捐廉与捐输:思播地区道教宫祠的修建

道教宫祠的修建工程都有一个运作机制来保障精英群体动员能力的有效发挥。高效的运作机制是顺利募集修建资金的前提性条件。通常来说,人们认为修建道教宫祠的资金都是从社会中募集的善款,皆为自愿性的捐献。但是,对相关材料仔细辨析之后发现,道教宫祠的修建资金构成较为复杂,既有自愿性的捐献,也有强制性的募集;既有公益性资产的划拨,又有地基、建材、劳力的冲抵。     

宗教体验与道教信仰的确立

宗教体验是所有宗教信仰中不可或缺的维度。道教的宗教体验有别于其他宗教，它不仅表现为单纯的精神感受，更兼顾到肉身体质的改善和心性境界的提升。我们从宗教体验的角度对服食、行法、内丹修炼这几种道教主要炼养方式考察后发现，“可实证性”乃是道教宗教体验有别于西方宗教最显著的特征，而“对道的体证”则是道教作为中国本土宗教其宗教性的最终所在。宗教体验构建了道教信仰的依据并成为其信仰得以确立的真正核心。     

国家控制与地方社会的整合:闽粤赣客家地区民间信仰研究的视野

在客家传统社会,由于庙宇与乡民的日常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因而成为民间处理地方事务的行政机构,并且得到官方的认同,成为国家权力向基层社会渗透的窗口.一方面,民间信仰体现出的象征与权威,有助于客家社会宗族聚居地的形成,这也成为客家地区宗族界限分明的一个因素;另一方面,透过民间信仰活动,可以发现不同社区内的族群之间的对立统一性,正是民间信仰使得客家传统社会维持着一种"有序的无序"状态,推动了客家社会的进步,成为客家传统社会发展的原动力所在.     

川主信仰与清代四川社会整合

清代四川是一个典型的移民社会。“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潮改变了四川的人口结构,使四川民间信仰主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清代四川社会中,土著和移民所建立的祠庙、会馆不仅是作为信仰中心,还是四川社会的整合中心。祠庙、会馆最初崇祀的所谓“乡神”是土著和移民的精神寄托和集体象征,而后的附祀、改祀和兼祀表达的是对新“四川人”身份的认同和对区域社会融合的主动性。川主信仰作为土著的本土信仰,在实现了土著社会的整体认同和群体整合之后,又在移民中获得了广泛认可并被附祀、兼祀或改祀,从而部分实现了土客交流与融合。但是,川主信仰还是因为其狭隘的乡土性和模糊性而最终被关羽等大神所取代,这是四川社会真正走向开放的开始和表征。     

从丧葬看巍山彝族民间信仰与道教的融合

道教自东汉末年传入彝区,到唐代得到进一步的发展,通过与各民族原始宗教的结合不断发展壮大,逐渐深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与当地民族习俗不断融合,世代延绵,最终形成与原始宗教相互依赖、相互依托,共同生存和发展的状态。道教的传入对巍山彝族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巍山彝族丧葬习俗吸收和融入了部分道教信仰元素,是道教与彝族民间信仰交融的重要体现。     

国家控制与地方社会的整合：闽粤赣客家地区民问信仰研究的视野

在客家传统社会,由于庙宇与乡民的日常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因而成为民间处理地方事务的行政机构,并且得到官方的认同,成为国家权力向基层社会渗透的窗口。一方面,民间信仰体现出的象征与权威,有助于客家社会宗族聚居地的形成,这也成为客家地区宗族界限分明的一个因素;另一方面,透过民间信仰活动,可以发现不同社区内的族群之间的对立统一性,正是民间信仰使得客家传统社会维持着一种“有序的无序”状态,推动了客家社会的进步．成为客家传统社会发展的原动力所在。     

民间信仰的离散与整合

清水县因封闭的地理环境,为民间信仰的保留和传承提供了温床。清水民间信仰具有信仰对象的多样性和信仰活动的丰富性等特点,同时又形成了儒释道三家在庙宇布局和信仰主体身份两方面的互渗性的特征。与中国"大传统"相辅相成,清水继承和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吸收和借鉴了其他宗教信仰的功能元素,并不背离主流的政治意识形态,具有文化整合性特质。     

东汉洛阳地区的疫病与信仰

东汉时期的洛阳地区,人口众多,疫病频繁发生,出现了两个疫病高峰期。除积极进行医疗救治外,在洛阳地区,出现了多种与疫病相关的避疫信仰。有的是传统的信仰模式,有的是早期道教信仰。使东汉时期的洛阳,可能成为早期道教起源的一个重要地区。     

论道教在河洛地区的形成

河洛先民的原始崇拜及夏、商、周三代流行的鬼神敬仰是道教产生的心理基础;战国、秦汉盛行的神仙方术是道教产生的内在动因;老子在洛阳所著<道德经>与黄老学说的结合是道教产生的哲学基础.<太平经>在洛阳的问世,表明道教理论的确立;发源于洛阳的"五斗米道"的兴起以及"太平道"在洛阳的出现,标志着道教的形成.道教理论中的思辨哲学、对长生不死的追求以及善恶报应观念是道教被河洛地区广大民众接受的理论基础.     

