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子学研究与胡适的疑古辨伪学

胡适以"科学方法论"的倡导者自居,对五四以后勃兴而起的疑古思潮影响巨大.胡适由治诸子学入手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清理,以此实践了他的方法论并使之系统化.至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胡适对"疑古"渐生疑窦,而对其所倡方法论加以反思.从对胡适所治诸子学的前后变化中,恰能看出胡适疑古学本身的嬗变及疑古派分化的某种端倪.     

周恩来中外文化交流思想与实践的特点

一、一贯重视并积极倡导中外文化交流早在学生时代,周恩来就已关注中外文化交流的问题。1915年9月,他在南开校中的一篇作文中,对国学与西学的问题做过这样的探讨,他说："今吾学者只知惟西学是求,视国学无所用而不重也,遂卑之。"但他却认为,"西学非可卑也,兼而学之,要不失将来实用之旨。以国学役酉学,吾主之。"①从这些论述中,不仅可以看出周恩来早在学生时代就已十分关注中外文化交流的问题,而且还可以看出,他已有了自己对这一问题的明确观点。他既反对"惟酉学是求",也反对视西学为"可卑"的观点;他既主张国学与西学"兼而学之…     

"回归"传统的文艺复兴——新文化派和学衡派关于传统文化的论争

"学衡派"与新文化运动者们的争论实际上是西学与西学的一场争论,他们的思想来源都来自于欧洲.关键是"学衡派"的主要成员主张要从西学的角度重新认识传统文化的内在性,以传统文化弥补西方文化的功利性,弘扬中国文化的美学特质,所以他们提出了"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他们强调对西方学说进行比较全面系统的研究,然后慎重择取.在一定程度上说,"学衡派"具有更健全的中西文化观.     

西学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乾嘉考据学——以钱大昕为例

西学对于清代乾嘉考据学的发展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一直是一个重要而引人思索的历史问题,争议颇多。钱大昕是乾嘉考据学的代表人物,以他为个案进行细致分析,是推动研究深入的重要一步。在西学的刺激下,钱大昕刻苦钻研中西天文学、数学,认识到西学有超过中学的地方,主张"能用西学",反对"为西人所用",号召士人研究自然科学;他致力于发掘中国古代的天文学、数学遗产,希望人们能继绝学而奋起,以与西学抗衡;他还以天文历算学知识订经考史,解决了很多经史之书中悬而未决的问题。就此可以看到,西学对乾嘉考据学的影响主要在如何看待西学、在西学刺激下发掘中学以及用自然科学知识考史等层面,至于以钱大昕为代表的乾嘉考据学者所固有的传统文化品格和治学格调,并未受到西学影响,他们研究学问的价值体系依然是"中式"的。     

论戴震的“西学中源”思想

西学传入后,明清诸多学者对西学的态度莫衷一是。有些学者主张西学,有些学者则坚定支持"西学中源"说。乾嘉学派作为当时学坛上颇有建树和影响的学术流派,其成员对于西学中源的起源和态度也有所异同。戴震作为乾嘉时期有影响力的学者,他通过考据的方式论述了"西学中源"的合理性,在支持"西学中源"说的同时也深受西学影响,通过古籍印证等方式为西学加以中国传统外衣的包装,为西学谋得一片立足之地。尽管戴震在各学科的考证方法上难免限于保守,但是其究根穷底的精神却依然值得后世学人学习。     

从古镜物形到西法摄影——晚清山西灵石杨氏家族研习科技史事记

鸦片战后不久,山西富商杨尚文结识了光学制器专家郑复光,杨尚文由此对历算及制器之术发生了兴趣,他慷慨解囊资助刊印郑复光<镜镜詅癡>,又聘请郑复光教授子弟近十年;在郑复光的影响下,杨尚文及其子弟都了解了历算制器之法、熟悉了传统古镜物形知识,后在西学东来的潮头面前,杨尚文之子杨昉接受西法与西学,成为中国北方最早的摄影师.由研治历算之学、制器之术,到接受西法、西学,杨氏家族研习科技的史事正显现着中国近代早期由接受"西法"、"洋器"入手的中学移接西学之路.     

