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复鉴定的“是”与“非”——以证据法的价值支柱为视角

针对刑事诉讼中的鉴定活动的理论研究现状,以及司法实践现状,本文将以刑事司法实践为基础,努力总结刑事诉讼中的重复鉴定现象带来的各种问题及有益经验。在前人已有的研究基础上,和我国司法改革的大背景下,以现行鉴定制度为基点,结合当前刑事诉讼法的修改进程和刑事证据制度的前沿研究,对重复鉴定问题作深入、细致的分析、研究。并且借鉴国外先进立法及各地区的试点成果,结合我国当前的改革步伐,以《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的出台为契机,进行适用性论证或者对策性研究,从而提出自己的观点及理由,以彻底解决我国刑事领域长期存在的重复鉴定问题。     

浅谈“刑讯逼供”的认定

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下文称《新刑诉法》)中关于刑讯逼供的一些规定引起了学界的再次讨论,对刑事诉讼法再次修改后的论题的探讨涌现出不同的研究方法,但是对刑诉实践的效果不甚明显。笔者认为我们首先应该对刑诉规范本身有明确的认识,以便能更好地指导实践。本文拟从解释论的角度对《新刑诉法》中的刑讯逼供问题进行微观研究,探讨其具体认定标准及其认定中的疑难问题,期冀对司法实践有所帮助。     

论无罪推定原则在审查起诉中的应用

"无罪推定"是西方国家在否定中世纪纠问式诉讼制度的基础上形成并发展起来的一项刑事诉讼法原则。文章论述了"无罪推定"原则的精神实质,"无罪推定"原则的基本内涵及在司法实践中如何正确应用"无罪推定"原则。     

论我国刑事证人保护制度的完善

证人证言是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八种法定证据之一,在司法实践中被广泛使用,它对于查明案件的真实情况,实现惩罚犯罪以及保障人权等都具有重要的作用。在我国2013年1月1日起生效的刑事诉讼法中,对证人保护的规定有了更加完善的规定。文章通过对我国刑事证人保护现状的分析,找出当前我国刑事证人保护所存在的问题和缺陷,结合对域外一些国家的刑事证人保护的考察,在此基础之上试图提出一些能够完善我国刑事证人保护制度的建议。     

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解与适用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我国刑法中最富有特色的部分,对于保障我国刑法的完整性起到了重要的补充作用.目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备受重视,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刑事诉讼法》等多部法律中都有体现.但是这一问题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有诸多问题,主要是源于司法工作者对此理解不同.对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意义、内容、目标排除标准可推进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司法实践中有效实施,从而保障人权,实现司法的公正性,促进社会和谐.     

控制下交付在职务犯罪侦查中的运用

现行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了控制下交付,使控制下交付获得了法律地位,司法实践中控制下交付主要适用于毒品犯罪侦查,而少见在职务犯罪侦查中的运用的阐述。通过法律法规的明确规定、职务犯罪的发展特点、独立办案的司法要求、供证并重的侦查模式、侦查阶段的律师介入来论证控制下交付在职务犯罪侦查中的运用的必要性。并通过严格执行审批程序、从严把握使用条件、明文确立示证范围来完善控制下交付的使用。     

浅议逮捕证明标准——也谈如何破解羁押难题

逮捕作为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刑事强制措施之一,对于保障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现行立法未能构造一个合理的逮捕标准,无法较好地规范司法,导致实践适用中出现了不少的问题,影响了逮捕制度功能的充分发挥,这引发了理论界的质疑和实务部门的反思,因此亟需给予切实的关注和研究。     

论鉴定意见的证据资格——以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为视角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将"鉴定结论"改为"鉴定意见",名称的更改并未改变其本质。本文通过对比中外对鉴定意见证据资格的研究现状,提出我国肯定鉴定意见证据资格对法学理论和司法实践的负面影响,并从证据的合理内涵、本质特征及性质三个方面分析了鉴定意见不具证据资格的理论依据,从而对鉴定意见法律地位进行了重新定位。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背景下的值班律师制度的困境与破解

值班律师对于我国来说是舶来品,经历了十多年的演进,值班律师制度已于2018年写入我国《刑事诉讼法》。但我国学界和司法实践中对值班律师的定位、角色与功能仍有较大分歧。文章梳理了值班律师制度在我国的演进过程,并对域外值班律师制度进行考察,以期发现域外值班律师制度的共性。并对其在我国制度设计和实践中产生的困境进行检视,针对我国值班律师功能扩大化和角色见证人化的问题提出破解思路。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审查起诉阶段的实现——完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作为一项基本政策,对刑事立法、司法和刑罚执行都具有直接的指导作用,但是长期以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刑事司法活动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尤其是在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的自由裁量权过小,酌定不起诉无法真正体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后,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中增加了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但仍存在诸多问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检察机关刑事审判监督制度的困境与变革

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人民检察院的诉讼监督权,但规定过于原则,大多缺乏可操作性,因此当前的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对刑事审判活动的监督主要以刑事抗诉为主,但从实际效果来看,这种抗诉模式的监督对司法活动的影响不大、监督作用不明。应当明确刑事审判监督的目的和界限,完善监督保障机制。     

