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颂之宗 作者之师——略论曹植在建安赋风转变中的地位

在赋体文学的发展史上,建安时期是一个承先启后的重要时期,以“铺张扬厉”、“体物写志”为主要特色的汉大赋发展到这一时期,发生了一系列具有重要意义的转变:辞赋创作开始由宫廷走向广阔的社会,注重对作家主观情思的抒发,打破了汉大赋千篇一律,互相雷同的创作模式,显示出作家鲜明独特的个性风格,语言上由汉大赋的深涩凝重转向建安辞赋的明朗刚健、华美自然。这些转变为赋体文学的繁荣发展拓展了宽广的道路。     

关于赋的命名和汉大赋起源诸说疏证

关于赋的命名和汉大赋起源的问题，历代各家的认识均有偏失。其实，赋作为一种文体名称，实兼二义：表现手法上的铺陈和文体上的“不歌而诵”。关于汉大赋的起源，自《诗经》以后，北派辞赋沿着从北方歌谣到荀况《赋篇》、秦代刻石文和秦时杂赋发展的线索并未中断。南派辞赋则从楚地民歌经屈原改造而发展到宋玉的赋作和汉初骚体赋，也始终保持着自己的特色和传统。它们都对汉大赋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都不是唯一的原因。汉大赋是在融合南北辞赋和先秦散文的基础上形成的。     

试论道家思想对司马相如辞赋创作的影响

由于受到道家思想的深刻影响,司马相如的辞赋呈现出了斑斓多姿的艺术风貌,从而获得了经久不息的艺术魅力。两汉赋作家中,以司马相如成就最高,其大赋甚至成为汉大赋创作的范式,故研究司马相如辞赋创作的特点,对研究汉赋乃至整个汉代文学,都有着深远的意义。     

试论建安抒情小赋产生的多元因索

赋体文学发展到建安时期,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辞赋创作开始由宫廷走向更广阔的社会。作品注重对作家主观感情的抒发,打破了汉大赋千篇一律、互相因袭模拟的创作模式而趋向抒情化、小品化。显示出作家鲜明的个性。 为什么建安时代的赋作只有短篇而少巨制?这绝非建安赋家没有汉代赋家的才华。象当时擅长词赋的王粲、曹植等作家并非无力追踪汉大赋。对于这一问题,以前多从社会学的角度去阐释。笔者认为     

简析汉大赋讽劝矛盾形成的原因

两汉文士的创作集中于辞赋，以文学侍从之臣为主创作的体物大赋，从一定意义上说，已经成为两汉文学的重要标志。汉大赋的主题有其特殊性，文章作一简要分析，以说明这种特殊性形点的原因。     

论西汉散文、辞赋及其融合

西汉散文兴盛,政论、哲理文章、史传著作和记事散文各有所长,能曲尽其妙地叙事,疏直激切地说理,逼真传神地写人,意味深长地抒情,显得沉博绝丽。辞赋发达,骚体赋、汉大赋和抒情言志赋各有千秋,表现出感情深厚、铺叙突出、想象丰富、描绘细致、散韵融合、语言丰富多彩的特点。散文和辞赋相互影响,自然融合,有力地推进了西汉文学的蓬勃发展。     

“辞赋之罪人”与“四六宗臣”——评庾信在赋体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

对于庚信在赋史上的地位有两种评价，一为“辞赋之罪人”，一为“四六宗臣”。“罪人“是以古赋者标准得出的，“宗臣”则是就瘐信在驿赋中的作用而言。两种评价貌似不同，实际上却彼此联系，互为因果。骈赋从东汉咏物抒情小赋发展而来，咏物抒情小赋是在汉大赋衰落时兴起，与汉大赋分属不同的审美范畴。这是赋体文学发展的客观规律。瘐信作为骈赋的最高成就者，可与古赋作者司马相如分庭抗礼，在赋史上具有极其重要地位。     

汉末建安赋风转变原因初探

辞赋发展到西汉进入全盛阶段,从东汉后期开始由体物为主转向抒情为主。汉末张衡、赵壹等作家的抒情小赋的出现,标志着辞赋创作由体物大赋到抒情小赋转变这一新纪元的到来。建安之后,辞赋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辞赋创作由宫廷走向更广阔的社会;由对大汉帝国群体意识的模写转向个体生命意识的自由抒发;由对大汉气势、声威的颂扬转向情韵、个性的追求。抒情小赋打破了汉大赋千篇一律、互相因袭模拟的创作模式,而趋向小品化、个性化。既没有大赋那种     

浅析贾谊赋异于汉大赋

贾谊辞赋虽与西汉辞赋同源于楚辞,但二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区别。大致而言,从功能上说,汉大赋有一定的政治目的,功利性强,贾谊赋却是叙述个人经历,抒发个人情感。从艺术手法上说,汉大赋重铺陈,贾谊赋长于议论说理。贾谊辞赋散文化亦不同于汉大赋。     

试论汉大赋的社会效用——以司马相如的写作策略为例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对汉大赋的研究越来越受到文人学者的重视。汉大赋是汉朝的文学主流形式,是一种兼具诗歌和散文的新的整合性文学,汉大赋以其恢宏的规模、雄伟的气魄、丰富的内涵开拓了中国文学的审美取向,也同时开创了文人跻身政坛领域的豪壮局势。大赋广泛推广,出现了一批卓越的汉赋家。汉赋是文人自信心倍增的自觉产物,因而可以说汉大赋开启了文人自觉创作的时代。本文以司马相如的写作策略为例,来分析汉大赋的社会效用。     

