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前后的延安文艺批评

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为依托的后期延安文艺批评,改变了此前较为＂自由＂的风气,不断加强＂政治性＂,并通过对延安文艺界其他＂异质性话语＂的整肃与清场,构建起一种新型的、监督性的文艺批评体系,直到1949年后逐渐形成一种＂制度化＂的文艺批判。     

文学与政治的复杂关系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的书写——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

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开端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其文学形态经历了从解放区文学、二十七年文学、新时期文学到新世纪文学的变迁,至今仍在发展中。多样的文学形态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丰富的书写内容,也见证了文学与政治复杂关系的演绎。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与现实主义文学的传承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形成的民族化、大众化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继承和超越了前期现实主义文学思潮,一度成为中国当代文坛的主旋律.然而,《讲话》中所涉及的文学与政治的附庸关系,却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文学创作本有的独立自由性被强行剥夺,现实主义创作陷入公式化、概念化的教条主义理论框架中.因而,全面、客观评价《讲话》的现实意义成为一种必然的认知.     

“全新中国”的文学想象——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一种解读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毛泽东为强调“全新中国”政治构想所推出的“全新文学”构想,集中体现了毛泽东的乌托邦意识.从其乌托邦意识形成和表现来看,农民子弟身份和浪漫主义诗人情怀强化了毛泽东文化实践和革命生活中的乌托邦色彩,直接影响到《讲话》“政治文本的文学想象”品质形成;从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来看,《讲话》是对《新民主主义论》的一次文学艺术方面具体出演,演绎的是社会发展形态的构想与展望,服从于毛泽东关于社会发展的乌托邦想象;从20世纪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角度来看,《讲话》所包含的乌托邦意识表现在对民族国家形象与文学形象的共鸣式叠合的理性诉求,是对历史的自行展开过程的一种高清度的把握.毛泽东借用乌托邦思想所显示的不满现存、指向未来的努力,使《讲话》文本和全新文学实践保持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张力,体现了超越时代的历史性追求.     

文艺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功能发挥——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阐述了文艺为什么人服务、如何服务人、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以及文艺的批评标准等理论问题,论述了文艺具有政治性与艺术性相统一、人民性与大众性相融通、普及性与发展性相结合等特征.从思想政治教育的视角分析《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文艺思想,将文艺与思想政治教育进行融合探究,充分发挥文艺在提升思...     

“延安文学模式”的形成及推广

"延安文学模式",在20世纪40年代形成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解放区。它以毛泽东的延安《讲话》为指导思想,以新的主题、新的人物、新的语言和形式为特点,强调文学的政治性,强调文学为工农兵服务。第一次全国文代会确认毛泽东的《讲话》为新中国文艺工作的总方针,这是"延安文学模式"推向全国的标志。"延安文学模式"的形成并非一朝一夕的事,它有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讲话》对新中国的文艺事业的发展起过重大的指导作用。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当下意义

从文艺作为一种工作的角度来看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当下意义,我们会得到很多启迪,如如何分析时下文艺的症结,又如何对症下药,《讲话》都具有指导意义.     

世界观转变要求论的重新确立:《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革命文学论争中,革命文学提倡派就将世界观转变要求论确定为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批评体制的最重要的组成因素,强调艺术家的思想、感情的转变问题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中心问题之一,《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对世界观转变要求论的重新确定和完善发展。     

历经七十春秋,依然光芒四射——重温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我党的一篇十分重要的历史文献,是我党我国制定文艺政策的理论依据.当这篇《讲话》发表70周年之际,我们有必要重温毛泽东的这一讲话,充分肯定《讲话》的历史功绩,重申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正确性.     

现代主体诗学的清理与当代客体诗学的开启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奠定了新时期以前当代诗学的基本格局,即对五四以来主体诗学的清理与当代客体诗学的开启。诗人情感与表达方式的清理是核心,艾青与何其芳是典型的例证,"何其芳现象"是这种转变的标志。《讲话》以后,诗歌转为新诗人的农民内容与民歌形式的民歌体新诗,民歌体叙事诗成为客体诗学开启的标志,构成当代诗学模式。     

胡风与文学意识形态转折的碰撞--以四十年代的三次论争为中心(中)

胡风事件的举足轻重作用的三次论争，同时也构成了文学在40年代发生意识形态转折的三个关健环节，因此，胡风事件的历史根源也可以表述为胡风与文学意识形态转折的碰撞。文学的意识形态转折以40年代初期的“民族形式问题”论争为发端，在与胡风论争的左翼主流派一方，民族形式的讨论实际上是以《讲话》为集中体现的毛泽东文艺理论体系这一“集体智慧的结晶”酝酿成熟的过程，这就自然决定了胡风与左翼同仁的思想分歧具有意识形态的严重性质；40年代中期的“主观”论争以胡风和“才子集团”共同发起重庆反教条主义运动为起点，他们的本意是响应延安整风，但由于学术与政治意识形态逻辑的错位，实际上变成了对《讲话》的不自觉冲撞，因而他们反而成为由胡乔木主持的、名至而实不宣的重庆整风的对象；1947、1948年的香港批判是将1945、1946年对胡风的缺席批判公开化，同时也是以《讲话》文艺模式全面改造和规范文艺运动的意识形态询唤的发出和示范，而胡风则以《论现实主义的路》这一答辩表明，意识形态对其的询唤最终落空。     

主流文化自觉引领文艺的伟大尝试——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文艺思想及其意义

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确立了文艺的大众化审美取向,倡导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和用于实践的创作理念,是我党自觉引领文艺发展的伟大尝试,至今仍葆有理论的先进性和现实的指导性。     

胡风与文学意识形态转折的碰撞--以四十年代的三次论争为中心(下)

胡风事件的举足轻重作用的三次论争,同时也构成了文学在40年代发生意识形态转折的三个关健环节,因此,胡风事件的历史根源也可以表述为胡风与文学意识形态转折的碰撞。文学的意识形态转折以40年代初期的“民族形式问题”论争为发端,在与胡风论争的左翼主流派一方,民族形式的讨论实际上是以《讲话》为集中体现的毛泽东文艺理论体系这一“集体智慧的结晶”酝酿成熟的过程,这就自然决定了胡风与左翼同仁的思想分歧具有意识形态的严重性质;40年代中期的“主观”论争以胡风和“才子集团”共同发起重庆反教条主义运动为起点,他们的本意是响应延安整风,但由于学术与政治意识形态逻辑的错位,实际上变成了对《讲话》的不自觉冲撞,因而他们反而成为由胡乔木主持的、名至而实不宣的重庆整风的对象;1947、1948年的香港批判是将1945、1946年对胡风的缺席批判公开化,同时也是以《讲话》文艺模式全面改造和规范文艺运动的意识形态询唤的发出和示范,而胡风则以《论现实主义的路》这一答辩表明,意识形态对其的询唤最终落空。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与中国特色文论之构建

习近平总书记在《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对文艺的地位、本质、规律、问题、发展动力、发展途径等,做出一系列新的论述,高屋建瓴,内涵丰富,为构建中国特色文艺理论确立了明确的指导思想,搭建了核心的理论框架。其论述主要包含6个方面:一是地位与作用:"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二是文艺的属性:"人民的文艺";三是文艺的灵魂:"中国精神";四是评价标准:"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有机统一";五是文艺批评:"褒优贬劣、激浊扬清";六是党与文艺的关系:"党性与人民性、政治立场与创作自由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