《采西学议》中的教育思想评述

论文运用文本分析的方法,对冯桂芬<采西学议>中的教育思想进行了简略评述.文章首先明确了<采西学议>在中国近代史上首次具体概括出全面"采西学"观点的历史地位;继而对其提出的由"西文"算学"而始的具体采学实施步骤加以评述;同时辩证分析了其著名的指导思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对以上教育思想的历史影响、现代启示也略有提及.     

略论黄遵宪对西学的认识历程

黄遵宪对西学的认识可分为四个阶段.出国前,黄遵宪对西学的理解是朦朦胧胧的;驻外国期间,他每到一个地方都深入考察西学,更新认识,不断地深入西学的精髓;结束外交生涯到被罢官,他开始将西学应用于变革中国的社会实践中,成为维新派重要的旗帜性人物之一;罢官以后,他依然执着地探索西学在中国社会的应用与普及.     

“广布西学于中国”——傅兰雅教育思想初探

傅兰雅一生致力于西学教育和传播,本文探析了他的教育思想与办学理念。"推广格致"、"广布西学于中国"是他教育思想的立足点和中心内容。他通过创办学校,构设了近代教育制度;通过编辑教科书、出版科技期刊来推广西学;通过引进成人教育、特殊教育等,丰富了近代中国的办学模式。傅兰雅对中国自古以来狭隘的封建教育体制所作的改革尝试影响深远。     

国学“思”与“行”

国学课程的源起
　　国学概念的提出,一来源自于清光绪末年开始推动的“废科举、立学堂”、一味强调“教习西学,以富国强兵”的新式教育体制,为此政府觉得应该在新式教育中仍保留中国学问的地位,希望在西学冲击之下,学生仍要读点经书。国学概念的提出,二来源自于当时的梁启超、黄节、邓实、章太炎、刘师培等革命党人,他们认为“国学”是一个国家的立国精神：“国粹者,一国精神所寄也。其谓学,本之历史,因乎政俗,齐乎人心之所同,而实为立国之根本源泉也。”（《国粹学报·论国粹无阻于欧化》）强调国学不等于“君”学,内涵非经学之儒家一家之学,而应“复兴古学”,意指具批判精神、反封建君主专制的诸子学。     

王夫之对西方科学的认识及其历史地位

王夫之通过多种途径了解西学,对西方天文、历法、科学仪器有很深入的认识。他用中国古代的理论去理解西方科学,并不时提出批评和反对的意见,也吸收西方科学的实证研究方法。王夫之对西方科学的认识和态度有其重要的历史地位,他是对西学持批判地吸收态度的典型,明清实学的重要代表和西学中源论的早期倡导者,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东西文化交流心路历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浅论阮籍的审美人生和《咏怀诗》

中国古代的作家们,由于生活在不同时代的政治生态中,以及自身的哲学追求,造就了不同的人生。魏晋之际特殊的政治生态环境和老庄哲学思想成就了阮籍这样的畸零人格和审美的人生。从阮籍的人生可以窥见一代士人长久历史苦难的内化沉积,他通过对自然本体境界的追求,与苦难现实相对抗,在审美领域中寻找心灵慰藉。但展现在阮籍眼前的是价值的毁灭而不是实现,他在矛盾冲突中感受到的只是虚无。这也是82首《咏怀诗》所诠释出的他的人生。     

从科学哲学视角评价吴文俊的学术创新与贡献

著名数学家吴文俊对中国古代数学的深入研究,揭示了中国数学在世界数学史发展中的独特作用和贡献。他突破了西方中心主义的数学史观,指出中国古代数学的机械化的算法体系是不同于西方公理化的演绎体系的数学发展主流,澄清了人们对中国古代数学的误解。同时吴文俊针对数学史的研究提出了历史主义原则并示范了中西对比方法,为重建我国传统数学做出了重大贡献。在此基础上,导源于我国传统数学的思维方式的数学机械化理论的创立为中国数学的复兴开辟了一条切实可行的有效途径,成为开拓中华科学自主创新之道的先驱。认真深入地研究吴文俊数学创新的成功范例,将会对我们今后继承历史和发展未来提供有益启示。     

