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伦理情节剧电影叙事结构艺术的创新

故事情节的戏剧性,叙事的连贯性,节奏的均衡性,是中国伦理情节剧电影突出的艺术特征,从郑正秋到蔡楚生再到谢晋,他们在各自的电影是作中对传统的叙事结构不断突破和创新,形成了不同的结构特征,郑政秋的“巧而简”,蔡楚生的“巧而实”,谢晋的“巧而真”,都是在继承和发扬传统叙事经验的基础上的创新,而谢晋融合了现代电影以心理活动为情节线索的叙事方法,其创新步伐更大。     

中国电影史上的伦理情节剧传统

郑正秋、蔡楚生、谢晋等电影艺术家在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中国银幕上,属于在不同时代的政治、文化环境应运而生的电影巨匠,其作品主要以伦理道德为叙事内容,以戏剧性的伦理冲突建构故事情节,以善恶对立的类型化人物为道德化身,以社会关系伦理化和伦理关系社会化、政治化等不同的审美视角,映射了中国人民经历过的不同时代变迁的“世纪沧桑”,他们所开拓和发展的中国伦理情节剧电影传统,在中西文化的交汇中,形成了十分清晰的发展轨迹,在叙事传统、文化意义和美学特征等方面具有厚实的内涵,构成了一种一脉相承的、很有影响的文化现象。     

中西情节剧电影的历史演进及文化意味比较

在中西电影文化发展史上，不少电影艺术家往往采用情节剧的叙事模式，强化电影的观赏性、娱乐性特征，以获得观众的认同；在中西情节剧电影的各自演变过程中，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呈现出偏重社会伦理与偏重娱乐消遣的不同文化取向；受现代西方哲学、艺术观念及电影思潮的影响和冲击，创作者不断地吸收其它有益的思想观念和电影手法，不断调整和突破其创作模式，使情节剧的文化意味愈显深厚，艺术魅力经久不衰。     

中国伦理情节剧电影的情感化审美特征

以郑正秋、蔡楚生和谢晋等为代表的伦理情节剧电影,以伦理道德为叙事内容,以戏剧性的伦理冲突建构故事情节,以善恶对立的类型化人物为道德化身,以家庭的悲欢离合来寄寓国家和民族命运盛衰兴亡,强调对人性的揭示和对高尚情感的追求,具有社会性与娱乐性相交织的情感化审美特征.     

中国武侠电影与宗教伦理

与好莱坞电影不同．中国武侠电影保持了主流电影二元对立的叙事结构，由于宗教的介入，中国武侠电影叙事体系中出现了“第三种力量”，改变了二元化叙事格局，也改变了武侠电影的精神模式。中国电影巧妙地将宗教伦理与影片叙事情节交融起来，宗教伦理在为正义力量提供合理道德依据的同时，通过皈依宗教流露出否定暴力的“出世情结”，使中国武侠电影的化精神在世界动作影片的历史序列中独树一帜。     

跨文化分析的缺陷：以“文艺片”和“情节剧”概念为中心的考察

本文第一部分回顾电影研究领域对西方理论与亚洲文本之间关系的跨文化分析争论,以及华语电影研究现存的一些跨文化分析问题。华语电影研究通常使用标准化的西方类型术语——情节剧（melodrama）——来分析华语电影中如家庭伦理剧、爱情及艺术电影等类型。基于情节剧和文艺电影在发展历史及理论建构上显著的不同,本文第二部分提出使用＂文艺＂一词来取代情节剧,并用这个内涵较为接近,并更具启发意义的＂文艺＂概念来解释华语电影。舍情节剧取文艺电影,可帮助研究者厘清、描述和讨论华语电影史与批评的核心问题。这些问题包括：中国近代电影的伦理角色,电影对不同观众所传递的进步观念,文学改编的角色,对应西方情节剧所做的风格创新,电影导演作为具有社会责任感的艺术家的角色等。同时,本论文对＂文艺＂这个术语及其意义、脉络和应用分析的转变所作的初步整理,也试图说明如何通过一组新文艺电影资料的分析,形成在中西电影学术领域独具一格的史观。     

儒家文化精神的认同与反叛--郑正秋家庭/伦理情节剧电影的文化姿态

儒家以“仁”为核心的文化观念与以血缘认同为中心的家庭伦理，以及“修齐治平”等社会道德理想，是20世纪20－30年代郑正秋等人伦理情节剧电影创作的思想内核。但由于时代和政治的影响，郑正秋对待儒家文化精神的文化姿态则从整体而明确的认同转向温和而坚决的反叛，对儒家文化合理内核的艺术表述顺应了历史局长要求和观众接受心理，产生了一定的文化影响。     

从功夫探功底——李安电影的叙事特征研究

李安电影的叙事极具戏剧性,场景调度有舞台效果,情节设置带有传奇性,电影中蕴含着强烈的矛盾冲突性,以客观冷静的零角度介入叙事,以伦理和情感的冲突与融合作为叙事母题,以单圆形结构作为叙事构架,表现出极扎实浑厚的叙事功底。     

论杜拉斯小说的电影化特色

杜拉斯将电影艺术引入小说领域,使其小说具有电影化特色.在叙事内容上,她在小说中镜头般地呈现异国风情和文化风俗;通过人物动作表现自身的深刻心理,用特写镜头渲染体现戏剧性主题的激情画面,从而表现戏剧性和易于搬上银幕的小说主题;蒙太奇般地呈现记忆中的往事.在叙事方式上,她借用一些电影手法,以加强文学自身的表现力,从叙事语言、叙事结构和叙事主体三个方面体现出电影化的特色.     

