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通俗小说创作的一条新路——评杨容方的杂交文学

<正>滔滔的沅水之滨,古老的湘西大地,养育了现当代文学史上著名的大作家沈从文,以及诗人、画家黄永玉和作家孙健忠等。但由于长期处于封闭状态,由于数百年匪患兵祸,湘西在许多人眼里,仍是一块神奇而又诱人的处女地,它至今保存甚多的纯朴古风。这片文学富矿对于作家杨容方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他将全部的爱都倾注在这儿。他用自己熔铸了无限深     

“底层文学”的创作误区

“底层文学”的作品在学术界的质疑声中大量涌现,仔细解读这些作品之后,我们不难发现“底层文学”的作家们在创作中走入了误区。诸如作品中底层生存环境与现实的偏离、情节的“失真”和人物的“空壳化”等。     

读者意识与张恨水的通俗小说创作

张恨水是中国现代著名的通俗小说作家,他的作品流传持续时间长、覆盖地域广,读者数以亿计,文化跨度大。这与他创作时有自觉的读者意识密切相关。他的作品从内容、形式到写作技巧三个方面都体现出对读者接受因素的重视。     

评“三突出的创作原则”

长期以来,“四人帮”在他们把持的文艺阵地上叫卖得最起劲的一种产品,是所谓“三突出的创作原则”。据吹嘘说,这是江青们对文艺事业的“伟大贡献”。依了它,就能绘出壮丽画卷,写成万古长青的不朽之作;不依呢,那就是复活“离经叛道”的反动谬论,就犯下了“突破框框”的大罪,该挨姚文元式“金棍子”的痛打。现在,“四人帮”被押上历史的审判台,彻底批判“三突出的创作原则”的反动实质,也成了一个刻不容缓的战斗任务。所谓“三突出的创作原则”,究竟是什么货色呢?毛主席指出:“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     

评叶永烈的“红色系列”创作

叶永烈的123万字的系列长篇《红色三部曲》，以《红色的起点》（香港版为《中共之初》；台湾版为《大机密》）为第一部，《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也题作《毛泽东之初》）为第二部，《毛泽东与蒋介石》（香港版为《毛蒋争霸录》）为第三部，可以说是20世纪中国现代史的一个简单回     

评“实践本体论”

一“实践本体论”与哲学一元论“实践本体论”是由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科尔施、葛兰西等人提出的。这些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进行重新改制和建构,特别推崇和弘扬实践在哲学体系和框架中的总体性和统摄性作用。他们好像多半是哲学思想上的“变革者”,力图消解、颠覆和超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物质第一性和意识第二性的大思路,妄想以“实践本论”代替“物质本体论”,用“实践一元论”废弃“物质一元论”,从而把“实践第一”的论点加以     

对于“通俗小说”称谓的质疑

＂通俗＂二字最初的应用和元末明初罗贯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联系在一起,最先把＂通俗＂和小说联系起来,提出＂通俗小说＂一词的是明末的冯梦龙,最先运用＂通俗小说＂这一名称作为书名的著作是《京本通俗小说》。中国传统文学中确有＂通俗小说＂的名称,主要指其形式的通俗。中国现代文学中＂通俗小说＂一词直接应用的较少并且所指不尽相同,新文学家所指的＂通俗文学＂即新文学的大众化。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有范伯群等人大量使用＂中国现代通俗小说＂这一名称,但是从界定到作品的归类都有诸多欠规范、欠科学的方面。     

古代“通俗小说”内涵考辨

通俗小说这一称谓的内涵因为论者所处时代不同,立论标准不同,对其界定也不尽相同。通俗小说并非仅仅指语言浅显,与章回小说、白话小说也有区别,又与文言小说时有交叉,其意旨在于主动地通于世俗,影响世俗,发挥教化功能。     

评“四人帮”的“三突出创作原则”

王张江姚“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需要,在文艺理论方面也大造反革命舆论,所谓“三突出创作原则”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个。现在是彻底清算这种谬论的时候了。     

扬弃、蜕变与崛起——析张恨水的通俗小说创作

<正> 进入八十年代以来,面对通俗文学的勃兴,文艺理论界开始从过去庸俗社会学的简单化批评中走出来,重新审视这一文学样式。抚今忆昔,人们自然想到张恨水。如果说在辛亥革命后至五四以前我国通俗文学有过第一次崛起的话,那么到了三、四十年代,不正是得力于张恨水等代表作家的改良实践,而使通俗文学出现第二次令人瞩目的崛起吗?!据统计,张恨水时代是我国通俗小说产量最高、成就最辉煌的时代之一,包天笑、周瘦鹃、秦瘦鸥、程小青、刘云若等一大批作家彼此呼应,张恨水技压群芳,名噪南北,其小说创作数量之多、流传之广、影响之大、人们对其褒贬之盛、毁誉之烈几乎达到空前的程度。     

“文学是愚人的事业”——一评“二王之争”

青年学者王彬彬,在1994年第6期《文艺争鸣》上发表了题为《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的一篇短文.文章认为,中国当代文学“之所以难以有大的成就,原因之一,便是中国作家过于聪明了.”文章说,“这里的聪明,是指一种做人之道,一种生存策略,一种活命智慧,一种处世技术,是指‘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是一种形而下的立身手段,……中国当代那些极聪明的作家、文人,虽是书生,却没有一点书生气.”     

