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诗人的生命意识与魏晋风度

魏晋时期是一个政治上极为黑暗，极为险恶的时期。在“名士不有全”的恐怖环境中，魏晋诗人们对生与死的认识比其他任何一个时期的诗人都要清醒，深刻。魏晋诗歌中对人生无常的悲叹，对神仙幻境的渴求，都流露出诗人对生命的热爱，留恋，对人生短暂的痛苦和忧虑。正是由于这种清醒深刻的生命意识，魏晋诗人才以狂狷怪诞的言行来全身避祸，鲁迅称他们这种看似荒诞不经的言行为“魏晋风度”。     

论楚辞文体在魏晋六朝的传播与接受

楚辞在汉代奠定其学地位和传播基础，而作为一种体的确认是在魏晋六朝时期。《楚辞》和《楚辞章句》的面世推动了屈骚在魏晋六朝的传播，而这一时期的传播方式与接受角度都有新的变化，从重情而转向了尚辞。随着体辨析的风行与大量的章别集，总集以及书志的出现，魏晋六朝人对屈骚的认识逐渐从模拟怨情转而关注其艳词，并以艳词作为骚体的特色，从汉人的辞赋不分到齐梁人的骚赋分立，从汉人的区别屈宋到齐梁人的屈宋并举，体现了这个时期学观念的演进与学思潮的变化，楚辞随之而成为了独立的类。     

魏晋赋的局限与拓展

魏晋时期社会矛盾尖锐,儒家思想动摇,是赋在艺术上进行探索和向抒情化转变的时代.建安时代赋作重视人自身,注重抒发个人情感,积极进取精神突出.曹丕代魏之际,赋作缺乏建安风骨,但在题材、构思与语言方面都作了很大努力.赋至西晋,其特征表现为内容的情感化和语言的美化,赋的功用有所拓展.至东晋时代,由于社会政治的原因,作家大多避害远祸,高谈玄虚,赋作也多缺乏社会内容,而山水赋则于此时兴起.而后陶渊明的出现则为东晋辞赋史写下了光辉的末页.     

汉末魏晋文人生命意识的演进

汉末魏晋是人生命情绪勃发与生命意识高扬的时期，这时期的学呵称为是一种生命的学。《古诗十九首》对人生有绝望的悲吟，而缓解的方法不免消极；建安人忧生叹死，而引发出的是建功立业，拯世救物的积极人生态度；正始人对生死有深度的焦虚，而缓解的方法是更关注自我，消极避世，西晋士人在人生态度上虽然入世，但心灵鄙谷，行为逸出常轨，只有陶渊明勘破生死，自觉把握人生，矿达地面对死亡。     

中国古代文体的萌芽和演进

古代每一种文体的出现，都呈现为一个由非体裁到体裁或此体裁到彼体裁的过程，这是一个原有样式逐渐丰满、完备甚至变形的过程，是一个开放而非封闭的过程。古代文体的萌芽和演进。与人类的思维及语言发展同步。各民族文体的差异，在思维成熟以后趋于明显。各民族考察文体的方法，也因此有所区别。     

赋的文体归属摭论

一般以为,赋是一种在诗文之间的中间文体,然而,这种认识并没有在文体四分法中为其找到归属.赋虽然以诗为源,然而,整个赋的发展历程却呈现出清晰的远诗近文轨迹,到宋代时基本与文合为一体.从形态与体性上来看,赋,尤其是它的典型样式——汉大赋,也更接近散文.与此相关,在历代诗文集选中,赋总是被编入文集而非诗集中.基于以上事实,在诗文小说戏曲四分法中,赋应该归属于散文种,尽管它并不是典范的散文.     

论魏晋诗人生命意识的追求

在魏晋这一学自觉的时代，诗歌以其普遍的自我生命意识、超然玄远的生命追求构成其深邃的情感内涵。通过对魏晋时期的社会现实、政治状况、哲学思潮等方面的综合考察，阐述魏晋诗歌中生命意识的执着追求，可以对魏晋诗歌独特的审美风貌和魏晋诗人的精神底蕴有较为深刻的认识。     

阅读教学文体选择策略

阅读教学是文体思维教学,文体包含文本体裁和文本类型。一篇文本从不同角度或以不同标准划分,文体多元,可采用符合文本体式特征、参考作者创作定位、比较切近文本内核、便于达成教学目标的策略妥当选择文本文体,精准实施阅读教学。     

古代文学教学设计中的文体演进与衔接问题

在古代文学教学中教师要引导学生在文学现象中梳理出文体演进的基本线索,再让学生思考这些文学创作规律和文学现象之间的演进与衔接问题。以四言诗为例,《诗经》代表了四言诗早期成就,两汉时期由于三家诗和四家诗的普及,作家们熟练运用四言体创作了一大批四言诗和赋,从数量和质量上看,真正繁荣应该是魏晋时期。在南北朝时期四言诗与赋依然占有重要的文学地位。当代"百城赋"文化现象与人文始祖公祭文中的四言诗赋创作也是需要关注的文化现象。以"效陶诗"为例,文学史教学内容要求史料尽量追求连续性和完整性。     

