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论“活的文学”——民间文学之文学性探析

胡适在20世纪初使用“活的文学”一词来提炼新文学的本质,概括新文学在语言工具、精神内涵等两个方面的文学性,认为文学语言要“活”,需用浅显生动的白话进行创作;文学精神要“活”,需有真情感和真思想的贯注,而具有这种文学性的文学在胡适眼中就是白话文学(民间文学)。在当时中国文学的实情和时代使命的要求下,胡适所倡导的“活的文学”,功绩主要体现为语体革新。民间文学研究者多把胡适的言论作为逻辑起点或常识,继承其全新的文学史观,在使用白话文写作时,因受到西方民俗学的影响,对“活的文学”作为精神内涵的一面逐渐遗忘,而把民间文学导入具有学科意味研究的同时,民间文学的文学性日益被遮蔽。     

胡适的民间文学观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语言改革将白话文学推上了历史舞台的中心,在白话文学的推广过程中贡献最大的一位文学大师就是胡适。通过对胡适民间文学观形成过程的分析论述,认为胡适所持有的文学观,涉及到白话是以民俗口语为基础,民间文学的原创作者往往是底层少数人的生活感受和文艺智慧的精华,民间是一切新文学的起源等观点。这些对认识中国文学史的伟大转折有很重要的意义。     

胡适的民间文学观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语言改革将白话文学推上了历史舞台的中心,在白话文学的推广过程中贡献最大的一位文学大师就是胡适。通过对胡适民间文学观形成过程的分析论述,认为胡适所持有的文学观,涉及到白话是以民俗口语为基础,民间文学的原创作者往往是底层少数人的生活感受和文艺智慧的精华,民间是一切新文学的起源等观点。这些对认识中国文学史的伟大转折有很重要的意义。     

白话·民间性·鲁迅──关于“五四”新文学传统的札记

本文主要是通过对胡适的“白话文学正宗说”的文学史意义和对政治与文学关系中的鲁迅文学姿态的阐释,强调了“五四”新文学传统中的民间性立场及其价值取向,即白话文学主流地位的确立和民间知识者个人主场的建立,不仅是重写了中国文学史,而且还体现了中国知识者的价值观立场的重建。这也可被视作是“五四”新文学的最重要思想传统。     

胡适的民间视野及其对文学的现代性诉求

胡适的文学思想中具有鲜明的民间视野和民间情怀,他高度推崇民间文学的独特价值,大力倡导新文学向民间文学学习,参与征集歌谣的运动,加入歌谣研究会,重视歌谣研究;他倡导白话文学,整理中国白话文学史;他在自己的诗词创作中也以民间文学为师法的对象,体现出鲜明的民间视野和民间情怀。胡适文学思想中的民间视野和民间情怀的形成,既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关,也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诉求有关。文学的现代性诉求和中国传统文化,共同催生了胡适的民间视野和民间情怀。     

胡适文学理论的复杂性

局限于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复杂性,胡适文学理论的复杂性表征有：陷入反＂文以载道＂的悖论中、＂双线＂文学史观与一元化的＂白话文学正宗＂论、理论预设的审美价值与时代要求的政治倾向。其矛盾也正体现了中国文学现代性历程的复杂性。     

胡适、周作人文学革命观比较

胡适关注语言工具的变革,建构起白话文学理论;周作人重视文学实质内容的更新,形成“人的文学”观。胡适的白话文学理论,是以实用主义为哲学基础的;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观,来源于人道主义思想。在文学革命的态度上,胡适属于温和派;周作人更深刻、激进,但也有宽容的一面。总的来看,在五四新文学革命中,胡适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文字改革”,周作人迈出了关键的“第二步——思想改革”。二者在新文学运动中具有彼此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和地位。     

胡适论"活的文学"——民间文学之文学性探析

胡适在20世纪初使用"活的文学"一词来提炼新文学的本质,概括新文学在语言工具、精神内涵等两个方面的文学性,认为文学语言要"活",需用浅显生动的白话进行创作;文学精神要"活",需有真情感和真思想的贯注,而具有这种文学性的文学在胡适眼中就是白话文学(民间文学).在当时中国文学的实情和时代使命的要求下,胡适所倡导的"活的文学",功绩主要体现为语体革新.民间文学研究者多把胡适的言论作为逻辑起点或常识,继承其全新的文学史观,在使用白话文写作时,因受到西方民俗学的影响,对"活的文学"作为精神内涵的一面逐渐遗忘,而把民间文学导入具有学科意味研究的同时,民间文学的文学性日益被遮蔽.     

