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胡適與居卡爾看中國和土耳其的新文化運動

居卡爾(ZiyaGkalp)活躍於二十世紀初年,即現代土耳出現的關鍵時刻,爲其新文化運動領袖及立國思想即土耳其主義(Turkism)創始人,并爲執政革命黨"聯進會"(CUP)核心人物。本文旨在將之與中國新文化運動領袖胡適作一比較,全文分三部分:奥圖曼帝國蜕變爲土耳其的歷史背景;此過程中的兩個文化運動及其領導人那覓凱末爾(Namik Kemal)和居卡爾;居卡爾和胡適的比較。最後部分爲重點,分别從以下三方面展開討論:兩人封新語文運動的貢獻;封新學術運動的貢獻;對傳統文化的態度以及對國家的貢獻。總結部分指出,胡適的影響主要在語文和學術,亦即以文化和立言爲主,居卡爾的貢獻則在於爲土耳其立國指出大方向,立功與立言兼而有之。     

中國與歐洲高等教育傳统比較初探

在1901年九月,經過了忍辱負重的談判,李鴻章終於與西方各國簽訂和約,赢得八國聯軍退出北京城.此時倉皇出奔西安的慈禧太后也終於做出明智决定,批准張之洞、劉坤一的變法奏折,頒詔將書院改為學堂,以及在各省城、州、府、縣設立新式學校;四年後即1905年,已經有二千年悠久歷史的科舉考試制度也同樣被廢除.     

中古社會的“新文化運動”從天台宗的解經體例談起

在佛教學術界,常會談論一個問題:天台宗是不是中國佛教的第一個宗派?三論宗、禪宗都會出來争奪這個“第一”,各有各的理由.如果僅僅為了宗派上的優勢地位,那就是門户之見,不值得多說.之所以還要談論此事,我所關注的是中國文化的開放性:從中國佛教的宗派史看,外來文明如何進入中國的思想主流,并且形成新的文化傳統?佛教的傳入,在南北朝、隋唐形成有中國特色的佛教宗派,有所謂中國文化的“印度化”進程,這幾乎可以說是中古社會的“新文化運動”.     

十九世紀歐洲漢學知識網絡的編織 法國漢學家儒蓮與德國語言學家加貝倫茨之間往復書簡十三封

本文對收藏在德國阿爾滕堡的圖林根州檔案館中的法國漢學家儒蓮與德國語言學家加貝倫茨之間往復書簡13封進行了解讀,目的在於還原歷史語境以便更好地理解這些文本,同時揭示,儒蓮自1832年擔任法蘭西學院的教授起,一直到1873年去世的40多年中,不斷與人文學界、科學界的學者進行知識交流,形成了以流動的方式建立起來的知識網絡。通過儒蓮與包括加貝倫茨等學者的通信,東亞語文學知識、地理學知識、生産制造方面的傳統等等得到了充分的討論,并被納入到整個現代科學知識體系之中。     

"反法之儒":晚清國人學習西方的原動力再思"傳統"與"新文化"之一

從"差異原則"理解儒家 最近,儒學、國學的傳統話題很熱鬧,但是,我們通常在用語言來表述某種意思的時候,經常有所謂的符號和我們要表達的意思之間的關係問題.當代語義分析的研究表明語言解釋的空間是無限的,同樣的話語可以表達很多不一樣的甚至截然相反的意思.比如人們談儒學,同樣是談儒學的人,這之間的差别可能非常之大,這就是索緒爾講的"任意原則".如果是這樣,語言還有什么意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