一片亮丽的文学天空——评万玛才旦的小说创作

藏族当代文学创作从起步到发展,已走过了一段坎坷漫长的道路,其间孕育出了一代又一代的作家。如果我们以“代”划分这期间的藏族作家,那么,万玛才旦可以划归为当代藏族作家中的第四代。这个第四代的概念,可以解释为全国文坛上所倡行的“晚生代”或“七十年代出生”的作家。     

南方文学崛起的希望——“岭南文学新实力”作家创作现状笔谈

近期,中国作家协会、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广东省作家协会联合主办的岭南文学新实力作品研讨会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10位身在广东的中青年作家成为国内文学界关注的对象。这10位作家近年来创作十分活跃,作品影响广泛,各具风格特色。他们的作品以复杂的体验表达了时代的痛感。     

余华的“文学记忆”与小说创作

余华所说的“文学记忆”是一种创造性记忆,具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体现在小说的时间上以“圆形”方式呈现,并影响着很多小说的结构也呈首尾相连的“圆形”。第二个特点体现在小说中出现较多的“水”意象,即对“水”的不同意象,或从不同层面将其分成异质的部分来描写,或将其与相似或相反性质的事物相联系,便能从中发现某种新鲜的意思或感觉。     

大众化文学道路上的艰难跋涉——评赵树理的小说创作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史上,赵树理之所以具有独特、重要的位置,就在于他成功地开创了大众化文学潮流。赵树理的大众化文学思想和创作的特征有：首先是立足农村发展和农民利益,勇于提出一些敏锐、重要的社会问题,构成他所谓的＂问题小说＂;其次是扎根于农民中间,与他们同甘共苦,在创作中真实地表达他们的生存状态、思想感情,准确地表现农村的时代变化、民情风俗;再者是真正把农民看作推动历史前进的主体,塑造出多种多样的农民形象来,让农民在文学舞台上占据应有的位置;最后一点是坚持文学为农民服务的思想,把民间艺术作为文学发展的基础,创造出一种通俗的、大众的、民族的审美形式来。     

“五四”时代的“伤痕文学”——论女作家庐隐的创作

“五四”时期,有一位与冰心同时出现于中国文坛并享有齐名之誉的女作家庐隐。那时候,“凡是略微看过新文学书籍的人,没有不知道庐隐女士的”(周乐山(《悼庐隐女士》)。在十几年创作生涯中,她留下了篇幅众多的小说、散文,真实展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冲击下一部分时代青年的精神世界,表达了知识女性要求个性解放、追求光明境界的心声。茅盾先     

五四新文学的“小雨点”——论陈衡哲的小说创作

陈衡哲是中国新文学第一位女作家,她的小说不多,但有着自己的独特个性,呈现出不同于大多数同时代作家的清新、理性气象。由于种种原因,关于陈衡哲及其作品的研究比较少,甚至有人说她的小说与当时国内的主流小说不一致。但是,从以“五四”为起点的现代性文学的基本特征来看,它们仍然体现了中国现代小说初期创作的面貌和特色,体现了现代人学思想的内涵。     

赵树理“民族形式”创作的实践

抗战时期文艺“民族形式”的发展成为解放区关注的焦点。赵树理将民间形式的创作和新民主主义内容巧妙结合,为充分利用旧形式建构民族形式的内涵提出了一种可能性,继承了旧形式话本“偏听性”的文学选择、旧白话小说“通俗化”的语言方式、传统戏曲“可演性”的创作方法“。可听“”可说“”可演”的文学形式组合成富有中国气派的文学创作,具有丰富的“民族形式”创作实践的意义。     

理论、创作及文学秩序——从“创作方法”看文学的“本质主义”和“关系主义”

"文艺服从于政治"将理想的"创作方法"等同于文学具体的创作方法,这造成了文学的本质主义。理论和创作的先后之分和"文学的本质主义"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二十七年文学"的本质化不是源于"理论先行",而是某种先行理论的"政治本质化"。20世纪80年代纯文学力图借助"形式主义"规避"创作方法"的本质主义弊端,但由于理论自省的缺乏,文学的本质化仍不可避免。话语阶段"理论"的本质色彩淡化,理论和创作的关系也因此变得多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