寓华传播西学的又一尝试——傅兰雅在上海所编《格致汇编》述论

傅兰雅(John Fryer)1861年自英来华,1868年入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专事译书,在馆凡廿八年,勤于笔耕,译书甚丰。为使西学广行中国,他又利用业余时间,创办上海格致书院、自编《格致汇编》。拙文《傅兰雅与上海格致书院》,从傅兰雅与上海格致书院入手,透视其传播西学的贡献和影响,本文拟就《格致汇编》的宗旨、内容及反响作一探讨,旨在更准确把握傅兰雅寓华传播西学的贡献。     

《万国公报》与戊戌变法

<正>《万国公报》初名《教会新报》，1868年9月（同治七年）由美国监里会传教士林乐知创办于上海，为周刊。1874年更名《万国公报》，1883年（光绪九年）停刊，六年后作为广学会的机关报复刊，改为月刊，至1907年停办。作为基督教传教士所办的报纸，《万》报的主要目的是进行宗教宣传，这种宣传在中国社会上所产生的影响是消极的乃至反动的，但是这种影响并不大。在进行宗教宣传的同时，《万》报还以大量篇幅报导中外新闻，介绍西学，评议时政，在这方面它所产生的影响是积极的，广远的。     

论晚清传教士林乐知的西学书刊翻译

晚清美国传教士林乐知为在中国广泛传播西学进行了大量的翻译活动,他的西学书刊翻译在来华的众多传教士中出类拔萃,促使中国人改变传统思想,推动晚清社会的变革,对晚清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林乐知的西学书刊翻译在译名的处理上主要是"旧瓶装新酒",辅之以创造新名词,对原文的增删服务其特定目的,采取的是当时传教士普遍采用的西译中述这种特殊的协作方法。传教士的西学传播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一种特殊现象,长期以来被人们所忽视,研究林乐知的书刊翻译,无疑有助于进一步了解那一段西学东渐的历史进程,并对今天的人们有所启发。     

林乐知的翻译活动与晚清政治变革的互动

美国传教士林乐知的在华活动注定与中美两国的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他的西学翻译与晚清政治变革的关系更是密不可分。他的整个翻译活动绝不是一种偶然、孤立的再创作行为,而是与政治有着多层面的互动。也只有在这种互动下,他的西学译作才在客观上产生一定的现实和社会意义。     

《万国公报》与西方近代教育制度及教育理论在华的传播

由美国监理会来华传教士林乐知创办的《万国公报》是晚清时期一份颇有影响的刊物。它的出名,主要就在于其介绍的西学知识。在其介绍的西学知识中,西方的近代教育制度及教育理论是一个重要方面。《万国公报》介绍的西方教育制度及教育理论对中国教育的近代转型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必须指出的是,其之所以如此,根本目的还是在于用基督教征服中国。     

从文字到鸦片:论鸦片战争前后郭实腊传教方式的转变

郭实腊是中国近代早期新教传教士的代表人物.他于鸦片战争前来到中国,1833年在广州创办了中国境内第一份中文期刊——《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并以此为媒介传播西学.同时,郭实腊也是当时新教传教士中唯一直接参与鸦片贸易与鸦片战争的.尽管郭实腊身份复杂,颇受争议,但其传播西学、参与鸦片贸易、鸦片战争都是源于其让“中华归主”的个人责任感.这种疯狂的责任感使其在华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传教服务,并且在基督徒恪守的新教伦理与传教目的之间,果断地选择后者——不惜以鸦片贸易和战争的方式打开中国国门,通过与中国人民的“自由交往”传播基督教.     

略论马礼逊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贡献

马礼逊作为第一位来华传教的新教徒,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他通过创办报刊、设立学校、翻译《圣经》、编纂字典等活动,为传播西学做出了杰出贡献。马礼逊传播基督教,配合英国对华贸易掠夺,是出于为殖民势力服务的初衷,具有历史的局限性。     

林乐知与中国近代教育

林乐知是19世纪中国著名的传教士,他一生在华从事教育文化事业,为改良中国的教育制度、引进西方近代科学文明、启蒙中国人的理性力量起到重要作用。主要介绍林乐知在中国开办的中西书院,以及他在中国倡导的教育思想,探讨他在中国近代教育中产生的重要作用。     

调适——近代基督教在泉州创办社会事业

近代基督教在华传播的过程中,创办各种社会事业是基督教本土化的重要一环。近代基督教在泉州地区创办医疗、教育、社会慈善以及文字出版事业,正体现了本土化过程中调适的积极一面．这种“以学辅教”的策略赋予传教士“西学传播”的新使命与新形象,客观上为基督教平添了不少亲和力,增进了基督教与泉州地方民众的了解,提高了自身的信誉,并且为中国近世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成为基督教在华传播最成功的策略之一．     

明清时期来华传教士的西学中译研究

明清时期入华的西方传教士在西学中译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其译介成果对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社会思想、语言、文学以及中西交流都起到了促进作用。本文从西学汉译、《圣经》汉译、西方文学汉译几个方面进行回顾,揭示了传教士翻译活动对于中国近现代历史和中西交流的贡献及翻译学科史的价值。     

康有为对《万国公报》的扬与弃

康有为把林乐知主编的《万国公报》作为观察西方世界的窗口,为他推动中国的维新运动提供了许多借鉴的资料。然而康氏并未全盘照搬《万国公报》的价值观念,而是扬其所需,弃其不合,表现出近代思想家向西方学习过程中的思辨精神。《万国公报》原名《中国教会新报》,1868年9月由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创刊于上海。1874年更名为《万国公报》,成为集教会新闻、评论中外时事、介绍西学的综合性刊物。由于它还热心鼓吹变法而倍受康有为等维新派的青睐,康有为从中汲取了不少思想养料,为自己变法维新思想体系注入新的内容。(一)、康有为吸收了《万国公报》中的社会和自然科学知识,充实了变法的理论依据。康有为的世界观和变法思想在80年代末形成基本框架,其中不少是从他潜心研究《万国公报》的自然知识获得的。在这些知识结构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有三个方面:(1)天文学、天体力学;(2)电、磁、热、光等物理学;(3)数学,从     

