国对东南亚文化外交表现出四大特点:扩大传统项目开展规模,拓展传统项目影响范围,升级传统项目开展形式,创制新型文化外交项目。其影响主要体现在改善美国在东南亚的国家形象、加速东南亚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并强化其与美国的双边关系、对中国产生负面影响三个方面。但美国文化外交的扩张主义本质、不同对外政策手段间的内在矛盾、国内治理问题的"对冲"效应、东南亚国家在国际关系上相对中立的传统都对其影响力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制约。对于美国在周边地区的文化攻势,中国应有充分的认知和相应的对策,做到防范与借鉴相结合,为自身发展创造更加有利的周边环境。     

抗战前期国民政府“联苏抗日”外交述论

抗战前期(1931、9-1939、9),为了抵抗日本侵略,国民政府在国内外形势的推动下,制定了以苏制日、联苏抗日的基本政策,并对苏展开了比较积极与务实的外交活动。经过长期努力,终于在七·七事变后不久,争取到苏联对中国抗日战争政治、经济、军事上的支持。然而,由于中苏的合作抗日没有坚实的政治、经济基础,存在不少矛盾与冲突,故在追求合作过程中历经曲折,并在合作形成后国民政府联苏政策与外交中也含有许多不稳定的因素,从而使双方关系难以继续深入与发展。     

试论近代日本对外政策的“现实主义”特征

日本近代外交开始于1868年,这时幕籓体制崩溃,近代民族国家诞生,由此形成了新的外交主体。近代以来的日本外交,主要以＂现实主义＂的对外政策为中心,具体表现在＂改约外交＂和＂扩张外交＂两个方面。     

论公共外交与民间外交的关系

公共外交与民间外交的关系在当今国际关系中至关重要.它一方面加强了国家之间的信任和理解,另一方面树立了国家形象,增强了国际吸引力,而这些都是"软力量"建设的重要内容.因此,大力开展公共外交与民问外交是"软力量"建设的重要途径.     

首脑外交及其未来趋势

首脑外交是当今国际舞台上的一个重要现象.首脑外交是一项由政治首脑以直接或者间接方式参与外交活动,追求实现国家战略利益的独特外交样式,在整个外交实践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首脑外交虽然起源久远,但由于现代职业外交的发展,一度受到抑制.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交通通讯技术的发达,首脑外交实现了迅速复兴,其外交形态也日益成熟.从首脑外交发展的方向和学术界的争论来看,重塑首脑外交成为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     

中国联合国外交的特点及局限

中国的联合国外交是中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致力于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进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全方位作用.曲折的发展历程和多重的身份,使得中国的联合国外交在实践中形成了独有的、鲜明的特点.不仅使中国获得广阔的国际政治经济空间,推动了中国对外战略目标的实现,而且有助于树立起建设性和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但是,在参与意愿、能力、经验和客观现实等方面,中国联合国外交的进一步发展仍然面临着阻碍.     

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国际解读

重要战略机遇期是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对当前国际国内形势作出的一个科学判断。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和平与发展依然是时代的主题。但是,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日益复杂的国际形势给中国国家身份和国际责任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但同时,也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发展战略转型、人民币国际化、国家影响力上升的机遇及和平的发展环境保障。基于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继续作出了“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     

日语国际推广机构研究

日语国际推广发展至今,除了得益于其经济、科技的影响外,更多的是得益于国家的重视和民间团体的支持,有健全的法律法规保障体系,有众多的既分工明确又紧密合作的推广机构,有科学严谨的调查研究,有较完善的教师培养、鉴定、保障制度.这一切都为日语国际推广的顺利实施提供了保障.文章主要从日语国际推广机构的类型、职责及其特点等方面来考察日语国际推广的成功之处,从而提出对汉语国际推广的启示.     

安倍晋三新政权在外交与安保领域上的变化及对中国的影响

2012年安倍第二次组阁之后,在国内政策方面大力推动修改日本宪法,为解禁集体自卫权创造条件。而经济方面的"安倍经济学"在1年多的时间里为推动日本经济复苏作出极大努力的同时,也几乎释放了全部利好。其扩大日本债务规模,促进日元持续贬值等政策加深了日本与周边各国以及世界主要经济体的经济矛盾。而外交与安保领域的重大变化,从价值观外交到地球仪外交,从钓鱼岛问题到"东海防空识别区",安倍新政权的诸多新举措对中国的外部安全形势形成了极大的挑战。     

十八大报告外交部分的解析

在党的十八大上,胡锦涛以"继续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为主题,对当前的国际形势和中国外交部分做了精辟有力的论述。十八大报告的外交部分准确分析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确定中国的身份和责任,并在此基础上指明中国新时期的外交理念和外交策略,勾画出中国外交战略的新蓝图,为正在稳步发展的中国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报告中还包含诸多的亮点和新提法,值得人们关注和深思。     

试论恐怖主义问题对中国外交的影响

以“9.11事件”为标志,国际恐怖主义活动进入新阶段。恐怖主义以其复杂性和国际性深刻地影响着国际关系,成为主导国际形势发展的重要变量。恐怖主义活动与中国有着历史和现实性的联系,使中国外部安全环境面临着新的威胁,外交工作中的不确定因素增多。国际反恐合作使中国改善和充实了大国外交,调整和巩固了周边外交,改变了前期中国反恐的被动局面,在国际社会中提升了国家形象和影响力。另外在应对海外中国公民遭遇恐怖袭击问题时体现了中国“外交为民”的新理念。     

从外交和国际战略层面理解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正确把握国际和国内两个大局,协调内政和外交的关系,是检验我们党执政能力的重要内容。从外交和国际战略层面理解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内政和外交的紧密联系,真正把外交作为内政的延续,做到外交为内政服务,外交为人民服务,外交为实现全面的小康社会的总体目标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