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事诉讼中的陷阱取证

民事陷阱取证是诉讼法学的前沿问题,其存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但是,为防止该取证方式被滥用,应以合法性、必要性为原则,限定民事陷阱取证的适用条件,强化民事陷阱取证的程序保障机制。与此同时,为保障诉讼双方当事人平等的诉讼地位,应赋予被取证人一定的救济手段。     

民事陷阱取证探析

民事陷阱取证是民事诉讼领域一个新的课题,对于其概念、分类以及合法性等问题都尚未形成一个明确、系统的理论.本文试图厘清民事陷阱取证的内涵,并从具体案件入手,分析其所体现出的各种价值之间的冲突,然后在我国现行司法语境下,探讨对各种价值的选择与取舍.     

知识产权侵权诉讼中的证据收集问题研究

知识产权的侵权方式日益多样化,知识产权客体具有种类繁杂、专业技术性强、不稳定、易毁灭等特性,收集难度较大。应当结合知识产权侵权证据收集的特殊性,健全诉前证据保全的法律体系,规范证据保全公证的程序,完善司法鉴定制度,完善当事人收集证据权利保障制度,加强法官的释明义务以保障知识产权诉讼的顺利进行。     

浅议民事非法证据的取舍

非法证据排除在民事诉讼中对诉讼价值的衡平以及人权的保障都具有重要的意义,陷阱取证、诱惑取证、偷拍偷录、私人侦探、测谎证据等有存在一定问题的证据随着社会的进步也逐渐增多,通过借鉴国外的关于证据取舍的解决思路,应用于我国民事审判工作中,可以很好的解决目前我国遭遇的民事证据取舍问题的瓶颈.     

知识产权诉讼中侵权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从完善程序法角度分析

国家为了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在北京、上海、广州设立了知识产权法院,这就需要在实体法和程序法两个层面对解决知识产权侵权以及相关问题进行科学设计和完整规划。我国的《著作权法》、《商标法》、《专利法》从实体法上完善了法院的裁判标准,但是在程序法上,尤其是在知识产权侵权诉讼中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方面,尚未形成针对其特殊性而设计的完整、有效的解决方案。而诉讼法理论运用的缺乏也导致司法实务中出现了很多问题,特别是诉讼证据制度亟待完善。     

探索边界——评析公证“陷阱取证”证据

在公证领域中,针对"陷阱取证"搜集得到的证据是否合法,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司法实务界都有过激烈的讨论。在"北大方正"陷阱取证一案中,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的判决更是截然不同,直至最高院提审该案,才使此案尘埃落定。本文分别讨论公证领域机会提供型"陷阱取证"的合法性与犯意诱发型"陷阱取证"的合理性,试图对这个问题探究一二。     

论我国民事证人制度的困境及原因分析

在民事诉讼中,我们经常听到这样一句话“打官司就是打证据”。可见,证据在民事诉讼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任何案件的审判都必须以证据审查为基础。近年来,我国民事立法和司法对民事证人制度不够重视,致使民事案件审理实践中证人不愿意出庭作证、作伪证以及证言前后不一致的情况时有发生,因此,准确评判当前我国民事证人制度的现状与缺陷,构建完善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民事证人制度体系很有必要,也是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一环。     

论刑事诉讼中私人违法取证的排除问题

目前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否适用于私人违法取证尚不明确,导致司法实践中对这一问题的处理无法可依。通过结合域外的经验以及我国司法实践中辩方在取证举证上仍处于弱势地位的现实状况,对于私人以违法方式取得的证据以不排除为原则可能更为合理。在这一原则下应兼顾公民隐私权的保护和被告人的权利保护。这样的做法不但可以与新《刑事诉讼法》的内容协调一致,还顾及了我国目前私人取证的极大需求和弱势地位,同时也不致一味采纳所有违法取得的证据而造成更大的侵权。此外,一些相关的制度措施也必须完善,以期在明确易行地解决私人违法取证问题的同时,也能够预防未来的私人违法取证现象。     

论知识产权保护中的陷阱取证

笔者通过分析自己代理的涉及“陷阱取证”的知识产权案件,与我国其他典型的陷阱取证案例相比较,结合陷阱取证的定义、特点、不同的学说及各国立法例进行分析,研究陷阱取证问题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启示。     

知识产权侵权无过错归责原则适用之思考

知识产权侵权行为领域应当适用何种归责原则:是过错归责原则抑或是无过错归责原则抑或是两者皆适用,何者为主?在我国,民事基本法及知识产权特别法都没有明确规定,在理论界尤其是司法实务界也存在着诸多分歧。本文从民事侵权一般归责原则及司法实践层面进行分析,考察TRIPS协议及不同国家的立法例并结合我国立法现状和实际国情,来考量知识产权侵权归责原则,以达统一适用。     

论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功能是在惩治犯罪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保护人权,对侦察机关的取证行为加以约束。通过论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中国的立法现状和司法实践．分析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实施中面临的障碍,进而提出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相关制度的立法构想。     

新闻失实侵权的举证责任不应当“倒置”

