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道德与人性的关系看传统理欲之辨

传统理欲之辨实际上所探讨的是如何处理人的道德理性及其情感欲望间的关系问题。人性既包含有理性的一面,同时也有感性欲求的另一面,因此,从道德与人性这一关系来讨论传统的理欲之辨,无疑有助于对道德意蕴有更为理性的把握。     

理欲之辨的流变及现代价值

理欲之辨是中国传统哲学论及的重要内容之一。先秦诸子百家是"理欲"思想的源头之处,宋明时期程朱、陆王等提出了"以理压欲"和李贽提出"以欲胜理"的理欲观,王夫之批判了他们并提出了"以理导欲"的理欲观,戴震则主要继承了王夫之的"理寓欲中"的观点,坚持理欲统一观。文章通过对"理欲之辨"源流嬗变的历史探讨,深刻理解每个阶段理欲观的真正内涵,凸显其发展轨迹,阐释其现代价值。     

理欲之辨的历史嬗变及其现代价值

理欲之辨的命题一直贯穿于中国哲学思想发展的脉络之中,先秦诸子百家开创了"理欲"之论的先河,宋明时期程朱理学等人提出"存理去欲",王阳明、戴震更提出"理存于欲"。理欲之辨的嬗变过程实际上是道德理想与生活欲求的对立统一以及生活欲求如何适应道德理想的过程。理欲之辨的有关思想有助于重建社会规范,有利于促进个人的发展,有利于人际和谐。     

义利之辨的当代追问

义利之辨是中国伦理学发展史上的一根主脉。理清义利之辨的历史流变,须从帝王文化、士大夫文化和平民文化两条线脉去梳理、去洞悉,应从义利意蕴的流转变化中去理解、去把握。疏解义利之困,须明确社会主义义利观的含义,明辨义利认知误区。倡导谋利有道,须悉国情、知民心、接地气、重细小,奋发有为,不断扩大社会主义义利文化的渗透力和影响力。     

陆九渊义利之辨探析

陆九渊是南宋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在其“心学”理论中,“义利之辨”是其伦理学的核心之,影响深远。时至今日,探讨陆义利之辨的价值仍然对我们有着重要的启示和积极意义。     

“理欲之辨”与清初理性精神的复归

从宋儒到晚明先锋派文人再到清初具有反思精神的思想家,人们之于理欲观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清人不仅纠正了宋儒“理欲对立”的错误,同时也批判了晚明士人在欲望上的过度放纵;既不赞成明人的“弃理从欲”,同时也反对宋儒的“存理灭欲”,而是主张在“以理节情”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做到理、欲调和.克服“唯理”或“唯欲”的偏激而更趋向“理欲兼顾”的中庸, “理欲之辨”也由此被逐渐导向了富有理性精神的合理化方向.     

朱熹义利观探微

义利之辨是中国传统思想争论的核心问题之一。儒家义利观重义轻利,但并不否定利,而是主张义利统一,在义的指导和制约下去追求合理的利。朱熹义利观沿袭孔孟的思想,但更强调利要合乎义,以义求利,用天理消除人欲,用公心克服私心。这主要是向官僚士大夫及其后备力量的士人提出人生观方面的要求。     

“义利之辨”及其政治转向——兼论二程对义利之辨的再思考

义利之辨作为中国哲学史与伦理史的重要议题,对后世影响甚大,但义利问题之架构的多维性和丰富性使得不同的时代和思想环境中对它的讨论与诠释不断发生衍变。就宋代儒学尤其是二程而言,对义利问题的把握与以往思想家的不同之处在于,一方面以超越性的"天理"为终极价值尺度,在更高思维水平上反思和阐述了义利之间的内在关系和道德依据,另一方面,针对北宋政局所出现的一系列矛盾,以二程为代表的旧党以学术上的"义利之辨"作为评判历史的起点,对如何改造现实社会、实施变法与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党展开了热烈的争论,在现实政治分歧中,原本学术道德与经世致用的政见之争,蜕变为不同政治阵营中无休止的党派倾轧,也由此引发了这一命题的政治化走向。     

当代中国“义利之辨”论析

当代义利之辨成为被关注的焦点。确立正确的社会价值导向是当代义利之辨的理论实质,当代中国义利之辨在理论上的超越所要完成的任务,就是走向义利统一、义利并重,走向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融合,并以此作为社会价值导向     

"义利之辨"新探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在义利观上占统治地位的是重义轻利的思想。先秦儒家首开“义利之辨”之先河,强调“义以为上”“先义后利”。直到明末清初,颜元在批判程、朱理学的基础上,提出了“义利双行”、“以义导利”的义利观。“义利之辨”的实质是价值取向的问题,今天我们反思古训的教益,以利于科学定位义利关系,把义和利有机地结合起来。     

