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治、法治、德治“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的内涵探究与启示

健全自治、法治、德治"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是顺应新时期新形势下农村发展的必然要求。坚持以自治为基础、法治为保障、德治为支撑的乡村治理体系,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堡垒,是解决新时期农村突出矛盾的关键步骤,是农村治理现代化的加速引擎。桐乡经验启示我们,要积极发挥党组织的主导作用、农民的主体作用、农村文化的调控作用,正确处理党组织、农民及农村文化与乡村治理的关系,从而逐步实现乡村善治。     

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自治、法治、德治,是推动乡村治理格局良性运转的不同治理方式.完善乡村治理体系,既需要以自治为基,增强乡村治理活力,又需要以法治为本,保障乡村治理秩序,还需要以德治为魂,弘扬乡村治理正气.通过进一步构建自治、法治、德治主体相结合的治...     

“三治合一”体系下乡村治理法治化进路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乡村。”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必须充分发挥法治对乡村振兴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着力提升乡村治理法治化水平。本文认为目前乡村治理法治化在经济发达地区已经卓有成效,但在经济欠发达的地区仍相对滞后。乡村治理主体未能及时填补社会变化导致的权力空缺,导致乡村治理法治化程度不足,只有将自治、法治、德治有机结合,充分发挥多元主体在乡村治理法治化中的作用,才能有效推进乡村治理法治化建设。     

健全“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的几点思考

在推进乡村有效治理的实践中,为更有效地建设完善乡村治理体系,充分彰显乡村治理体系的制度效用,促进乡村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进程,需要在进一步明确乡村治理体系内涵的基础上,重点加强“三治结合”的统一领导机制、学习教育宣传机制、主辅共治机制和协商协调机制等建设,积极增强乡村治理主体的主体性,从而实现“健全”乡村治理体系的历史性目标。     

“三治结合”的皖北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研究

乡村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意义。文章从自治、法治、德治和基础服务建设四个方面梳理了皖北乡村治理体系的现代化现状,得出结论,乡村治理成绩与问题并存。主要存在的问题：乡村基层人才匮乏,治理队伍有待加强建设;乡村法治意识较为淡薄,普法教育体系有待完善;乡村的成规旧习沿袭,德治建设任务艰巨。文章进一步借鉴了部分地区乡村基层治理的先进经验,结合皖北地区面临的实际困难,提出四项优化对策：优化人才留用机制,夯实自治基础;强化宣传教育,推进法治权威的树立;“重塑”村规民约,营造德治氛围;重视智治建设,更进一步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发展。     

走向总体性治理:村政的现状与乡村治理的走向

中国乡村治理存在诸多问题,其中基本的问题在于治理逻辑的多元性及碎片化。究其原因一个基本的缺陷在于缺乏总体性治理的思路,因而未来的走向应该是总体性治理。总体性治理意味着制度设计与建设的系统性、整体性、全面性、协同性,它是一种以乡村居民为核心,以解决人民的生产、生活问题为宗旨的运作方式,这不但要靠地方政府基层乡镇政府的努力,需要政府各部门的通力合作,更需要农村社区、社会甚至市场力量的共同参与。总体性治理是中国农村学的一种新范式。     

社会资本变迁视域下我国乡村有序治理探微

农村社会资本是乡村有序治理的重要因素,其结构及变迁对乡村治理造成一种复合性的双重影响,即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1980年代后,农村社会资本正处于一种承继与消逝、异化与新生的新旧裂变之中。当前,应积极培育农村社会资本,依此实现乡村善治。譬如,推进民主法治社会建构、加快政府行政体制改革、实现村民自治实体性价值、培育现代专业化农村组织及提高农民现代公民意识等。     

“三治融合”背景下乡村治理问题研究

乡村治理能力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发展密切相关。在“三治融合”背景下,本文梳理“三治融合”的相关概念,从自治、法治、德治三个角度分析当前乡村治理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在乡村治理中应该坚持党的领导,进行多元治理、依法治村,创新治理路径。     

争论中的村两委“一肩挑”模式与乡村治理的发展

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是推进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村两委"一肩挑"模式是乡村治理领域正大力推广的治理模式。但是,这一模式在现实和学理上仍然存在许多争论,这体现在村民选举的"程序问题""一肩挑"人员的"权力问题"以及"一肩挑"人员的"职责问题"三个方面。纵观这些争论,不难发现背后映射的是乡村治理究竟是要以自治为导向还是以行政为导向推进其发展。其实,自治与行政并非二元对立、敌退我进的关系。推进乡村治理的发展应该打破这一思维,集中精力聚焦在使乡村治理得以在法治、德治与自治三者融合的背景下运行,而村两委"一肩挑"模式或许提供了一种探索路径。     