利玛窦、章潢、熊明遇与南昌地区的西学东渐

南昌地区是明末清初西学东渐较早、成效较好的地区之一,这与利玛窦、章潢、熊明遇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利玛窦在南昌三年,最早将西方文化传入南昌,开阔了南昌人的视野,也使西学开始在南昌等地传播开来。章潢是南昌籍人士中,直接与利玛窦交往,受到利玛窦的影响,接受并传播西学的第一人。他在《图书编》一书中为利玛窦介绍过来的西方地理学作宣传。而熊明遇则是在外省受到爱好西学的其他传教士和士大夫的影响,而成为西学的启蒙者,并对南昌地区的西学东渐产生影响的人。他的代表作《格致草》就是一部介绍西方格致之学的著作。     

京师同文馆《八年课程表》与诸西学教育

京师同文馆成立于1862年,是近代中国由政府兴办的第一所新式外语学校,包括英文馆等外语教学机构和天文学馆等西学教学机构。《八年课程表》是京师同文馆草拟的一个"由洋文而及诸(西)学"的学习进度表,其本质是为"诸(西)学"教育,而非外语教育。《八年课程表》的招生对象,系从英文馆等外语专业借调学生,这与科甲正途出身的官员学者不能适应"诸(西)学"教育有关。《八年课程表》的出台,体现了140余年前近代中国在西学教育中盲目求广、求快的心态,试图以有限时间追求诸多西学专业的全面教育目标,违背了科学教育的客观规律,不具备现实的可行性。《八年课程表》最终没有实施,"诸(西)学"教育实际上朝着专门化、长期化的方向发展。部分学术成果以未执行的"诸(西)学"教育《八年课程表》,对京师同文馆的外语教育,做了过多的解读,颇值商榷。     

徐继畲名作《瀛寰志略》与西方文化的传播

在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先驱者中,晚清福建巡抚徐继畲是一位佼佼者,他在闽浙任职长达13年,1848年他的代表作《瀛寰志略》在福州问世,书中理性地考察了全球地理、西方文明及世界格局的状况,对传播西学卓有贡献,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基督教的四次入华

中学高中历史教材,突出了中西文化的交流和碰撞这一历史现象。其中,宗教文化是这一历史现象的主要内容,而基督教在华的传播和传教士的在华活动尤占主导地位。这里介绍基督教的基本情况和四次入华的概况,供学生在学习中参考。基督教简介:基督教主要分为东正教和天主教两大派别,它创建于公元1世纪。基督教是目前世界第一大教,信徒分布在150多个国家和地区,人数约占全球人口的1/3。基督教信仰上帝创造并主宰世界,认为人类有与生俱来的“原罪”,要经受各种苦难,因而只有信仰上帝及其儿子耶稣基督才能获救。基督教的基本经典是《旧约全书》和《新…     

"洋译华述"的译书方式述论——以明末至晚清为中心

明末至晚清,“洋译华述”的译书方式,在西学东渐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经历了明末的肇始期、墨海书馆发展期、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和广学会的繁盛期。直至近代中国华人翻译人才的大量涌现才终结。在与华人的合作译介过程中,传教士不可避免地竭力渗透基督教思想。但是,大量西书的译介仍然有效地传播了西学,开阔了国人的视野。     

从《劝学篇》看张之洞的西方文化观

张之洞是晚清重要的思想家,面对当时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他适时推出了力作《劝学篇》。这部著作反映了他的中西文化观,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如果从《劝学篇》看张之洞的西学观,可以对其做出更加公允的评价。     

论梁启超的西学思想

梁启超是近现代传播西学的重要人物,在中国近现代的西学传播史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西学思想大致分为三个时期:一、维新时期的"中西会通"说,二、流亡日本时期的"中西结婚"说,三、欧游后的"中西化合"说,内容虽有所变化,但体现了他一贯的文化主张和文化追求,即通过中西文化的交流、会通、融合,从而创造一种"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新文化。     

论李提摩太在《万图公报》上的基督教宣传

李提摩太在《万国公报》上发表过很多宣传基督教的文章，在当时有一定的影响。他宣传基督教，要求中国人改信基督教，具有强烈的殖民色彩。但他在宗教宣传的同时也介绍了西学，对中西文化的交流起了一定的作用。     

清末的谴责小说

二十世纪初,清王朝面临着崩溃的危机.但统治阶级仍然对外卑躬屈节,出卖主权;对内骄奢淫佚,横征暴敛.面对这种情况,一些知识分子痛心疾首,纷纷挥笔抨击社会黑暗.这就是从义和团到辛亥革命前后十多年内谴责小说盛行的原因.谴责小说主要有以下四大家:李宝嘉(1867-1907年)字伯元,别署南亭亭长,江苏武进人,累考科举不中.后在上海主办报刊,曾编《海上繁华报》、《绣像小说》等.由于他在上海多年,相当熟悉清末的官场生活,所以写了长篇小说《官场现形记》五编六十回.据说李伯元写五编未完即去世,后数回由茂苑惜秋生(欧阳巨源)赓续而成.该书于1903年由《世界繁华报》馆刊印,1904年又由粤东书局以《增注绘画官场现形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