从《白话文学史》看胡适的古文学史观

胡适是最早提出“白话文学”理论的文学革命倡导者,他的《白话文学史》迎合了当时为“白话文学”正名的需求,他认为白话文学是中国文学发展的主流,先秦至唐宋的发展历程是民歌逐渐取代“庙堂的文学”而成为主流的过程,这是他用进化论观照文学得出的结论：同时,他认为平民文学是用“当时”的白话来反映民生疾苦的文学,它应当有助于“救济社会”、“补察时政”：文学形式的变化他认为是对文学的束缚,因而,他赞成宋人“做诗如说话”的主张,强调语言的通俗化与口语化,这也显示出他的文学评价标准的狭隘与偏颇,忽视了文学史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他的这一写作功利性使它不可避免地具有倾向性,但结合当时的时代,他的这一写作也确实有助于白话的主流化进程。     

中国的新文学——用现代形式表达现代思想的中国文学

新文学诞生以来,人们对它的说法很不一致。这种情况既反映了人们认识的不断深化,也表明了新文学自身的复杂性。 “五四”时期,一些人以为所谓新文学,无非就是将文言文改为白话文。胡适说:“我的‘建设新文学论’的唯一宗旨,只有十个大字:‘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傅斯年说得更明白:“新文学就是白话文学。”但是,胡适本人又写了《白话文学史》,论证中国从来就有白话文学,如元人戏曲,明清小说……等。按其本意无非是说,白话文学是古已有之的,不必莫名惊诧。但是这样一来,问题出来了:历来的白话文学是不是新文学呢?     

胡适周作人的平民文学观比较——兼谈平民文学的界定

胡适、周作人都站在人文主义立场上倡导过平民文学。但胡适的平民文学观又与周作人有诸多不同。在胡适那里,平民文学不仅中国自古就有,而且与国语文学、白话文学、民间文学、通俗文学等都是相通甚至相同的。这种诠释起码失之宽泛。事实上平民文学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兴起的思想启蒙运动和平民主义的产物,是一种具备现代性的、视新文学作家为创造主体的文学观念和创作主张,周作人的理论首倡正体现着这些涵义。随后,不仅有新文学作家的创作实践,毛泽东、阿英、郑伯奇、鲁迅等人也都是依循这些涵义做出或发表对平民文学的评价或看法的。     

胡适与梁启超的白话文学因缘

胡适提倡的“文学革命”,乃是在晚清梁启超的“文学改良”止步之处向前推进。比起梁氏提倡的“俗语文学”,胡适提出的“文学工具的革命”对旧文学的破坏更彻底,因其从根本上颠覆了文白高下的传统价值认定,“白话”因此与“国语”划上了等号。梁氏高度肯定宋代以后的俗语文学为祖国文学之大进化,但其俗语文学进化史观仅仅成为一种设想,未能充分展开论述。胡适则认为,“白话文学史就是中国文学史的中心部分”,此说对后来的文学史书写产生了至为深远的影响,塑造和奠定了现有中国文学史的基本面貌。     

胡适的文学进化论

胡适文学进化论的理论基础是达尔文的进化论，运用生物进化的基本原理来审视中国文学的发展，指出文学“随时代而变迁”，所以“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胡适的文学进化论不但高度重视文学形式和语言工具的发展变迁，而且充分强调文学的内容也是社会生活和时代精神的一种记载，反映时代的社会生活，奠定了新文学的写实主义基础。胡适同时还从文学进化论的立场出发，提出了文学革命的思想主张，认为白话文学是文言文学的进化，必定优于文言文学，从而替代文言文学，成为中国文学的正宗，催生了新文学。     