论道教在河洛地区的形成

河洛先民的原始崇拜及夏、商、周三代流行的鬼神敬仰是道教产生的心理基础;战国、秦汉盛行的神仙方术是道教产生的内在动因;老子在洛阳所著Ⅸ道德经》与黄老学说的结合是道教产生的哲学基础。《太平经》在洛阳的问世,表明道教理论的确立;发源于洛阳的“五斗米道”的兴起以及“太平道”在洛阳的出现,标志着道教的形成。道教理论中的思辨哲学、对长生不死的追求以及善恶报应观念是道教被河洛地区广大民众接受的理论基础。     

论道教在彝族社会中的传播和影响

道教是我国的本土宗教,约于东汉末期传入彝族地区,唐代因南诏王室的倡导进一步发展,元、明、清时期在彝区普遍流传,并融入到彝族社会中,对彝族政治、民间文学、民俗学等产生广泛的影响。     

论道教在和谐社会建设中的角色承担

和谐社会是中华民族的古老幢憬，是神州儿女自古以来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具有强大而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顺应历史的潮流，党的十六大把和谐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使和谐社会的建设成为时代最强音，成为当代中国发展的强大动力和核心目标之一。道教作为在中国有数千年发展历史和深远广泛影响的本土宗教，无论从其教理教义教规的文化诉求，还是从其历史传统与现实发展的客观要求来看，在和谐社会建设这一伟大进程中，不仅拥有发挥积极作用、奉献传统才智的广阔空间，而且意义重大，大有作为。     

论荆楚之"水"与道家——"道教与荆楚文化研究"系列之一

古代楚国是一个以江汉流域为中心、跨连长江流域多条水系的泽国。楚人对"水"的感悟尤为深刻。"水",不仅成为楚人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而且还是荆楚道家看宇宙和人生的精神具象。水,滋生了荆楚文化物质和精神的双重生命。荆门郭店楚简《老子》中"水""几于道"以及"水"反辅"太一"的理论,极大地丰富了荆楚文化的内涵。     

和谐社会的构建与道教文化的作用

和谐文化建设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义之一。中国传统道教文化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当今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道教文化依然有其独特的存在价值。挖掘和弘扬道教文化中诸如＂无为而无不为＂＂见素抱朴＂＂上善若水＂＂无量度人＂＂性命双修＂＂道法自然＂等思想的积极因素,有益于巩固社会和谐的思想道德基础,进而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     

荷花意象和佛道关系的融合

荷花既是佛门圣物，象征“出淤泥而不染”，同时又是道教标识，充满珍祥色彩。在佛教与道教的融合、互动过程中，荷花充当了“信使”的角色。佛、道并存之日既远，两者之间的攻讦辩难、渗透融合就一直是研治中国思想史的学者所致力的课题。在佛、道思想的动态关系背景之下，荷花的两重“身份”不再是泾渭分明，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关注荷花“身份”的微妙变化或可从一个新的角度认识佛、道之间的关系.     

论江南市镇经济与龙门派之关系

市镇经济在明清时期的江南社会得到跨越式大发展。龙门派以王常月为发端盛行于江南,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市镇经济的深度影响,显露出宗教发展与地域经济之间的关系:第一,市镇经济的兴盛产生了富商阶层,而富商阶层为江南龙门派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持;第二,江南龙门派形成了"以宗坛为中心,以下院为辐射点"的宗教网络,这种宗教网络与江南市镇的地域分布之间具有某种内在联系;第三,以闵一得为代表的龙门高道提出了道教"医世"思想,这一思想的提出与大量富商加入龙门派的历史事实之间具有不可割裂的内在联系。     

儒道禅思想在审美人格中的融通

中国传统的儒道禅思想对理想人格的表述虽存在较大差异,但从审美角度而言却达到了内在的融合与统一,在当今新的历史语境下对这种融通所作的科学阐析将有利于我们对这三种思想求同存异,扬长避短,从而引导中国传统的审美人格在新时代的重建与回归。     

论道家思想在中国现代文学接受西方文化过程中的作用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和发展与西方文化的影响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现代文学对西方文化的接受不是被动的,而是对其进行了一定的扬弃和改造。在此过程中,中国传统的道家思想发挥了重要作用,具体表现在反对抵制作用、桥梁沟通作用和改造、本土化作用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