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文人诗中的女性形象及其时代意义

汉代文人诗中出现的女性形象大致分为三大类：贵族妇女悲剧命运形象、平民女子勤劳、独立的形象、文人诗笔下的思妇形象。汉代文人诗中女性形象的时代意义在于,她们是男权话语体系下的女性形象,是汉代妇女处境的真实显现。     

元士妓崇高爱情背后的文人心理探析——以《玉壶春》为例

元代文人丧失了正常的表达空间,他们把巨大失意寄托在文学作品中。元杂剧中士妓爱情故事以及各种人物形象的塑造可透露出到他们的心理印痕。元杂剧中充满铜臭气息的商人形象,是元代文人失意心理的一种平衡。女主人公以文人知音的形象存在,是失意文人最好的心灵抚慰者,也曲折地表达了文人孤芳自赏的独特心理。而在这类剧作中,鸨母和皇帝的强势者的形象,体现着文人对现实的曲折反抗与理想化的期待。     

浅谈鲁迅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

鲁迅小说中知识分子形象有四种类型:一是“我”的形象;二是封建文人,三是文人渣滓,四是进步的知识分子。     

论陆机抒情赋中的自我形象

陆机的抒情赋成就较高。通过抒发自己对故国、故乡、家族、亲人以及自身的真实情感,陆机在作品中塑造出一个在现实中徘徊挣扎的文人形象。这个形象既有敏感脆弱、情感丰富、高傲自负的一面,又有坚忍不拔、深藏压抑、自卑妥协的一面。从广义上来讲,这个文人形象既可以是陆机,也可以是西晋时期整个文人群体的现实写照。     

论元明清戏曲中陶渊明形象作品及文化意蕴

陶渊明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座丰碑．对于乐于书写前代文人形象的元明清戏曲家更是对陶渊明形象充满了浓厚的兴趣。本文正是通过对后世戏曲中的陶渊明题材作品的叙录,梳理其故事情节的特点,从文人价值选择及人生定位、严酷的时代环境及文人的失意、后世文人对陶渊明在诗史中地位的推崇三个方面探讨了元明清文人对陶渊明的接受情况。     

文人身份的认同与凸显：琴人形象在明清琴乐小说中的新变

琴人形象在明清琴乐小说中发生了诸多新变,其文人身份得到认同与凸显：琴人由超现实人物大量转为现实中人,在精神域场展现了文人气质和文人品格,神秘性逐渐隐退;琴人形象塑造出现意境化倾向;古琴作为雅化和衬托琴人品格的人文环境备受关注,是文人沟通天地的精神载体和文人身份的表征,“琴挑”也成为男性文人追求情爱的惯性模式.以上新变,是多种文化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戏说文人

所谓文人,广义地讲,文人大抵是一些靠"写字"为生进化的猴子;狭义地讲,文人则是用形象或抽象思维去生产文化产品的一群人。     

冯梦龙“三言”中的文人形象研究综述

目前学术界对冯梦龙"三言"中的文人形象的研究还比较薄弱。专著稍有涉及,没有专门性研究;论文方面对具体问题的分析有所成就,如文人与科举的关系、文人世俗化等,但缺乏系统性梳理。由于分类标准和研究对象的界定存在差异,对文人形象进行分类探讨、对文人群体作整体观照等研究仍然有待深入。     

论通俗文学中苏轼形象的塑造——以《五戒禅师私红莲记》为引

最晚至南宋时期,通俗文学领域内开始了对苏轼形象的塑造.通俗文学从消费者的趣味出发,以才情替代了政治,消解了苏轼政治生涯的波折历程;又以才情重新整理了文化地理,调节了苏轼的人生节奏.苏轼形象的塑造是近古通俗文化史上的经典个案,其直接成果是产生了一个文人形象生产的流水线和一个文人生活的经典模式.从此,以苏轼为模版,富有"才情"的文人们被相继塞进流水线,一个个大同小异的形象被不断生产出来.     

于晚明小品文管窥晚明士子的文人情怀

晚明小品文是中国散文发展长河中的一条支流,它承载了晚明性灵文人的文学思想和独特的文人情怀,所以有了超越文体的特征和内涵。独特的文人情怀寓于小品文中,真实而形象,独特而有趣,不仅增添了小品文的文化内涵,也丰富了晚明士子文人的人格形象。其所反映出来的文人情怀也绰约多姿,包括对自我性情的表达与张扬,对文艺创作的实践与探讨,对佳山秀水的留念与向往等。这种高扬的文人情怀因此也具有了其独特的社会意义和文学意义。     

晚明小品文管窥及士子文人情怀产生的原因和影响

晚明小品文是中国散文发展长河中的一条支流,由于它承载着晚明性灵文人的文学革新思想和多姿多态的文人情怀,所以有了超越文体的特征和内涵。复杂多样的文人情怀寓于小品文中,真实而形象,独特而有趣,不仅增添了小品文的文化内涵,也极大地丰富了晚明士子文人的人格形象。探究晚明士子文人情怀产生的原因,追寻晚明士子文人情怀对推动文学发展、带动社会进步和拉动经济增长诸方面影响,对于鉴赏晚明小品文思想艺术成就,具有重大意义。     