寻觅人生慰藉－－析王国维学术研究的“史学转向”

身处近代中国社会动荡和急剧变革时期的王国维，是位饱受传统化濡化而又受西方化洗礼的一代国学大师。时势巨变的刺激，对“可爱”与“可信”之统一的企求，儒的道德化灵魂的召唤，使他的学术研究最终走向返经信古，于经史考据之中，寓经世之意。在王国维的心目中，殷周的德治化是“可爱”的，通过考证也是历史的真实，因而是“可信”的。这样，王国维通过回归传统，寻找到了化的认同感，在主观上获得了有生慰藉。但理想与现实终究并非一回事，王国维孜孜以求的困扰他的“人生之问题”始终未能获得真正的解决。     

温故而知新:中国古典教育精神的奠基

孔子“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一语针对师者而言,孔子以此为师道立万世之法。自温故而言,“故”源自“六艺”为主的贵族教育,孔子将其开拓为以六经为核心的儒家教育体系,涵盖了古代经典、语文与历史的世界,形成了中国古典教育的基本内容;“温”体现出中国古典教育涵泳自得的方法与注重生命体验的情感特点。自知新而言,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以“自礼归仁”的思想转型为核心,将周代贵族文化转化为面向普通大众的文教体系。他们通过经典新诠、语文新解、古史新义等方式,开启了中国古典教育的创造性路径。“温故而知新”是中国古典教育的奠基,塑造了古典教育凝聚传统、开启新知、深入生命的基本精神,具有重要的现代启示。     

托马斯·卡莱尔与中国文化

托马斯·卡莱尔采撷与利用儒家政治,极力谴责西方近代文明弊端。卡莱尔之所以钟情于中国古代"文人当政"统治模式,源自于对道德力量的呼唤;同时对劳动创造的崇尚,又使他将中国皇帝称誉为一个真正的英雄和勤劳的伟人。他因此被称为中国文化的一个西方知音。     

文廷式政治思想与学术成就述评

文廷式主张打通古今中外,为变革时代所用;主张学术随时代而尽其变,检讨汉学、宋学之缺陷;为改进中国政治制度,他编撰《新译列国政治通考》以介绍西洋政治制度。他探求西方科技知识,以有益于“民生日用”。比较中外宗教,分析儒学、墨学之特征。引入佛家平等说分析世界万物与人类社会,对轮回说进行新的阐发。他长于史学,对各种历史资料的考辨论述,颇具史学价值;批判清代诗学,论词学兴衰,亦有独到见解。惜其著作多为评点式,未成体系,有的书稿散佚,影响他未能成为学术大家,但他是一位思想变革与学术创新的先知先觉。     

论中国古代新闻法制起源于“颛顼时期”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有新闻事业的国家。而当社会的法律制度和新闻传播活动发展到一定水平并产生实际的社会需要时,中国古代新闻法制就开始起源了。历史典籍《国语》的记载及有关研究成果可以佐证中国古代新闻法制起源于距今约4500年左右的“颛顼（zhuanxu,音同专须）时期”的观点。     

梁启超的版权观念与实践

梁启超是维新运动领袖之一,逃亡日本期间,在康有为的支持下,主编《清议报》、《新民丛报》等刊物,并合办上海广智书局。在编辑实践中,他较早地接受并实践了西方先进的版权制度;身处日本,赞同日本与中国订立版权保护条约,主张中国通都大邑实行版权制度。在他回国以后的学术论出版活动中,努力运用版权武器来争取自身的最大版权利益;于古书辨伪实践中,在某种程度上维护了古代作权人的精神权利。     

吴怀祺“封建史学二重性”思想探析

吴怀祺先生在研究中国史学思想史的过程中,发现并总结了中国封建史学二重性的特征。他认为封建史学二重性是真实的历史和虚幻的历史的结合,两者统一在古代典籍中,中国古代多部史书都表现这一特征。认识中国封建史学二重性的特征,重视史学思想的发展,更好地总结中国丰富的史学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