论新世纪话剧电影发展模式

新世纪以来,“话剧式电影”成蓬勃发展之态。话剧电影是一种极具戏剧特征的艺术表现形态。随着电影制作技术和手法的不断提高,话剧这一艺术表现形式也开始成为电影融合的对象。作为话剧与电影的结合体,话剧电影具有更强的戏剧性与动作流动性,同时也掩盖了话剧在聚光灯下的偶然“事故”。本文以“小屏时代”下话剧电影选题作为切入点,从话剧电影的场景布置、动作语言、叙事风格和舞台时间等方面阐述话剧电影所独有的强烈风格。结合话剧电影特征与话剧电影的发展前景来剖析新世纪话剧电影的发展模式。     

论中国拼接小电影

拼接小电影是我国的一种新兴的电影形式。它产生于后现代的文化语境中,以叙事的拼接、戏仿、狂欢为主要特征;蕴含着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对抗,承载着影视书写的意义;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途。     

东西方文化碰撞中的伦理困惑——谈李安电影的文化基因

作为“现今世界上唯一一位把中人和西人都能拍地道的电影导演”,李安的成长有着独特的文化背景：传统“儒道”的成长记忆,东西方互渗的文化背景以及文化表达上的“他者”身份,形成了李安电影独特的审美风格,论文试图以此视角展开分析李安电影的文化基因及创作心理,解读其影片中无所不在的伦理困惑和文化命题。     

陈凯歌电影中的戏剧影像

陈凯歌电影有着多元化的主题和叙事方式,其中运用戏剧影像参与影片叙事是其电影的独特之处。陈凯歌电影中的戏剧影像在展示人物生活时代的戏剧文化、给电影涂抹上浓重的戏剧意韵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陈凯歌在其电影中建立起了一套独具中国传统美学特征的戏剧影像,以此来完成电影叙事并传播和阐释中国传统民族文化,显示了华语电影民族化生存的意义和可能。     

中国新生代的电影观念、审美追求和艺术创造

在电影观念上,新生代导演视拍电影为一种个人化的艺术创造,将电影定位于由真实影像完成的对于时代的记忆,强调电影的现实性与普泛性意义。在审美追求上,新生代电影着力描写社会底层处于文化边缘的小人物的生存世相,展现当下中国普通民众的生存状态和生命体验,努力在平凡生活中挖掘人生的意义,提炼人性的深度。新生代电影还对文化给予了持续的关注与思考。在艺术创造上,新生代电影形态以日常性、开放性叙事为主要特征;电影风格则从表现风格到纪实风格;体现了本色现实主义与诗意并存的电影精神。     

第四代导演的历史意识及其在中国电影史上的独特地位(上)

论文从时空复现的叙事策略、温柔敦厚的影像表达和身心投入的情感结构三个层面 ,揭示了第四代电影导演为了思想启蒙、文化反思和人性诉求而诗化历史的主体意识 ;并在对有史以来中国电影历史叙述的各种模式进行分析阐释之后 ,将第四代电影导演诗化历史的独特姿态纳入中国电影文化史的整体框架之中 :在第四代之前的历史表象呈示和第四代之后的历史重构机遇之间 ,第四代导演的历史诗化策略第一次把中国电影的道德处境、民族形象和家国梦想整合在文化阐发的历史维度 ,并表现出现代中国电影难得一见的批判性和内省性气质 ,为此后中国电影的文化探索矗立了一座不可忽略的丰碑     

《周易》的"和谐"思想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影响

《周易》是一部包容广大,代表人类最高智慧的中国古代典籍.它的和谐思想,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的面貌、特色和趋向.把和谐的思想融入当代的科学发展观,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现实意义.     

第四代导演的历史意识及其在中国电影史上的独特地位(下)

论文从时空复现的叙事策略，温柔敦厚的影像表达和身心投入的情感结构三个层面，揭示了第四代电影导演为了思想启蒙，文化反思和人性诉求而诗化历史的主体意识；并在对有史以来中国电影历史叙述的各种模式进行分析阐释之后，将第四代电影导演诗化历史的独特姿态纳入中国电影文化中的整体框架之中；在第四代之前的历史表象呈示和第四代之后的历史重构机遇之间，第四代导演的历史诗化策略第一次把中国电影的道德处境，民族形象和家国梦想整合在文化阐发的历史维度，并表现出现代中国电影难得一见的批判性和内省性气质，为此后中国电影的文化探索矗立了一座不可忽略的丰碑。     

《周易》的“和谐”思想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影响

《周易》是一部包容广大,代表人类最高智慧的中国古代典籍。它的和谐思想,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的面貌、特色和趋向。把和谐的思想融入当代的科学发展观,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现实意义。     

《小城之春》的古典主义倾向

费穆的《小城之春》站在中国民族文化及其传统的一边,吸纳了现代电影的种种观念与技法,吸收了其他影片特别是戏曲片的长处,以其舒缓的节奏、富于变换的长镜头和空间表现,直接传达出大量叙事难以表达的思想信息,形成奇特、复杂、含蓄的表演特点。诗文艺传统在电影中的复苏与再现,使电影艺术达到中国古典美学中诗的境界。它具有中国电影的民族性特征,是费穆电影艺术水平的高峰。     

浅谈电影中人类意识的觉醒

电影作为现代化大工业的产物和一种超越种族和语种的人类叙事,天生就是人类意识最好的表达工具。本文试从科幻电影、战争电影、探讨人与自然关系的电影三个层面介绍当代电影中与文学创作一脉相承而又独具特色的“人类意识”的表现,并指出中国电影在“地球村时代”弥补创作中“人类意识”的缺失、拓宽视野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