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乡村治理的演进:特征与影响

在国家与农村关系的制度框架下,从政府与乡村社会两个层面和"官治"与"自治"两条主线考察,中国乡村治理的演进呈现出一条自治化(县政乡治)——行政化(乡政治理)——行政化与自治化并行(乡政村治)的变迁轨迹。中国乡村治理的演进特征在当代的影响深远,以至我们改善乡村治理的任何努力都不可能脱离"乡土中国"熟人社会抑或半熟人社会这一历史基础及其演变,都不能不重视乡村治理单一行政化的近代特征及其教训,都不能不肯定村民自治这一具有民主价值的当代元素。     

“熟人社会”背景下乡村治理的三重维度探析——基于理论、现实与路径

"熟人社会"随着21世纪以来乡村经济的发展,以及新时代以来乡村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推进,逐渐成为乡村社会类型研究的重点。"熟人社会"由费孝通先生提出,发展于贺雪峰、陈柏峰等人,在21世纪重新焕发光彩,对于当今乡村治理理论的定义、现状的剖析、路径的抉择都有指导意义。通过对于"熟人社会"内涵、历史渊源、基本现状与特性的阐释,为新时代乡村治理的思想、现状、路径提供了准确的理念指导,规避风险与路径选择,并通过对于理论、现实、路径三个维度进行综合性的探析。     

中国乡村治理的演进逻辑及其影响

在国家与农村关系的制度框架下,从政府与乡村社会两个层面和"官治"与"自治"两条主线考察,中国乡村治理的演进呈现出一条自治化(县政乡治)——行政化(乡政治理)——行政化与自治化并行(乡政村治)的变迁轨迹。中国乡村治理的演进逻辑影响深远,以至我们改善乡村治理的任何努力都不可能脱离"乡土中国"熟人社会抑或半熟人社会这一历史基础及其演变,都不能不重视乡村治理单一行政化的近代特征及其教训,都不能不肯定村民自治这一具有民主价值的当代元素。     

论开放社会中的社会治理

社会的封闭性或开放性决定了社会治理的状况,在近代社会早期的工业化进程中,随着地域界限的突破,熟人社会转化为了陌生人社会,有限的开放性决定了社会治理需要依据规则进行。然而,工业社会是一个存在着知识霸权的社会,是一个排斥文化差异的社会,因而,社会治理仍然是一种半封闭、半开放的治理。工业社会的领域分化造成了人的身份与角色的二重化,也同时使社会治理分化为国家治理和组织治理两个部分,进而使社会治理陷入各种各样的矛盾与逻辑悖论之中,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发现了法治。作为法治基础的法律,具有公开性的特征,但是,当法律落实到社会治理过程中并以法治的形式出现时,却仍然具有封闭性的特征。不过,全球化、后工业化意味着人类社会治理方式的根本性变革,此前一切"使动"与"被动"的社会治理响应机制都将终结,代之而起的将是为了人的共生共在的合作治理。     

个体化社会下中国乡村学前教育的发展趋势

个体化社会背景下,中国乡村社区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主要表现为社会组织结构发生了变化,农村公共管理面临挑战;人口迁移与流动成为常态,乡村社区由熟人社会变为半熟人社会;维系农村社会的传统价值体系瓦解,乡村文化呈荒漠化;乡村家庭赡养与教育功能弱化,隔代养育成为“常态”.随着这一系列社会经济文化的变迁,各级政府对待乡村学前教育的政策已逐渐由“市场主导”向“政府主导”回归;乡村幼教机构的增多在给予乡村家庭更多学前教育选择机会的同时,也带来恶性的价格竞争,加之乡村幼儿园教师队伍因经济收入低下而极其不稳定、“逆向选择”现象普遍,致使乡村学前教育面临着严峻的质量挑战.政府在主导乡村学前教育发展时必须在扩大教育机会的同时保障基本的教育质量,加强乡村幼儿园教师队伍建设,规范乡村幼教机构办园行为.     

农村社会精英与新乡村治理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社会精英的组成发生了很大变化,相应的社会权力结构也进行了深刻调整,乡村治理的技术随之形成了新的特点.但这些变化所蕴含的是以往乡村治理术的不断精致化,也可以称之为"新乡村治理术"的演进,而不是乡村治理模式与政治形态的本质变化.这个过程是在中国"生态政治"本文中提出的生态政治指的是国家整体的政治形势,即基本制度层面上的社会设置与社会(潜)规则.的大环境中发生的,不可能脱离中国的宏观社会结构变迁,国家的整体政治气候实际上决定着乡村社会治理模式的演变.     