古代文学教学设计中的文体演进与衔接问题

在古代文学教学中教师要引导学生在文学现象中梳理出文体演进的基本线索,再让学生思考这些文学创作规律和文学现象之间的演进与衔接问题。以四言诗为例,《诗经》代表了四言诗早期成就,两汉时期由于三家诗和四家诗的普及,作家们熟练运用四言体创作了一大批四言诗和赋,从数量和质量上看,真正繁荣应该是魏晋时期。在南北朝时期四言诗与赋依然占有重要的文学地位。当代"百城赋"文化现象与人文始祖公祭文中的四言诗赋创作也是需要关注的文化现象。以"效陶诗"为例,文学史教学内容要求史料尽量追求连续性和完整性。     

《隋志》与魏晋南北朝赋学

据《隋书·经籍志·集部》的著录及有关资料 ,在魏晋南北朝文化学术发展的历史进程中 ,由于文体辨析的发达 ,“赋”的内涵和外延渐趋明晰 ,故而逐渐与骚、七、颂等文体区别开来 ,成为一独立文体 ,且为目录书单独著录。赋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在这一时期也具有了相当规模。理论探讨方面 ,与汉代相较 ,六朝不唯赋论材料明显增多 ,研究亦更为系统     

论魏晋十六国时期中原王朝对西域的管辖经营

魏晋十六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动荡割据的时代。然而，这时期西域和内地的密切联系以及一致性并非削弱；而且恰恰在这时，高昌地区形成了与内地同一的郡县行政管理体制。     

汉魏弃妇诗文与文人妇女观

在中国古典文坛上,弃妇诗文是重要的组成部分。汉魏时期,面对十分普遍的弃妇现象,文人们用诗赋去感受弃妇们的哀怨和痛苦,表达对她们的同情与关注。通过对这些作品的分析,能揭示出在封建礼教逐渐严酷的汉魏时期,文人强调男尊女卑、欣赏妇女的顺从等创作心理和妇女观。     

汉魏六朝女性诗歌的题材分析

汉魏六朝女诗人们在诗歌中多抒写对爱情婚姻及个人命运的关注,诗歌题材具有明显的私人性和封闭性的倾向,究其原因,主要是由女诗人们当时的生存环境所决定的。另外,汉魏六朝女性诗歌在题材上与其前世及后世女性诗歌也有着很多不同之处。     

论汉魏六朝音乐赋的新变

汉魏六朝音乐赋中乐器赋占绝大多数,始于两汉,盛于两晋,在发展过程中题材不断拓展,呈现出骚体趋于俳体,骈偶化增强的趋势。其发展兴盛、题材拓展、体制变化的过程与当时的社会生活内容的拓展、人们的喜好和文学体制的变化息息相关,成为了解和考证当时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     

《周易》与魏晋诗风演进

《周易》对魏晋诗风演变产生至少四方面的影响：《周易》修养论为魏晋诗人出处进退提供了基本准则,促使其形成或刚健进取、或默守柔退等多元人格;《周易》划分象的类别及观物取象的方法,促进了魏晋诗歌的意象建构,也使之呈现出品类丰富、崇尚写实的面貌;《周易》情辞论为魏晋诗人继承发展的同时,又与儒家诗言志、情物交感论有机结合,使魏晋诗歌具有深厚的情蕴内涵;《周易》文学化进程在魏晋时期加剧,魏晋诗歌在以《易》为典的基础上,体现出冲迈、清丽、玄远、睿智等审美特征。     

篇章逻辑与内容义旨

自古以来,大家都认为一篇辞章,首重其“内容”,而其“形式”是次要的。这虽是正确的看法,却隐藏有相当大的后遗症,即只重“内容”,而忽略了对“形式”之重视与研究。本文有鉴于此,便特别锁定辞章中的“篇章逻辑”与“内容义旨”二者,兼顾理论与实际,进行探讨,辨明它们是“内容的形式”与“内容的内容”的关系,以见两者是彼此依存,不可分割的。     

利用文献资料获得隐喻选题

当前语言学界对隐喻的研究有浓厚的兴趣,对隐喻的研究呈多学科、多角度发展的趋势,本文主要研究有关隐喻选题的方法。选题是科学研究的起点,利用文献资料获得隐喻选题是重要途径。隐喻选题要遵循价值性、创新性、科学性原则,可通过阅读隐喻方面的权威专家图书资料直接选题,也可研究权威专家的学术论文,针对有关隐喻的同一问题了解多个研究者的不同观点,从中选择有关隐喻的研究题目。     

二十世纪汉魏六朝隐逸诗研究综述

20世纪80年代以前,人们对汉魏六朝隐逸诗的研究少有涉及;后20年,关于汉魏六朝隐逸诗的研究大大加强,研究的角度和覆盖面较之以前都有较大的突破。但大多注重研究诗人个体的隐逸思想及诗作,缺乏对这一时期隐选诗的总体透视。     

汉魏六朝散体赋中“乱”之沿革

汉魏六朝散体赋中的乱辞承自屈原、宋玉作品,并在功能、形式、称名上有所变革,体现了诗、骚、赋三体之交融。在功能上,屈、宋作品之乱辞,并非皆为归总篇旨,汉魏六朝散体赋中的乱辞,亦除归总篇旨外,还有画龙点睛、提升境界等功能;在形式上,屈、宋作品乱辞非皆＂变章乱节＂,汉魏六朝散体赋中的乱辞,则多采用与主体部分不同的骚体句,有的在句式和语言风格上还出现了新变;在称名上,汉魏六朝时期一些赋卒章有＂歌曰＂＂诗曰＂＂辞曰＂＂颂曰＂＂已矣哉＂等,与＂乱曰＂名异而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