胡适、周作人文学革命观比较

胡适关注语言工具的变革,建构起白话文学理论;周作人重视文学实质内容的更新,形成"人的文学"观.胡适的白话文学理论,是以实用主义为哲学基础的;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观,来源于人道主义思想.在文学革命的态度上,胡适属于温和派;周作人更深刻、激进,但也有宽容的一面.总的来看,在五四新文学革命中,胡适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文字改革",周作人迈出了关键的"第二步--思想改革".二者在新文学运动中具有彼此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和地位.     

胡适、周作人早期文学观比较谈

本文运用平行比较的方法,比较论证了胡适、周作人早期的文学革命观、文学理论渊源、文学研究方法论。文章认为,在文学革命观上,胡适侧重于从文学自身谈文学革命,周作人则侧重于从社会、政治方面谈文学革命;胡适文学理论源自进化论、周作人源自人道主义理论;在文学研究上,胡适提倡“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周作人主张“宽容”,否认研究的原则、标准。     

胡适的“历史的进化的文学观念”及其论争

历史的进化的文学观念,是胡适文学史观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胡适建构白话文学史观的基础和支撑。对这个问题的剖析,有助于把握胡适倡言新文化运动的动机与目的,也有助于对这一观念的得失作一重新评价。胡适曾对这一观念作过反复的表述。1915年6月6日,他提出词乃诗之时化②。次年4月5日,他顺日记中记载了自己对于中国文学史上文学体载演变的看法。他认为,“三百篇变而为骚,一大革命也。又变为五言、七言、古诗,二大革命也。赋之变为无韵之骈文,三大革命也。古诗之变为律诗,四大革命也。诗之变为饲,五大革命也。词之变为曲,为剧…     

白话作为媒介--胡适白话文学观及其意义

胡适白话文学观的核心观点有二：一是白话文学是正宗，二是白话文学是为国语的文学．胡氏从讨论、研究和实践上对白话文学观进行了论证，贯穿于其中的是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的原则．从传播媒介的角度分析了胡氏的白话文学观，无论是作为传播环节之一，或是仅从媒介性质而言，其社会历史的意义都会更为深远．     

重构一种历史诗学

在《“五四”文学：在先锋性与大众化之间》一文中，陈思和提出，现代文学同时展开了两种发展模式，即“常态文学”与“先锋文学”，他甚至认为前者才是现代文学的主流。该文发表后，引起了多方回应。是否“主流”，或许还见仁见智，但陈思和的文学史观察的新“范式”不能不说是对现行文学体制的一种质疑和解构，在很大程度上它可以被看成是胡适“双线文学观念”的“新世纪版”。     

观念之争的背后——翻译与五四文体新秩序的建立

重新审视“五四”时期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之间的论争,我们会发现,在围绕“文学之用”的观念辩驳之后,翻译起着至为重要的作用。在持续的译介过程中,创造社通过翻译进入新文学的生成空间,支撑起以张扬个性为标识的浪漫主义的理论话语体系,为初生的白话文学提供了新的文学体式,改变了新文学偏重写实主义的原初文学资源架构,进而建立了与文学研究会“双峰并峙”的文学新秩序。     

《一颗星儿》、“毛瑟架”与“新”的政治——胡适与早期《晶报》关系新探

新文学倡导者胡适的白话诗“一颗星儿》在上海“小报之王”《晶报》首发,引发该报一场有关新诗的论争,这是近年来现代文学研究的新发现。本文综合已有研究成果,佐以《小日报》上新发现的材料,考证《一颗星儿》确由胡适本人供稿且由《晶报》首发;同时以《晶报》“毛瑟架”栏新诗论争为线索,通过对论争双方话语的考掘,探讨“五四”至1920年代初“新”“旧”文学场域间的文化政治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