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陈独秀对国共合作认识的歧异

国共两党的领导人孙中山与陈独秀对国共合作认识的出发点不同：孙中山试图通过国共合作要共产党人服庸其三民主义,陈独秀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希望借国共合作壮大自己的力量;对国共合作前途的认识也不同：孙中山是要建立以三民主义为基础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陈独秀则根据马克恿列宁主义建立苏维埃政权;在国共合作的领导权上,孙中山要中共完全服从国民党的领导,而陈独秀则强调共产党的独立性。歧异形成的主要原因是两党的理论基础差异、现实政治需要不同,以及共产国际的指导。     

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的作用

1924年初、孙中山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使之成为国民党的指导思想，并在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中起了重要的进步作用。     

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及其历史作用

孙中山将同盟会的纲领阐发为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扩大了统一战线，赢得了辛亥革命的胜利，建立了资产阶段共和国，结束了绵延两千余年的封建君坟专利政体。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在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共帮助下，孙中山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发展了三民主义，指导了两次国共合作统一线的实现，取得了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的胜利，大大推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的发展。     

孙中山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几个问题

孙中山以中国国民党领袖权威的身份,对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合作形式、合作的政治基础等方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是国共合作得以实现的关键因素,他采取以国民党为中心的非平等合作形式,重新解释三民主义,确立了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同时,他使两党合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其个人的政治权威,在合作形式的选择上表现出明显的排他趋向和功利主义色彩,其政治纲领与中共的主张存在鲜明的分歧。因此,国共合作伊始就潜伏着若干不稳定因素     

孙中山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几个问题

孙中山以中国国民党领袖权威的身份,对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合作形式、合作的政治基础等方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是国共合作得以实现的关键因素,他采取以国民党为中心的非平等合作形式,重新解释三民主义,确立了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同时,他使两党合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其个人的政治权威,在合作形式的选择上表现出明显的排他趋向和功利主义色彩,其政治纲领与中共的主张存在鲜明的分歧。因此,国共合作伊始就潜伏着若干不稳定因素。     

苏俄与孙中山国民党的合作、矛盾及其对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影响

第一次国共合作是在苏俄与共产国际的大力推动和指导下实现的,同时也是苏俄政府对华政策的产物,体现了苏俄与共产国际推动世界革命的意识形态追求和维护国家利益的现实主义考虑的矛盾与交织。苏俄对华政策的矛盾性使得其与孙中山国民党的联合确立经历了一个复杂、曲折的过程,并在合作的过程中由于各自意识形态与民族利益的不同,不可避免地产生分歧与矛盾,这种分歧与矛盾又加剧了民主革命阵线内部的斗争,并最终导致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     

廖仲恺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的作用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廖仲恺努力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制定和坚决执行三大政策,对促成、巩固和发展第一次国共合作所起的作用仅次于孙中山。首先,廖仲恺是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最得力助手。廖仲恺通过同苏俄、共产国际代表的一系列接触和会谈和与中共的接触。逐步坚定了改组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的信心．并为改组国民党做了大量工作。其次．廖仲恺是实现国共合作的核心人物。他积极协助孙中山排除干扰,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保证了国民党“一大”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第三,廖仲恺在巩固国共合作方面作了不懈努力。他坚决贯彻大会的决议,努力创办黄埔军校,积极进行反帝运动,贯彻三大政策．与破坏国共合作的行为做斗争。     

论贫富差距过大现象及消极影响

贫富差距过大是社会不公正的重要表现。当前居民总体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地区间居民收入差距,不同阶层、行业、职业之间的居民收入差距等都呈扩大趋势。贫富差距过大影响经济结构的优化,导致需求不足,对社会的稳定构成很大的威胁。     

再谈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是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孙中山三个方面共同努力的结果，缺少任何一个方面的努力，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都是不可能的。     