儒家的"义利之辨"及其现代价值

探析儒家"义利之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深刻内涵,取其精华,剔其糟粕,对当代社会具有一定价值。     

论孟子“义利之辨”的多重意涵

“义利之辨”是孟子思想的重要话题,它具有多重意涵。修身维度的“义利之辨”蕴含着人性本善的根本理念,道德情感和个体认同的内在需求是人们不断塑造“理想自我”的原由;行事维度的“义利之辨”强调“经权之别”,意在引导人们正视“义利”之间的辩证关系;治国维度的“义利之辨”亦为“王霸之辨”,其论说从多方面彰显了“王道”的优越性。从修身至行事,再到治国的层层展开,体现了孟子对“义利之辨”的独特思考,亦为当下道德修养与社会文明建设提供宝贵的文化资源。     

市场经济与道德建设──“世纪之交的文化反思”之一

市场经济并非必然带来“道德滑坡”，不能把今天中国社会存在的问题，简单地归结为“道德沦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高尚道德，而且能够培育高尚道德。市场经济的正常运作，要求建立高度信誉，一流的服务质量、公正、公开的竞争规则、极其灵敏的信息、尽可能好的经营环境、严格的管理制度、管理人员和职工均具有优秀的素质等。对市场经济的确认，来之不易。要保护它、爱护它，不要对它泼污水。在分析市场经济与道德的关系时，温习一下“义利之辨”和“理欲之辨”，是有益的。     

中国古代"义利之辨"的历史发展阶段及理路

中国古代＂义利之辨＂分为先秦、中古、近世三个历史发展阶段,义利关系在不同阶段受具体历史条件影响而呈现出富有时代特色的特点。通过分期的历史考察,一般说来,＂义＂是强调的重点,但有时＂利＂也会被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加以阐释。     

中国古代“义利之辨”的历史发展阶段及理路

中国古代＂义利之辨＂分为先秦、中古、近世三个历史发展阶段,义利关系在不同阶段受具体历史条件影响而呈现出富有时代特色的特点。通过分期的历史考察,一般说来,＂义＂是强调的重点,但有时＂利＂也会被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加以阐释。     

中国传统义利观与当今的义利之辨

传统义、利观有三种典型代表:即儒家的重义轻利观,墨家的义利合一观,理学家的义利对立观.当今中国所谓义利之辨,表现在三个问题上,一是合理利己主义;二是一切向钱看;三是功利主义,这些观点或一无可取或有一定片面性,只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才是值得提倡的价值导向原则.     

儒学和朱、戴的“理欲之辨”

儒学从它诞生那天起．就把继承和变革结合起来，随时代的演变而不断发展．从而使儒学在封建社会里充满活力，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得以延续几千年。朱熹和戴震是儒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代宗师，分别在不同的时代对儒学的振兴和发展作出了不同的贡献；他们在“理欲之辨”上，观点相互对立．但都没有超越儒学．都是儒学的继承者，所不同的是．由于戴震所处的时代资本主义因素已大大增长．因而戴震的新理学创新多于继承。     

义利之辨：马来西亚吉隆坡广东会馆的传统与变革

海外华侨在落地生根的过程中,通过"地缘"或"业缘"组成的华人社团,逐步从纯粹以"义"为主的慈善福利过渡到以"利"为先的商业运作。从吉隆坡广东义山档案文献、碑文资料和实地调研的分析,发现在以"义"为主的阶段,吉隆坡广东义山的宗旨是帮助在地华侨华人完成生命最后的仪礼;随着城市扩张和地价上升的趋势,广东义山以"先利后义"的思维指导"义利兼顾"的行动,借助马来西亚华人社团内外的合力,得以化解政府强制搬迁的风险,完成了将广东义山美化成文化古迹公园的转型,并通过华社资助教育和举办法会达到"义利"之间的平衡。通过观察广东义山解决的"义利"两难的实践,可以更进一步探讨吉隆坡广东籍华人社团对传统的继承和面对新形势的变革。     

走出理欲对抗的循环——一个哲学问题

中国古代自春秋时期开始,一直就有公、义、理与私、利、欲的对抗,占统治地位的儒家哲学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治世之道,并未显出成效,这种理欲对抗对后来中国社会的发展也存在重大影响。应该找到一条走出理欲对抗的道路。     

“义利之辨”新论

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构造，一般都认为是“重义轻利”。但事实上却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出现这种矛盾现象的原因，一是“重义轻利”的伦理价值观有利于维护封闭的小农经济体系，附合封建统治者的需要；二是受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义利同一论”的影响；三是“重义轻利”思想本身二元论的内在矛盾，使它成为传统文化一种外在的价值观体现。因而，外在的“重义轻利”与实际的追逐功利二而为一，相互表里。它具有极大的伪善性和欺骗性，危害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