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商业秘密的刑法保护

商业秘密作为一种无形而有价值的商业财产,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国际经济竞争的加剧,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和重视。时至今日,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已经将商业秘密纳入了刑事立法的保护范畴。我国的刑事立法对商业秘密的保护仅仅是初具框架,尚待进一步完善。因此有必要参照和借鉴国外立法的成功经验,进一步完善我国商业秘密刑事立法。     

论刑法在弱势群体保护方面的立法缺陷及完善

现行《刑法》中有关保护弱势群体利益的罪名,普遍存在立法滞后、保护范围偏窄的现象,对侵犯弱势群体利益的犯罪现象打击力度有限,某些性质极为恶劣的犯罪行为,由于不符合相关犯罪构成,反而得不到应有的惩罚。因此,有必要对相关罪名进行立法上的完善,以强化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力度。     

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问题研究

随着社会发展以及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越发密切,人类社会进入信息化时代.在信息化时代,个人信息被泄露、利用现象越发普遍,信息安全问题备受关注.为保护公民个人信息,我国出台了各种法律作为保障,但是这些法律与不断发展的信息技术不相匹配,导致个人信息保护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基于此,就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问题展开...     

论驰名商标的刑法保护

本文从刑法的角度,通过对驰名商标犯罪社会危害性、刑法对驰名商标的保护功能、驰名商标刑法保护的国际发展趋势等方面的分析,系统论述了驰名商标刑法保护的必要性,针对我国驰名商标刑法保护的现状,提出了我国驰名商标刑法保护尚存的一系列问题：没有从刑法角度制裁驰名商标淡化和反向假冒,服务商标、未注册商标都没有相应的刑法保护机制,刑法对商标权的保护量刑过于简单,本文对这些问题从理论和实践层面进行了若干思考。     

论隐私权的刑法保护

隐私权的刑法保护作为隐私权保护的最后法律手段和最有力工具．其立法和适用必须遵循必要性与慎重性要求。我国隐私权的刑法保护应当以隐私权的积极权利说为理论基础，设定隐私权的保护范围，增设相关的侵犯隐私权的犯罪。     

论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

在信息和网络发达的现代社会里,公民个人信息的安全与否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的安全,有必要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纳入刑法规制的范围。因此,我国出台的《刑法修正案（七）》规定了出售或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这两个罪名的增设标志着我国进入了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高规格时代。但是,相关条文的理解存在分歧,需进一步解释;刑法保护的行为方式不够全面,需要予以完善。     

论西部生态环境中的刑法保护

可持续发展要求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要与自然承载能力相协调。要促进西部可持续发展,必须加强对生态环境的保护。西部生态环境的严峻现状,决定了对生态环境运用刑法保护的必要性。我们应当以可持续发展理论为指导,构建生态环境的刑法保护体系。     

论西部生态环境中的刑法保护

可持续发展要求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要与自然承载能力相协调。要促进西部可持续发展,必须加强对生态环境的保护。西部生态环境的严峻现状,决定了对生态环境运用刑法保护的必要性。我们应当以可持续发展理论为指导,构建生态环境的刑法保护体系。     

论刑法对非公有制经济的保护

通过考察宪法修正案对非公有制经济历经由承认、保护到鼓励、支持和引导,进而指出负有保护非公有制经济权益使命和责任的刑法应服从宪法并体现其精神;应给予其与公有制经济对等的保护,这既是非公有制经济作为市场主体应有的权利,也是其宪法权利的实现。     

刑法经济性论略

刑法经济性是刑法谦抑性的价值蕴含之一,刑法经济性作为刑法谦抑性之“量”,从本益分析的角度反对不计成本和效益的刑法之滥觞,使刑法的谦抑精神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由定性分析转化为定量分析,亦为犯罪内涵和本质的界定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但是刑法的经济分析并非万能的,其理论和方法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刑法案例教学的基本路径

目前刑法案例教学研究成果少,而且刑法案例教学研究和刑法学理论研究也完全分离。基于我国刑法案例教学的现状以及资源现状分析,我国刑法案例教学的基本路径应该是研究型路径和准判例型路径。     

新刑诉法之刑事和解程序

新刑诉法修订前,刑事和解程序在审判实践中已经有了相当范围的适用.刑事和解程序在新刑诉法中的明确规定以及对其在新刑诉法实施前后的适用情况的研究和分析,可以给司法实践提供理论支持,推动非监禁刑、行刑社会化等轻刑措施的实施,以图我国社会更加的稳定与和谐.     

新《刑法》中侵占罪的认定之我见--刑法课教学内容的探讨

在新刑法课教学过程中,关于侵占罪的认定问题存在着不同的认识,笔者认为,侵占罪在犯罪行为、性质和犯罪对象上存在着不同于其他侵犯财产罪的特殊之处,在司法实践中必须严格加以区分。     

略论新刑法之不足

1997年3月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比1979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更加系统和科学,但其中也存在着某些不足,这些不足影响了整部刑法的价值,更重要的是给司法活动带来不便,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国家法制建设进程。本文从类推制度废除、“口袋罪”的分解、概念不清、自相矛盾、法条设计不当、渎职犯罪主体的变更、法定刑畸轻畸重、用词包容性太小几个方面阐述刑法的不足。     

刑法的人文性论要

当代中国刑法规范难以获得公众认同的根本原因之一在于刑法人文精神的缺失。刑法唯理主义在最大程度上满足了国家社会治理和人们行为预测的要求,但可能致使人们沦陷为规则指挥下的动物。刑法都市情愫致使许多反映真实生活并凝结着特定文明的规则被遮蔽了,进而导致作为公共产品的刑法已经丧失了公共性。赋予刑法人文性,具有对刑法唯理主义的纠偏功能和对刑法都市情愫的去蔽功能。刑法的人文性揭示了刑法规范的生成机理,有助于维护刑法的正当性和权威性。     

刑事法律关系主体论

刑事法律关系主体是构成刑事法律关系的一个要件,研究刑事法律关系必须从主体入手。本文以法律关系的构成为理论前提架构,分析了刑事法律关系的可能主体和现实主体。认为刑事法律关系主体是刑事法律规范对可能主体进行调整的结果,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应该包括国家、刑事自诉人和刑事犯罪人。     

刑法的调整对象新论

刑法的调整对象是我国刑法学界探讨极少但理论意义重大的一个问题。厘清刑法的调整对象,对于刑法的完整理论体系和整体逻辑框架的合理建构具有一定意义。本文认为刑法的调整对象应分为直接调整对象和意接调整对象,并分别对其进行了恰当的界定和梳理。     

我国刑法解释存在的若干问题

我国二十多年的刑法解释实践存在一个严重问题：宪法和法律的规定不能适用于刑法解释实践，本应由刑法规定的犯罪问题和刑罚问题，却由司法解释替代了，刑法赖以支撑的罪刑法定原则在司法解释中成为一纸空，刑法作为国家重要基本法的统一性和权威性受到严峻挑战。本就上述现象和问题，进行了分析和评述。     

新刑事诉讼法排除合理怀疑规定评述

《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对刑事证明标准做出了调整,将“排除合理怀疑”写入刑事诉讼法,这是我国对刑事证明标准的理解取得的巨大进步。排除合理怀疑的做法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早就存在,只是本次刑诉法修改才将其纳入法律规定的框架内。我国证明标准下的“排除合理怀疑”应该有不同于英美的中国式解读,对于其在我国适用时可能出现的问题,也应在我国法律框架下提出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