汉魏六朝散体赋中“乱”之沿革

汉魏六朝散体赋中的乱辞承自屈原、宋玉作品,并在功能、形式、称名上有所变革,体现了诗、骚、赋三体之交融。在功能上,屈、宋作品之乱辞,并非皆为归总篇旨,汉魏六朝散体赋中的乱辞,亦除归总篇旨外,还有画龙点睛、提升境界等功能;在形式上,屈、宋作品乱辞非皆＂变章乱节＂,汉魏六朝散体赋中的乱辞,则多采用与主体部分不同的骚体句,有的在句式和语言风格上还出现了新变;在称名上,汉魏六朝时期一些赋卒章有＂歌曰＂＂诗曰＂＂辞曰＂＂颂曰＂＂已矣哉＂等,与＂乱曰＂名异而实同。     

汉代经学视域与文学空间——兼论汉代文学的“独立性”

汉代经学与文学的观照往往投向共同的对象,可作实证的考辨和类聚的阐述.汉赋继承《诗》之“窈窕”并《诗》、《骚》玉女、宓妃的审美观照,经学的解释则取伦理评价.《诗》、《骚》山水表现俱以个体情感的投射表现审美精神,汉代骚体如之,大赋以之为审美的对象而形成宏阔的铺陈;经学则承仁、智的观念进行比德的说教.经学对虹蜺的解释与道德相系,但《楚辞》却以楚人图腾的关联而视之为美好之象,并延及汉赋的描写.这说明汉代经学视域与文学空间的并存及其相互关联,说明汉代文学得于往代继承和具有审美的相对独立性.     

论《韩湘子全传》中的寄生赋

《韩湘子全传》是明末杭州书林杨尔曾编创的一部神魔小说。全书共30回,约20万字,主要敷衍韩湘子得道成仙并最终度化韩愈一家的故事。该小说中羼入了数量可观的诗、词、曲、赋,可谓“文备众体”,这些寄生文体共同参与了小说的构建。而作为其中之一的寄生赋,在文体互动中也呈现出了独特的文体功能和审美特征。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祝尧的古赋流变论

祝尧把辞赋的演进分为五段:楚辞体、两汉体、三国六朝体、唐体和宋体,认为自西汉开始,辞赋一代工于一代,至唐、宋进士赋体,丽辞藻句已达极至,宋人纠枉过正,衍出说理一体.他论辞赋有四体:古赋、俳赋、律赋和文赋.古赋祖骚宗汉、以情为本,俳赋务于对偶、协韵,律赋严于声律,文赋的特征在于议论.祝尧讨论了后骚、辞、文、歌、操与古赋之间的关系,继晁补之、朱熹之后,兴文体横向比较之风.     

辞赋辩证与中国古代军事题材创作举凡

辞赋一词,组词联用,已成为后世对楚辞和汉赋的习惯称谓。东汉文人,多有把楚辞也称为赋。随后亦有沿用辞赋不分的模糊现象,其中不乏名震学界的专家学者。如班固《汉书.艺文志》:屈原赋二十五篇。便是辞赋混淆典例。其实,这是对司马迁辞赋概念表述的一种传统的误读。辞,严格意义上,主要是属于语言的修饰技巧;赋,则是属于文字表述方式的选择。古代军事辞赋在表现形式上,与同期其他赋体特征相型。就内容而言,古代军事辞赋涉及极为丰富,有关军事的话题几乎皆有染指,可以称得上是对古代军事概貌的集中反映。     

戴表元辞赋创作论——以哲理世界的深化与拓展为中心

宋末元初的戴表元在辞赋创作上取得了很大成就。戴表元的辞赋继承了欧阳修、苏轼所开辟的文赋传统。在结构上大多采取主客问答的二元模式,从文章的构思上和境界的拓展上较为精致和精深。他的辞赋具有从人生的领悟而上升到哲理思辨层次的特点。他为辞赋所做的努力体现了宋末元初辞赋风向的转变,这标志着元人的赋学标准和审美风向发生了重大变化。     

“和谐”释义考源

本文探讨了"和谐"一词的内涵及发展,通过文献用例,证明《汉语大词典》、《辞源》所收的书证是晚出的,《现代汉语词典》释义不确。     

论谶纬学说的文学价值

谶纬学说所体现出的学理论：天人相应的物感说、引事见世的反映论、咏怀言志的主情性以及神采飞扬的想象等，是汉代学思想的组成部分，直接影响到汉赋的内容、艺术形式、美学特征，并促进了小赋体式的形成，显示出了一定的学价值。     

“和谐”释义考源

本文探讨了＂和谐＂一词的内涵及发展,通过文献用例,证明《汉语大词典》、《辞源》所收的书证是晚出的,《现代汉语词典》释义不确。     

论汉代试赋对汉赋创作的影响

西汉政府便开始以辞赋取士,但大规模以辞赋取士现象却出现于东汉后期灵帝时期。灵帝时期以书画、辞赋等大规模取士的鸿都门学,是非定期性的,亦是无遴选性的,故鸿都门学以辞赋取士是非制度性的。但对后期科举以赋取士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可视为后代诗赋取士制度的滥觞。汉代试赋对汉赋创作的影响,是一个由刺激创作消费到阻碍创作消费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