对台湾地区羁押审查与我国大陆审查逮捕规定的几点比较与思考

1997年我国台湾地区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法官具有惟一的羁押决定权,大陆2012年《刑事诉讼法》完善了逮捕条件,依旧规定检察官行使批捕权。文章从审查过程的到场参与者及审查后结果的角度对两岸的羁押审查方面的法律规定以及由此引发的司法实务问题进行了对比和思考。台湾地区与我国大陆的法律有许多共通之处,两岸法律的对比有利于我国大陆在完善刑事诉讼制度过程中吸收借鉴台湾修法的经验教训,取长补短,使我国进一步完善人权保障制度、控制公权力滥用、尽快实现法制现代化。     

从司法层面看“犯罪论体系”改造

犯罪论体系改造,是我国刑法学界近年来争论的热点。与大陆法系“三层次”犯罪论相比较,我国传统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确有改进和发展的必要。但是,“三层次”犯罪论体系的指导意义仅具有局部性和阶段性,并且它排除了“犯罪客体”要素,在司法实践中与中国的政治体制相悖。而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与中国刑事诉讼法中各诉讼环节的证据要求总体是相适应的,也与分案处理模式相适应。     

浅议刑事侦查阶段强制措施的变更

刑事侦查阶段采取不同的强制措施要符合刑诉法的有关规定,与犯罪嫌疑人的人身危险性、社会危害性相关。强制措施的变更应兼顾侦破犯和保障人权的双重要求。它在立法上有相应的规定,也是司法实践当中的一种常见现象,有其必要性和积极作用。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在关于侦查阶段强制措施的变更之规定上有它的科学之处,也存在着一些问题,突出表现在逮捕后变更强制措施上存在立法上的缺陷和司法操作上的随意性。因此,对于侦查阶段强制措施的变更要在立法上进一步完善规定,建立切实可行的监督机制。     

试论刑事诉讼证人不出庭作证的原因及立法对策

证人出庭作证是确保司法公开、公正的基本措施。本文通过对现行《刑事诉讼法》中证人出庭作证制度规定的不足进行分析,以期探讨完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更好地发挥证人证言在刑事审判中的作用。     

论法治环境下的“疑罪从无”原则

"疑罪从无"是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应当遵循的一条重要原则,但对"疑罪"本身涵义的理解及此原则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情况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尤其是司法机关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所选择的"疑罪从轻"的作法更是严重地侵犯了被追诉人的合法权益。"疑罪从无"派生于刑事诉讼制度中的无罪推定原则,应立足于被追诉人的视角重新审视这一原则的内涵。正确理解并适用这一原则是法治环境下保障人权的必然选择。     

对审讯中使用威胁、引诱、欺骗方法的若干思考

我国《刑事诉讼法》及“两高”司法解释中规定,严禁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一经查实,则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但在具体司法实务中并非所有欺骗、威胁、引诱的审讯方法都损害供述的正当性,也并非所有的欺骗、威胁、引诱的审讯方法都会导致虚假口供,即这些审讯策略也有一定的正当性和必要性。笔者通过比较研究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认为在审讯中刑讯逼供是绝对禁止,对通过刑讯逼供获取的口供也应当予以绝地排除,但在司法实务中的审讯不可避免地带有欺骗的成分,威胁、引诱的审讯方法,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应该具有一定的容许度。     

论刑事诉讼法和监察法之间的制约与衔接

监察制度改革使得绝大部分职务犯罪案件的立案、侦查权限由检察机关划归监察机关,监察权的运行因而带有刑事司法的实质属性。监察法并未在刑事程序、证据标准、追诉时效等方面作出具体详实的规定,而只能直接或间接“借用”较为完整、严密的刑事诉讼法相关规范,这就决定了其接受刑事诉讼法制约的正当性。刑事诉讼法对监察法的制约,主要体现在监察机关调查权力的运行环节,在两法衔接存疑时应始终坚持有利于被调查人的原则。监察法的制定和刑事诉讼法的修正,均关照了对方的程序性设计,初步实现了两法衔接,但在立案、证据和时效等问题上仍然值得进一步研究。监察阶段的证据仍需经过审查、转换等处理才能顺畅运用于刑事诉讼阶段,监察机关查办刑事案件应接受追诉时效的制约以维护刑事法律制度体系的统一性。     

“量刑辩论”若干问题研究——兼论《刑事诉讼法》第160条的修改

在刑事司法改革的时代背景下,为了真正体现以人为本,实现量刑的公平正义,"量刑辩论"应运而生。"量刑辩论"是理性思考的结晶,不仅具有深厚的刑法基础,也有可靠的理论支撑。根据"量刑辩论"的精神要求,《刑事诉讼法》第160条必须加以修改。     

再议我国刑事审判监督程序——以新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为视角

自我国新刑事诉讼法修改实施以来,审判监督程序在适应我国民主法制发展的需要,解决刑事诉讼突出问题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不仅是司法机关正确行使刑罚权的可靠保障,而且有利于贯彻"有错必纠"的政策,但是仍存在一些问题。笔者分析该程序现行的规定,提出使之完善的建议,以适应我国司法改革的发展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