论“诙谐书生”形象的生成、传播与文化构因

民间文艺中的文人形象常庄谐并重,且谐胜于庄。从宋杂剧的"酸"剧、"哮"剧,到元杂剧中的"风魔书生",再到明清小说笔记中各类"酸腐文人",诙谐书生形象一脉相承。此类形象最初只是缘于某个文人的滑稽个性,在唐代民间文艺中突破了现实形象的限定,被赋予诙谐、滑稽的艺术性格,至宋金时期确立了形象类型。单元化的短剧形态推动杂剧的诙谐片段和戏剧方式融入其他民间文艺类型中,形成了一个借助口传戏剧向书面文学发展的传播路径。这一形象的生成体现了人们对喜乐生活和精神愉悦的追求,也折射出民间文艺创作功能性与形象类型化相碰撞所产生的艺术创造力,由民间文化进入文人书写的过程中不断提升形象品格,成为兼具审美意趣和文化价值的形象类型。     

试论古今文人共同的人道主义关怀——以柳永和沈从文的作品为例

古往今来,女性一直是历代文人常写不衰的对象.文章以古代和现当代的两个善于塑造女性形象的作家的作品为例,一个是北宋著名的大词人柳永的词作,一个是现代文坛沈从文的作品,将他们放在一起比较,是因为他们在作品中都塑造了一类特殊的女性形象——妓女.他们对妓女形象的描写体现出了文人对以妓女为代表的底层女性人生的关注,更蕴含着从古至今传承不变的文人的人道主义精神.     

从张生形象的塑造看元代文人心态

王实甫在《西厢记》中塑造的张生形象,无疑带有元代“书会才人”的成色,他或苦闷抑郁、或放浪形骸、或玩世不恭、或渴望爱情功名,都是特殊历史时期元代文人共有的心态,文章试图从张生形象着眼,挖掘元代文人的心态。     

论中国古代文人剧作中的君子形象

君子文化在中国社会源远流长,君子人格作为一种理想人格被传统社会主流文化设置为人生标杆与价值象征,影响巨大。出于戏剧叙事的需要和文化心理的同构,古代文人剧作中出现了大量的君子形象。从忠烈君子、勇义君子、高行君子、多智君子、红粉君子5个方面,可系统梳理文人剧作中的"君子形象";结合代表性君子形象,对每一类君子形象类型可做忠、仁、智、勇、慧等品质内涵的阐释。中国古代文人剧作中的君子形象的塑造采取了隐喻、区隔、波染等书写策略。考察中国古代文人剧作中的君子形象,可对当代人格重构、当前品牌文化建设和当下文艺创作的提振提供积极的借鉴意义。     

黄遵宪作品中的意识形态式的日本形象的成因

1877年至1882年黄遵宪任驻日参赞期间是其意识形态形象的构建时期。具体表现为,同源日本形象,即日本在景物、文化、风俗、日本人等方面均呈现着类中国形象;异类日本形象,即日本在风俗和文化上呈现出淫俗形象和背信弃义形象。其形成原因主要包括传统的天朝上国世界观、过往文人志士对日本的集体想象以及居日期间日本文人的影响这三方面的内容。     

钟馗画的民俗化与文人化

钟馗形象作为我国传统艺术中的一个独特的图像符号,有着悠久历史和丰富的内涵,钟馗原型出自上古傩仪,钟馗传说的形成是在汉魏之际,随着唐宋时代经济的发展和民俗文化的生动化、世俗化,钟馗这一形象彻底完成了从原型到传说的转变,并随着宋代民俗文化的兴盛与宋代艺术的繁荣而更加丰富多彩。钟馗画应各种民俗节令活动而产生,在民间年画、宗教绘画、文人绘画中各自形成了不同的形象体系,有些形象还依靠粉本的流传使其延续和传承变得更为稳定。元代以后,文人在对钟馗形象的关照中有了强烈的代入感,钟馗开始以失意文人的身份深入人心。明代文物画的文人化,是钟馗画文人化的最后阶段。     

元杂剧中文人与倡优爱情婚姻观所蕴含的社会内容

元杂剧中的一系列士子与倡优的爱情戏,以独特的视角展现了元代文人的爱情婚姻观,深刻体现了元代社会生活的内涵.通过分析元代士妓爱情戏,来阐述文人形象、倡妓形象和商人形象所蕴含的社会内容.     

秦始皇在古代咏史诗中的几类形象

"千古一帝"秦始皇是被古代文人吟咏较多的,但其形象多为否定性的,暴君与昏君是主流性形象,偶有肯定性形象,这不仅很有趣味,也很值得深思。     

一代文人的命运之曲——谈元杂剧中的文人形象及其意义

元杂剧中的文人形象主要有三类:怀才不遇的寒儒,风流狂放的浪子,愤世疾俗的隐士。他们是元代文人三种人生态度的真实写照,映射出元代文人群体在特定社会环境中存在着的普遍的文化心理状态,表现出他们的不满与抗争,梦幻与追求,从某种意义上讲,元杂剧是元代文人的命运之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