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徽州书院的规约制度研究

书院教育是中国传统教育的重要构成要素之一,对中国传统社会人才培养极其重要。徽州书院在明清时期极为繁盛。徽州书院的发展能够长久不衰,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书院严格的规约制度。徽州书院宗派的归属,学统的确立得益于书院严格的祭祀制度;山长选任制度使书院管理人才得到保证;书院明确的经费管理制度使书院日常管理活动的进行得到了保证;书院的学规,讲学制度为书院学术活动提供了有力保障。一系列的规约制度是徽州书院延续千年的重要原因之一。     

明清时期运城地区书院述略

书院作为一种既独立于官学和义学之外,又于官学和义学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的教育机构,对我国古代的教育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运城地区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从宋代夏县温公书院的建立起,到明清时期共建有70馀所书院,这些书院对运城地区的教育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本文在梳理了宋代至光绪二十八年间出现的书院基础上,具体分析运城地区书院的特点。     

徽商与明清江浙书院

明清时期,徽商凭借其同乡互助、儒贾结合及结交官府等方式在两浙盐业经营中独占鳌头。盐商经营于异地,为解决子弟教育往往在当地兴办家学和书院。由徽商主持兴办的崇文书院、紫阳书院、正学书院和锡山紫阳书院为两浙文教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明清时期福建书院文献考略

在中国古代书院的发展史上,福建书院具有明显的地域特色与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福建书院研究的进展,因其文献整理的滞后而相对迟缓。为了拓宽与加深福建书院研究的视域与深度,全面系统地发掘、收集、整理福建书院文献,具有不可或缺的启示津梁、嘉惠士林的作用。明清福建书院文献是一座充满书香的巨大福建历史文化遗产,它集中而翔实地记录了福建古代书院的发展历程、生员规模、教育理念、授学方式、培养水平、藏书刻书等情况。不仅对还原古代福建书院的历史面貌与发展规律,揭示古代福建书院的教育成就与文化贡献,彰显古代福建的学术思潮、人文精神与社会风尚,均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而且对福建传统书院的复兴与新时代书院的建设,进一步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徽州书院略论

书院是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教育组织形式。它形成于唐、五代,盛行于宋、元、明、清,前后存在了一千多年。从宋代起,书院数量的多少就成了衡量中国区域教育发展程度和学术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徽州的书院一直十分发达,特别是明清时期,随着徽州学术的繁荣和徽商的兴起,徽州的书院更是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明末即有“天下书院最盛者,无过东林、江右、关中、徽州”①之说。本文就徽州书院的若干问题进行粗略地探讨,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徽州书院数量考 从宋到清,徽州地区到底存在过多少书院？据吴景贤的《安徽书院志》所记,从未到…     

明清时期徽州的民间禁赌

明清时期徽州地区的赌博活动极为猖獗,形成了严峻的社会问题,引起徽州地方官府和民间社会的强烈关注.徽州地方官府、民间基层组织和宗族,对国家禁赌法令进行了有效的贯彻.     

明清时期新安县的书院论略

自明代新安县建立后,深圳地区的书院进入较快发展的轨道。就新安县的数所书院而言,其性质已经远非宋代可以相比,已经失去了昔日自由讲学的特质,或者沦为社学,或者与地方府、州、县学别无二致。新安县书院发展的经验表明,要有稳定的学田支持,还要聘请德行道艺皆优的书院山长。     

明清徽州书院的经费来源问题探析

明清时期,徽州地区书院的经费不管是外部投入还是自身经营,都与中国其它地方有很大不同。外部主要来源于民间捐助,而非政府资助;内部创收则采用贷出收息和投资房产的商业化的方式。这种特殊的经费来源方式与徽州独特的文化氛围,徽州宗族以及徽州的商业环境有密切的关系。     

明清时期徽州四雕艺术

明清时期徽州经济繁荣，以石雕，木雕，砖雕，竹雕为代表的雕刻艺术十分发达。其艺术创作是现实主义的，用丰富的民间艺术语言，独特而精湛的雕刻技巧，生动活泼而雅俗共赏的形式以及广为群众喜闻乐见的题材内容，通过形，光空间关系组成的视觉形象，生动地揭示了五彩缤纷的现实世界，具有长久的艺术生命力和审美价值。     