乡村治理现代化中的社会资本作用研究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中的重要工程,实现乡村善治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基石和关键所在。社会资本作为新的理论视角以其特有的网络性、增值性、互惠性特征在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建设中发挥了铺垫乡村治理制度平台、夯实乡村治理经济基础、降低乡村治理的治理成本等重要作用。分别从合情性建设-创新社会资本的载体投入、合理性建设-重视社会资本的塑造积累、合法性建设-将社会资本纳入法治轨道等方面积极培育和利用社会资本,从而为乡村治理的现代化建设注入新的力量。     

中国乡村贫困治理中的社会动员问题研究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们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国际意义的贫困治理道路,形成了独特的贫困治理经验,其中就包括广泛动员各种力量参与贫困治理.当前,中国乡村贫困治理"双轨双层"的社会动员结构已初步形成,展现出科层化社会动员占据主导、通过政策供给进行社会动员等鲜明特征,但也面临社会动员碎片化、科层化社会动员存在负效应、社会动员和社会参与失衡等困境.通过社会动员主体的整体性塑造、社会动员边界的适度性控制、社会动员结构的系统性嬗变,以提高贫困治理社会动员的效率,实现贫困治理与社会动员在获取现代性中的价值.     

传统家训文化的当代乡村社会治理功能研究

传统家训内容主要是修身、齐家、治国三方面,具有教化、凝聚家庭、社会治理的功能。利用这些功能,家训文化应用于当代乡村治理可从三方面着手：弘扬耕读文化,促进乡村建设;重塑伦理道德,助力建立新型乡村社会秩序;培养新乡贤,推动乡村社会治理队伍建设。     

论熟人社会的交往逻辑

熟人社会是理解中国人交往行为的逻辑起点。熟人社会中的社会关系具有长久性和非选择性的特质,社会交往就成为中国人做人的重要内容,具有长久预期和向内用力两个特点。由此形成了三个重要的交往逻辑:施报平衡、内外有别与以和为贵,交往行为的直接指向是获取良好的人缘,获得熟人社会的肯定性评价。随着乡村社会的剧烈变迁,熟人社会的交往逻辑也在发生深刻变革。     

农村社会分层与现代乡村治理

乡村治理是社会治理的一部分,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层面。明确农村社会的主体和对象是农村治理的基本问题,对农村社会分层结构的分析目的在于把握结构变迁中各阶层的社会需求特征,调动各阶层参与农村治理的方式和途径,使农村社会达到良治,进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转化为国家治理的效能;摆脱传统人治社会的影响,建设法治社会;使国家各方面制度科学有效运行。因此,将农村社会分层与现代乡村治理结合起来,具有较为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社会资本视角下的乡村治理研究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各类资源不断下沉到乡村,理解社会资本如何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作用对提升乡村社会治理水平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通过田野调查发现,奎塘畈村具有一定的社会资本存量,乡村社会治理也有初步的成效,一系列措施使其在乡村治理的摸索中看似逐步走上正轨,实际上其治理成效与付出并不成正比,存在村民参与网络不健全、规范资本先天不足、乡村治理主体单一等问题。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探讨乡村治理中社会资本的优化,并指出合理引导下的存量社会资本是乡村治理模式创新和完善的前提所在。     

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本思路

作为社会建设重要组成部分的社会治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总体布局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提升社会治理水平,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社会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五位一体布局的重要支撑。从"十二五"时期开始,社会治理与公共服务共同构成了当代社会建设的两大支柱。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提升社会治理能力不仅有利于维护社会秩序,激发社会活力,也将大大提升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水平,这一点,从"十二五"时期社会建设的实践探索中已经清晰可见。     

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效能分析——以青岛莱西市东庄头村老年协会为例

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是一个必然的历史过程,分析其效能优势,是解释其历史必然性的重要侧面。对青岛莱西市东庄头村老年协会参与乡村治理的主要做法进行实践考察显示：农村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有利于提高村民的致富能力和效率,有利于提高村民的自治水平、村民的文明程度、农村党的组织建设和群众工作水平,还有利于提升农村社会公共服务品质。在当代中国,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不仅可以获得体制内的认同,而且在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党的建设等各个方面体现了独特的效能优势。     

