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义利之辨”论析

当代义利之辨成为被关注的焦点。确立正确的社会价值导向是当代义利之辨的理论实质,当代中国义利之辨在理论上的超越所要完成的任务,就是走向义利统一、义利并重,走向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融合,并以此作为社会价值导向     

义利之辨的当代追问

义利之辨是中国伦理学发展史上的一根主脉。理清义利之辨的历史流变,须从帝王文化、士大夫文化和平民文化两条线脉去梳理、去洞悉,应从义利意蕴的流转变化中去理解、去把握。疏解义利之困,须明确社会主义义利观的含义,明辨义利认知误区。倡导谋利有道,须悉国情、知民心、接地气、重细小,奋发有为,不断扩大社会主义义利文化的渗透力和影响力。     

论孟子“义利之辨”的多重意涵

“义利之辨”是孟子思想的重要话题,它具有多重意涵。修身维度的“义利之辨”蕴含着人性本善的根本理念,道德情感和个体认同的内在需求是人们不断塑造“理想自我”的原由;行事维度的“义利之辨”强调“经权之别”,意在引导人们正视“义利”之间的辩证关系;治国维度的“义利之辨”亦为“王霸之辨”,其论说从多方面彰显了“王道”的优越性。从修身至行事,再到治国的层层展开,体现了孟子对“义利之辨”的独特思考,亦为当下道德修养与社会文明建设提供宝贵的文化资源。     

陆九渊义利之辨探析

陆九渊是南宋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在其“心学”理论中,“义利之辨”是其伦理学的核心之,影响深远。时至今日,探讨陆义利之辨的价值仍然对我们有着重要的启示和积极意义。     

宋明道学义利理欲之辨的实质

义利之辨在宋明道学被视为儒学的首要问题.义利之辩、理欲之辨的实质是公私之辨.在这个问题的把握上,宋明道学有两种不同的思路,一种侧重于从义利、理欲、公私相对立的一面来把握问题,另一种则侧重于义利、理欲、公私相统一的一面来把握问题.在道德意义上,义利之辨着眼于道德动机上立论.     

儒家的"义利之辨"及其现代价值

探析儒家"义利之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深刻内涵,取其精华,剔其糟粕,对当代社会具有一定价值。     

中国古代“义利之辨”的历史发展阶段及理路

中国古代＂义利之辨＂分为先秦、中古、近世三个历史发展阶段,义利关系在不同阶段受具体历史条件影响而呈现出富有时代特色的特点。通过分期的历史考察,一般说来,＂义＂是强调的重点,但有时＂利＂也会被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加以阐释。     

"义利之辨"新探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在义利观上占统治地位的是重义轻利的思想。先秦儒家首开“义利之辨”之先河,强调“义以为上”“先义后利”。直到明末清初,颜元在批判程、朱理学的基础上,提出了“义利双行”、“以义导利”的义利观。“义利之辨”的实质是价值取向的问题,今天我们反思古训的教益,以利于科学定位义利关系,把义和利有机地结合起来。     

“义利之辨”新论

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构造，一般都认为是“重义轻利”。但事实上却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出现这种矛盾现象的原因，一是“重义轻利”的伦理价值观有利于维护封闭的小农经济体系，附合封建统治者的需要；二是受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义利同一论”的影响；三是“重义轻利”思想本身二元论的内在矛盾，使它成为传统文化一种外在的价值观体现。因而，外在的“重义轻利”与实际的追逐功利二而为一，相互表里。它具有极大的伪善性和欺骗性，危害甚大。     

中国古代"义利之辨"的历史发展阶段及理路

中国古代＂义利之辨＂分为先秦、中古、近世三个历史发展阶段,义利关系在不同阶段受具体历史条件影响而呈现出富有时代特色的特点。通过分期的历史考察,一般说来,＂义＂是强调的重点,但有时＂利＂也会被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加以阐释。     

中国传统义利观与当今的义利之辨

传统义、利观有三种典型代表:即儒家的重义轻利观,墨家的义利合一观,理学家的义利对立观.当今中国所谓义利之辨,表现在三个问题上,一是合理利己主义;二是一切向钱看;三是功利主义,这些观点或一无可取或有一定片面性,只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才是值得提倡的价值导向原则.     

《二程遗书》“昨日之会”节考释

关键词:《二程遗书》卷一系二程门人李端伯所录,其第一条内容是程颢与韩维之间的儒佛之辨.学界普遍认为此条语录学术价值重大.如果能将哲学义理还原到具体的历史语境·对于全面和深刻理解义理本身相当重要.考察可见,该论辩牵涉到出二程与其友人韩维等于元丰四年四月在颖昌的学术集会,即《二程遗书》卷二吕大临所记“昨日之会”节.此学术集会的澄清,不仅有助于深入把握明道的相关重要理学思想·也有助于把握当时具有普遍性的学术和文化实况.     