第一次国共合作及知识分子协同的初始机制

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和１９２１年中共建党相距仅１０年，随之实现了第１次国共合作，其领导人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这种历史的机遇不是偶然的巧合：（一）积极入世，在民主自由和权威作用之间的中庸决择，是申国知识分子的一个传统，在孙中山、陈独秀、李大钊以及其他知识分子的志士仁人中间架起了历史佐的桥梁；（二）２０年代中国民主自由的主说，２０世纪初期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世界潮流；两大潮流的汇合，促成了国民党、共产党、知识分子协同的优化机制，体现了系统与环境互相依从的原理、系统的耦合机制，等等。统一战线是个复杂的巨系统，按照系统论的整体性原则，宏观地考察其中的问题，要注意其上下、左右、前后、里外的种种关系。这样，既要纵向地洞察其历史的动态演变，又要横向地连结各个因素的相互关系，以防止单一地断论，线性地处置，才能找到其中的某个焦点，适时地求得最佳效果─—历史合力的作用，而非某方面单一的主观愿望。     

论国共合作的恒定条件－－以两次国共合作为例

以两次国共合作为例，阐明党派合作需要具备一定的恒定条件：第一，两党为实现自己的总目标都面临着一个消除民族危机，实现民族复兴的共同的任务；第二，这个共同的任务单靠任何一党的力量都是难于单独完成的。第一次国共合同国共都难于单独完成的共同任务是反帝反封建，第二次国共合作国共都难于单独完成的共同任务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历史事实证明，在这一恒定条件下完成的国共合作，对国共两党自身的发展壮大，对中国民族走向复兴和强盛，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论蔡和森对国共合作的贡献

1922年7月，蔡和森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成为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此后，他对中国革命的一个最突出的贡献，就是积极宣传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努力促进国共台作的形成和发展。     

从旧三民主义到新三民主义——略论孙中山的政治思想

孙中山是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家、思想家。他的思想中占主体位置的是政治思想。孙中山政治思想的主体即三民主义。本文从新旧三民主义的对比中，揭示了新三民主义之所以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基石的原因，对三民主义和孙中山政治思想体系进行了研究。     

论孙中山的用人观

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是许多志士与他共同为之奋斗的事业。选择和使用人才是孙中山进行这一革命事业的重要条件。革命事业的需要、个人的才能、服从孙中山以及革命意志的坚定程度是孙中山的用人观的主要内容。孙中山的用人观在总体上有益于革命事业 ,但也不免含有消极作用。     

论信息时代对高校学生认知的消极影响

信息时代对高校学生的认知产生了很大的消极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学生认知的功利化、庸俗化和自我中心化。     

论廖仲恺与广东地区的国共合作

廖仲恺是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发挥至关重要作用的核心人物,他得到孙中山及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各方的信任,主持国民党改组工作。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成为国民党党务领导人,在其领导的中央工人部、农民部、黄埔军校等部门重用共产党员,坚决反击右派分裂国共合作的图谋,巩固和发展了国共党内合作。在广东工农运动和军人运动中,构建了由廖仲恺领导、中共广东区执委策划、共产党员负责实施的国共合作的典范模式。     

论李大钊与丁惟汾在国共合作中的关系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李大钊与丁惟汾作为国共两党在北方的主要领导人．共同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实现了国共两党在北方的合作;大力发展国共两党在北方的组织,扩大了两党的力量和影响;反对右派的分裂活动,维护国共合作的大局;领导北方人民从事反帝反军阀的革命运动,推动了北方革命高潮的发展。但是,由于所代表的阶级、思想上的差异,两人在合作中也存在着矛盾和斗争．并直接影响了北方国共合作的局面。     

试论孙中山在桂林的活动对发展民族民主革命的意义

孙中山晚年以广东为革命根据地,由于广东形势复杂,他到桂林活动,拟把桂林作为北伐的大本营。孙中山在桂林的活动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进行的,是建党初期党的统一战线取得成就的重要表现之一。孙中山在桂林的活动对发扬辛亥革命精神、发展民族民主革命事业有重要意义。     

对孙中山“联共”政策的再认识

本文旨在说明“三大政策”并非孙中山生前提出的,而是中共对孙中山晚年思想的概括而成。作者认为:这一概括基本上反映了孙中山晚年的主张,但并不十分准确,尤其是在“联共”这项政策上。为此,本文对孙中山思想的发展作了一些剖析。然而,“三大政策”的概括是符合当时客观形势的需要,它促进了国共两党的合作,表现了中国共产党高度的斗争艺术和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