社会治理协同创新的郝堂试验及其可持续性

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最直观的标志即多元主体的协同共治.学界对协同治理的发生机制与可持续性问题也有着越来越多的讨论.丰富的乡村社会治理实践既为协同治理如何发生、如何维系的讨论提供了现实土壤,又为治理现代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文章选取河南省信阳市郝堂村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郝堂试验的基本内容与实施效果的分析,发现其选择以"金融合作"作为协同治理的起点与原点,有效调动了地方政府、基层组织、民间组织和乡村精英的积极性,积聚了乡村社会资本,改善了乡村经济状况,并以此为基础在"生态共治"的层面上打造协同实践的增长点,提升治理的可持续性.通过对郝堂试验基础性条件的分析,可以发现其在行动者的协同维度上较为全面地体现了府际合作、部际合作与公私合作的治理理念,集中表现在政策协同、项目协同与服务协同三个方面.结合郝堂试验合作行为的触发机制与维系机制的分析,发现其在可持续性层面上存在着启动条件的前置性、金融合作的风险性、风险控制的外置性与合作模式的草根性等问题.因而,郝堂试验在寻找协同治理原点与增长点、培育乡村社会的主体观念、提升治理体系风险意识等方面的治理理念,均值得其他地方参考借鉴;即便如此,因应基础条件的差异性以及郝堂试验的潜在风险性,各地也不应简单地复制郝堂做法,而应该在汲取郝堂经验的基础上找到适宜各地协同实践的原点与增长点.     

社会资本视域下乡镇党委公推直选发展探析

公推直选制度是党内民主建设和乡村社会建设的重要制度创新,而社会资本代表社会结构和社会文化中个人存在于社会的公共理性,是社会发展的基石,对公推直选的存续具有较强的支撑价值。为此,从社会关系网络、社会道德和信任态度三个维度来审视产生于熟人半熟人社会、易受道德评价影响的而又非常依赖信任品质的乡镇公推直选,探讨在乡镇公推直选中社会资本利用的优势与困境,进而尝试有指向地挖掘社会资本以促进公推直选制度的深入发展。     

转型期我国社会组织参与教育治理:逻辑、实践与优化策略

社会组织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力量,是理解当代中国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切入点.本文主要就社会组织参与教育治理的逻辑前提、行动路径、内容与机制等一些基本问题进行阐释和分析.我们认为,在改革开放土壤中生长和发展壮大的社会组织,凭借自身独特的性质和功能,从一开始就深刻嵌入到教育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并在"国家主导"的框架下,循着"补充式参与"的路径,在参与国家宏观教育决策、地方教育创新和学校治理改革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在治理的语境中,社会组织这种自下而上的参与本身就构成对教育治理的回应,其本质意义在于建构教育治理话语、型构教育治理格局和增益教育治理效能.从更深层次角度看,这种"回应"也拓展了教育治理的公民视角.为进一步优化社会组织实践,需要重塑对社会组织参与教育治理的认知,推进社会组织内涵建设,创新现代社会组织体制,依法推进社会组织发展.     

转型期乡村治理的社会情绪基础：概念、类型及困境

乡村治理是通过解决乡村面临的问题，实现乡村的稳定和发展的动态活动过程。乡村治理有一定的社会情绪基础和背景。要全面深入分析和理解当下乡村治理的现实，就不得不深入分析其内隐的社会情绪。村庄是乡村治理的对象和基本单元，村庄主要社会群体的社会情绪即是乡村治理的社会情绪基础。不同的地区、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的村庄会表现出不尽相同的社会情绪。异向社会情绪在中国乡村的蔓延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走向社会治理:社区教育实践的历史演绎与当代图景

十九大报告提出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现代社会治理体系,在此背景下,聚焦社区教育与社会治理主题,通过对社区教育政策发展史进行梳理和分析,考究当代社区教育与社会治理融合的机理和演绎过程,从"实践切入""实践路径"和"实践方向"三个角度,对现代社区教育实践特性进行剖析,以审视现代社区教育与社会治理的逻辑关系和理论内涵,呈现社区教育服务社会治理的价值。     

乡村治理改革的国家取向和社会取向

基于不同的理论和现实基础,中国乡村治理的改革,存在两种取向:国家取向和社会取向,并在实践中体现为完善官僚体制和社会治理。就理论层面而言,各种乡村治理模式的结构设计,都包括了完善官僚制和社会治理的内容;但在实践层面,国家对社会进行控制的目标追求占统治地位,现行的“乡政、村治”模式及其改革明显偏向国家取向这一边。如何处理这两种取向的矛盾,形成合理的治理结构,是乡村治理改革中带有根本性的重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