乡镇政府在乡村治理中的角色冲突与转换

乡镇政府直接面向农村基层,其角色定位在乡村治理的制度创新中具有重要意义。长期以来乡镇政府在乡村治理中因现行权力体系、财税体系以及行政集权等因素而与农民、农村组织之间发生利益博弈,从而削弱了基层政府的管理职能,影响了乡村自治的预期效果。文章针对乡镇政府在乡村治理中的角色冲突,提出了乡镇政府在乡村治理中的引导性对策。     

德法合治:国家治理现代化路径的反思与重塑

从世界范围而言,存在两种典型的国家治理路径:德治中心主义与法治中心主义.古代中国是德治中心主义的典型代表,近现代的西方是法治中心主义的典型例证.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在依法治国方略的前提下,法治与德治都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需求.法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价值与目标方向上的内在一致性.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伦理目标,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德性所在.法治中心主义、德治中心主义都不是完美的治理方式,德法合治才是国家治理现代化更为妥当的路径.     

乡村基层治理法治教育的困境与思考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要求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提高党依法治国、依法执政能力,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因此,需要从基层工作着手,全面加快基层治理的法治化进程。从乡村基层法治教育的角度研究和梳理乡村法治教育存在的问题,强化法治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作用,充实法治教育内容,贴近受教育对象;以多种形式开展法治教育,提高教育效果;拓展法治教育渠道,搭建各类教育平台;培养法治教育队伍,形成工作机制;构建乡村法治教育长效工作格局等工作思路对摆脱乡村基层治理法治教育的困境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试论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治理的路径选择

相对于先进的城市，我国的乡村大大滞后子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现代化内含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观念现代化和乡村城市化。循此思路，我国的乡村治理在路径选择上应将农民在实践中创造的村民自治作为其民主形式、充当政府和农民特别是农民和市场中介的农民协会作为其组织基础、具有全新现念的现代农民作为其主体条件、能将现代城市文明向乡村扩散的小城镇作为其区位环境。     

乡村振兴背景下法治乡村建设的行动逻辑和范式转换——基于云南省景东县“六八四”治理模式的分析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建设,必须克服法治乡村建设中系统化体系化不足、缺乏激励机制等问题。为了有效回应这些问题,实现法治乡村建设的目标,云南省景东县构建了“六八四”治理模式,对在法治轨道上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行了的有益探索。该模式的生成机理是制度构建需要适应乡村结构性变化、基层治权下沉的客观现实,注重治理资源的资源整合、多元治理主体法治价值观的融合;该模式的制度架构是围绕法治队伍建设、改进法治宣传方式、构建“梯级”式公共法律服务网络,以嵌入“法治动力超市”为激励平台,实现了乡村治理的“三治融合”,为法治乡村建设提供可资借鉴的样本。     

论社会主义新农村视角下的乡村治理体制

健全和完善的乡村治理体制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前我国乡村治理体制主要存在以下问题:公共财政体制存在缺陷、乡政村治管理失范、村民自治机制有待健全、农民政治素质亟待提高等。为此,需改革我国乡村治理体制,在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的基础上,通过改革公共财政体制,统筹城乡发展,整合乡村关系,健全村民自治机制,积极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法治与德治:两种规范之治的差异与契合

法治和德治都可称为"规范之治",法治和德治之别在于:两者维持秩序时所用的规范性质不同,即法治是法律规范之治,德治是道德规范之治;在治的方式上,法治主要是他治,德治主要是自治。他治的法治具有依赖于人的局限性,德性则是弥补法治局限性的重要道德力量。     

乡村治理中的政府功能再造

在当代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乡村治理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这与政府逐渐摆脱过去行政式的管理方式直接相关,更与"服务型"政府的功能转型有关。不过,由于各种原因,乡村治理的一些根本问题至今仍未得到很好的解决,这就需要政府功能的再造,即在强调政府服务意识的同时,还应强化其管理和监督功能,增强干部的现代意识、文化品质、创新维度等。     

传统乡村治理的历史视阈：政府主导与乡村社会力量的对垒

在传统中国,乡村社会并未曾出现真正的乡村自治,而是国家权力与乡村社会权力并存,并在这两种权力的交锋面上产生了权力的中介领域。即使是在这样的中介领域,国家权力也是不可动摇地占据着主角地位,而民间权威始终是一个配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