王船山政治哲学中的“公私之辨”

"公私之辨"是中国传统哲学中一个重要的政治论题,崇公抑私、以公灭私曾被推行为主要的执政原则,明清之际的王船山对公私之辨作出了自己的解释,指出公寓于私、公通过私而实现,统治者应保障民众的土地私有权,这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个人特色.     

义利之辨：马来西亚吉隆坡广东会馆的传统与变革

海外华侨在落地生根的过程中,通过"地缘"或"业缘"组成的华人社团,逐步从纯粹以"义"为主的慈善福利过渡到以"利"为先的商业运作。从吉隆坡广东义山档案文献、碑文资料和实地调研的分析,发现在以"义"为主的阶段,吉隆坡广东义山的宗旨是帮助在地华侨华人完成生命最后的仪礼;随着城市扩张和地价上升的趋势,广东义山以"先利后义"的思维指导"义利兼顾"的行动,借助马来西亚华人社团内外的合力,得以化解政府强制搬迁的风险,完成了将广东义山美化成文化古迹公园的转型,并通过华社资助教育和举办法会达到"义利"之间的平衡。通过观察广东义山解决的"义利"两难的实践,可以更进一步探讨吉隆坡广东籍华人社团对传统的继承和面对新形势的变革。     

以“理”为“天”的本体转换——二程天理观的宇宙构架

唐宋思想转型之际,二程承载着复兴儒家道统的历史责任。二程重新挖掘"天理"概念,从宇宙方面构建其独特的天理观。从"天"到"天理",不仅仅是语义和概念的变化,而且也是精神意蕴的转换。在历史的长河中,思想范畴的内涵不断被扬弃,儒家的"天"出现了以神为天和以客观规律为天两种主要的形态,"理"概念则由事物的一般属性逐渐向本体属性转变。针对董仲舒对天的神化,二程提出"天变非应人事",肯定柳宗元、刘禹锡对天的自然化,反对天谴事应说中主宰者式的天观。二程还汲取了华严宗中理的本体形式,以及理事无碍的精神原理,批判了理的虚幻性。由此,二程提出"天即理也"的观点,强调"天"与"理"的结合,实现了从主宰之天到理法之天的转换。作为生生不穷的自然法则和与物相即的内在根据,天理成为统摄自然条理的"活泼泼"的宇宙本体。二程将"天"与"理"碰撞结合,使天与人、自然与道德贯通起来,呈现了天理观的宇宙意蕴。     

德性·功利·理性——从"义利之辨"看孟子幸福原则的确立及其意义

孟子的幸福观具有多重向度,德性至上是其幸福观的根本原则,但不是唯一原则.从义利之辨来看,孟子的幸福原则包括德性原则、功利原则和理性原则三个方面.德性原则坚持儒家道义论的基本立场,确立了幸福观的德性基调和精神追求;功利原则触及儒家道德理想的经济基础,形成了孟子幸福观的现实品格并使之能够落实于社会生活;理性原则运用儒家思想的智慧思维,使幸福理论展现出鲜明的理性特质,力图消解德性幸福与功利幸福的内在紧张.在三大原则共同作用下,孟子的幸福观既发展了孔子奠定的德性幸福,又为儒家幸福观开辟出功利幸福的新空间,并实现二者一定程度的融合,从而构建了崭新的完整形态的儒家幸福观.     

论“二程”德育心理学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文章指出程颐和程颢的思想中包含了大量的德育心理学内容,蕴涵着道德信念、道德情感和道德行为三个心理阶段,而诚敬、玩味自得、蒙正于养等德育方法,更是符合人的心理特征与心理过程。为此,高校要针对当今大学生就业心理的特点,合理借鉴二程的德育心理学思想,实施理论教育,提高认知水平;增进团体互动,增强情绪调节;注重道德实践,培养高尚人格。     

论方潜的“心性之辨”及其诗歌表达

桐城理学家方潜游走于儒释道之间,先后撰《心述》《性述》以阐明“心性之辨”。方氏对心性问题的再讨论,是在特定历史语境下展开的,受到纷繁复杂的时代文化环境影响。尽管他对心性关系问题的思考存在明显的逻辑漏洞,但也深刻反映了晚清儒学内部诸多矛盾与缺陷,折射出其时的学术发展态势。方潜的哲学思路还渗透于其诗歌创作中,诗作除酬唱互答、寄托感怀外,亦常涉逃禅语,与其心性、儒释之辨多相关照,值得重视。     

论二程“诚”的哲学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诚”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始终崇尚的一个基本美德，是儒家的道德哲学范畴。北宋名思想家，宋明理学家的主要奠基人——程颐和程颢，其关于天道，人道以及天人合一之道的最高境界就是“诚”．他们认为“诚”是天理的根本道德属性；是人伦的最高道德标准；是儒家伦理思想的哲学基础。今天，研究和弘扬这一思想，对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对于21世纪社会明．健康，快速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