论明清徽州书院的社会功能--一种社会学视角

教育对社会发展的促进有赖于教育的社会功能之发挥。我国千百年来的古代教育恰恰忽视了这一点，教育在古代仅是培养“官”的工具。明清徽州教育中出现了书院的繁荣，成为古代教育中的一朵“奇葩”。徽州书院教育力矫传统教育在培养人才、开发民智、传播文化、普及教育等方面的不足，充分发挥了教育自身的社会功能，对徽州文化的发达和此后社会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明清徽商消费生活的儒雅性

明清时期,徽商的消费生活内容非常丰富,受中国传统的"四民"观及儒家思想的影响,他们的娱乐休闲消费、社会公益消费、文化教育消费都体现了其消费生活的儒雅性.徽商消费生活的儒雅性提高了他们的社会地位,创造了商业和文化教育的繁荣.     

徽商与明清徽州荒政

明清时期,徽商积极参与徽州的荒政事务。在徽商影响之下,徽州的荒政形成了特色:官商共济使其成效斐然;宗族内部救济与政府救济有机结合;救济经费、物资等运作的商业化。徽商参与徽州荒政事务有助于缓和徽州的社会矛盾,协调徽州的商民、官民关系,从而促进了徽州的和谐发展。     

明清时期徽商在嘉兴的活动

明清时期,嘉兴是江南地区商品经济最繁荣的地区之一,其商业和市场异常活跃。徽商作为当时全国最大的商帮之一,在嘉兴开展了各种各样的活动。徽商的活动,对当地的经济和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促进了其市镇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沟通了商品流通渠道、推进海外贸易事业的发展和推动了当地封建经济结构的变化。与此同时,徽商在嘉兴经营活动,为徽商的资本积累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明清徽商与汉口

明清时期汉口凭着它优越的地理条件,有利的“纲盐”政策以及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吸引了大批徽商到此经商。徽商在汉口的经营范围十分广泛,特别是盐、茶、典当、米粮等行业尤为活跃。徽商促进了汉口的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对提高汉口的知名度方面,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明清徽州宗族与徽州教育发展

明清徽州宗族对教育在“亢宗”、“大族”，以及培养子弟良好的“德行”、“资性”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有极其深刻的认识。积极创办各类宗族性教育机构、重视家庭早期教育和宗族蒙学教育的规范化、对宗族子弟的学业进行严格的考核并予以奖惩、慎择教师等是其兴学重教所采取的具体措施。宗族教育的经费主要来源于宗族商人的资助，而宗族的教育追求及其规范则是徽商资本与教育结合的心理媒介。     

明清徽商与茶叶市场

明清茶叶市场有初级、中级、边疆和海外运销四个类型,其时的徽州茶商根据经营方式的不同,分为产销型和贩销型两类。贸易区域的扩大、饮茶风习盛行、茶叶生产的进步和商茶法的松动促进了这一时期茶叶市场的发展。徽商的发展与市场的活跃两者处在互动之中。     

明清徽州儒教信仰研究

明清徽州儒教信仰具有深厚的宗教基础,其宗教性的形成除受原有的坛墟、祀庙和祠堂的影响外。还深受明清国家儒学宗教化的影响,从而形成以国家信仰为基础、以地方信仰为本位、以家族信仰为主体的自上而下的完美的宗教式组合。对徽州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明清徽州的绅商——兼谈明清绅商和近代绅商之不同

徽州绅商早在明清时期已经形成,这是商、绅合流的产物。徽商通过捐纳或捐输等途径转变为绅商,并由此在地方获得权威和民众认可,而近代的绅商,往往借助商会等组织提升自己的权威。徽州绅商推动了明清徽州士绅社会的建构,特殊的绅商身份也有助于商业经营活动的顺利开展,但是,这一特殊的身份又强化了徽商的封建性,从而阻碍了徽商向近代的转型。     

明清徽州的民间调处及其演变——以文书资料为中心的考察

在明清时期的徼州,地方纠纷和诉讼多于民间范畴内得以调处.民间调处的途径灵活多样.里甲、里老、乡约、保甲等基层组织;宗族、文会等社会团体;中人等民间群体,均发挥着重要作用.     

明清侨寓徽商子弟的教育科举问题

明清时期,徽商为子弟成名计,在侨寓之地或设立专门的书院、义学,或力图使其子弟附学当地官学、书院,或争立商籍,或入籍当地,为其子弟的成材、入仕开辟道路,也为侨寓地教育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明清侨寓徽商子弟教育科举也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