新闻报道的内容基本失实是构成侵害他人名誉权的重要前提 ,由原告还是由被告提出证据证明新闻是否失实 ,在新闻侵权诉讼中的实际作用非常重要。为使新闻舆论监督正常展开 ,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依据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原则 ,应当由原告对侵权主张负举证责任。     

论电子证据及其运用规则的完善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需要借助于电子证据查明案情的诉讼案件越来越多。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把握电子数据这类新型证据的特性,探索电子证据在诉讼中运用的特殊法律规则。这些特殊规则包括三类：一是电子证据的取证规则,二是电子证据的证据能力规则,三是电子证据的证明力判断规则。各国电子证据立法的发展趋势是,取证规则越来越多样化,证据能力规则越来越淡化,证明力判断规则越来越完善。本文就电子证据的运用规则及其完善进行探讨,以有助于在信息技术条件下更好地解决司法实践中的事实认定难题。     

论新刑事诉讼法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兼论检察机关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

新刑事诉讼法明确并完善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司法实践将产生重要影响。非法证据是因违法取证被剥夺证据能力的证据,包括非法方法收集的言词证据和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工作且不做出合理解释的物证、书证等。非法证据排除可以在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法庭调查程序可以由法院依职权启动,也可以由当事人方申请启动,由检察机关承担证明证据合法性的责任。检察机关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占据重要角色,检察人员需要提升工作能力,转变工作方式,以使该规则准确适用。     

“举证责任倒置”在环境侵权诉讼中的理解和适用

环境污染侵权诉讼作为一种特殊的民事侵权诉讼,考虑到受害人和致害人间基于环境侵权制度所致的信息不对称和地位不对等等因素,在举证责任分配上,诉讼中原告的举证责任将有一部分转移给被告。从举证责任倒置之学理依据及环境侵权诉讼中举证责任倒置原则的具体适用分析环境侵权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倒置问题所涉及的主要方面,可以正确地适用该原则。     

转型社会公共利益司法保护的制度诉求——民事公诉问题研究

我国在转型时期出现了大量的公共利益被蔑视、弱者权益被凌辱的严重问题,社会迫切需要加强对公共利益的保护。民事公诉制度是公共利益司法保护的重要方式,其在中国的复兴,是转型社会公共利益司法保护的制度诉求,既有必要性,也有可行性。我国民事公诉中的公益代表应由检察机关担任,检察机关在诉讼中处于原告的地位。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诉的案件范围,以保护公共利益为限。     

"举证责任倒置"在环境侵权诉讼中的理解和适用

环境污染侵权诉讼作为一种特殊的民事侵权诉讼,考虑到受害人和致害人间基于环境侵权制度所致的信息不对称和地位不对等等因素,在举证责任分配上,诉讼中原告的举证责任将有一部分转移给被告.从举证责任倒置之学理依据及环境侵权诉讼中举证责任倒置原则的具体适用分析环境侵权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倒置问题所涉及的主要方面,可以正确地适用该原则.     

司法话语分析——核定语言、彰显正义

司法话语分析是法律语言研究的重要分支,其理论源于话语语言学。它在传统法律语言词句研究的基础上,从宏观法学语言的视角,剖析与民事和刑事案件有关的语言现象。它采取种种措施,识别和鉴定警察、公私公诉人、法官、语言鉴定专家等在司法调查取证过程中对各方当事人在不同语境下涉法言语的表层与深层含义,并对是非定夺或定罪量刑的最终结果产生不同的影响。司法语音鉴定和模糊语言的司法分析是司法话语分析的有机组成部分,主要方法是以各种实证材料为基础,利用话语分析手段,分析探讨语言证据收集、话语标记识别、语言环境、控辩双方对同一语言证据材料不同理解所导致的不同审判结果等问题,旨在说明司法话语分析方法对司法实践部门准确定性法律案件具有重要的指导借鉴作用。     

"运行计算机"的取证问题研究——现场动态分析收集"易挥发数据"证据

当前司法实践中对现场中处于运行状态的计算机大多采用“二步式”取证的方式来收集数字证据,即先由侦查人员对涉案计算机实施关机分离和保全,尔后再移交专业机构进行数字证据司法鉴定;虽然该方法保障了数字证据的原始性和证明力,但无形之中却造成了存储于RAM中的“易挥发数据”以及其他形式的潜在数字证据的丢失。计算机信息系统中的这些“易挥发数据”可为案件的侦破提供重要线索和潜在的数字证据,因此收集这些“易挥发数据”对数字素件侦查取证意义重大。而实践证明,对“运行计算机”进行现场动态分析,是可以成功获取这些潜在的证据的。     

论民事诉讼诉前证据收集制度的模式选择

证据是民事诉讼当事人的重要砝码,是法院审判的依据。当前证据收集制度除传统的辩论主义模式与职权主义模式外,协同主义模式逐渐被西方国家所提倡和认可。2012年新《民事诉讼法》第64条确定了当事人取证的主体地位。文章立足国情,认为当前我国取证仍采用以法院为主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