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教学中的“王道”与“霸道”

当急功近利之风吹向各个领域,当＂揪＂的理念＂深入人心＂,原本最有味道和文化气息的语文教学也变得索然无味。这里存在一个历史上争论很久的问题,到底是行王道还是行霸道？ 观点一：霸道（典型代表：先秦时期）     

从“王霸之争”角度审视《三国演义》中的政治斗争

在儒家政治伦理中,王道与霸道的观点承载着完全不同的道德判断。王道作为带有明显理想主义特征的政治理论,一直为孟子、荀子等儒家学者奉为治世大道而倍加推崇,而霸道虽然始终未能在儒家学者所认可,但在春秋五霸、秦皇汉武等历史人物的实践中,却成为统一国家、结束乱世的有效方法。王道与霸道的争论在秦汉时代被消解,并成功地被集合于帝王之一身。《三国演义》展现出的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也蕴含着"王霸之争"的影子,其中被作者赋予理想君王色彩的刘备一生中遭遇到的政治挫折与胜利,正是王道与霸道在相互斗争中走向融合的鲜明写照。刘备前半生以仁义为理念却屡遭失败,后半生外行王道、内行霸道,"霸王道杂之",则大获成功,建立帝业。其中巨大反差所蕴含的道理是儒家"王霸之争"从理论到实践的巨大分歧,以及两者在融合之后对于封建王朝统治的巨大功用。     

也说“泊车”

＂泊车＂一词人们通常认为纯粹是外来音译词,本文通过对语料库的检索,试考证＂泊＂与＂泊车＂的词义,对其进行分析,并对＂泊车＂与＂停车＂两个词并行使用现象加以分析说明。     

春秋战国时期伐交思想初探

春秋战国时期的伐交理论是以丰富的战争实践为基础,以"慎战"和"全胜"战略思想为指导,以儒、法两家关于"王道"和"霸道"的激烈争论为背景而产生的。主要观点包括:在"慎战"和"全胜"战略观指导下的"重交"思想;利义并重的"与交"思想;自强为先的"自恃"思想;谋交并举的"重谋"思想。     

浅议高校教师的“行”与“形”

大学生正处在人生发展的关键时期,正在迅速走向成熟又未完全成熟。他们如同一部汽车,在弯曲的道路上行进,教师如同司机随时修正方向盘,让学生在人生的道路上按正确的方向前进。因此,本文从高校教师＂行＂与形＂两个方面对学生的辐射加以探讨。     

由“诗言志”到“诗缘情”的流变

中国传统诗论中的两个重要诗学范畴分别是＂诗言志＂与＂诗缘情＂,在由＂诗言志＂向＂诗缘情＂的流变过程中,诗学观念逐渐由注重政教本位过渡到注重情感本位,这一诗学观念的演变与当时个体本位意识的复苏密切相关。本文试结合当时的社会思潮分析＂诗言志＂到＂诗缘情＂的流变过程。     

王霸政治的历史经验与现实参照——崔寔政治思想再探

东汉后期,针对政治腐败、法令废弛的末世之象,崔寔提出统治者应通过"参以霸政"的手段来解决政治困局。显然,此论与汉儒尊崇王道的主流观点格格不入,因而古今学者对崔寔的评价,无论批评或肯定,大都基于儒法之争、王霸之辩的传统视角。其实,在崔寔的语境中,所谓霸道,既是一种针对两汉以来政治文化发展困局,亦即"百王之敝"的解决途径,也是对正统儒家所倡导的王道思想之不足的弥补,因而并不应将崔寔所论之"霸"完全视为王道的对立面。为了论证霸道的正当性,崔寔还借助春秋时期的诸侯尊王攘夷、奉行霸政这一历史经验,来说明具有强权性质的"霸"之手段,亦能在帝国现实政治的情境下发挥重要作用。可见,崔寔之论,既非一味地尊霸而非王,亦非简单的王霸并用,而是试图援引霸道中的某些具体因素来救补王道。     

孔子的霸道观

霸道与王道是中国古代政治哲学中一对相反的命题。前者指凭借武力、威势和刑法等进行统治的政策;后者则指以所谓仁义治理天下的政策。王道的概念起源较早,相传为箕子向武王陈述“天地之大法”的《尚书·洪范》中就有“无偏无党,王道荡荡”的名言。春秋之世,诸侯争霸,霸道大兴。而孔子却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尧舜文武向来被尊崇为实行王道的圣王,故孔子向往王道是不言而喻的。但是,王道与霸道本是君主统治人民的两种互为补充的手段,并非水火不容,正如鲁迅指出的那样:“在中国的王     

中国“河伯”与日本“河童”的比较研究

中国的＂河伯＂和日本的＂河童＂是两个相似但又绝不等同的文学形象,他们分别产生于两国对大江、大河的崇拜,是各自水崇拜文化的一部分。用比较的方法对这两个形象进行研究,有助于加深对中日人民精神与文化的了解,更可以结合两国的材料一窥文化的发展演变规律。     

日语中“ずに”、“ないで”与“なくて”的用法辨析

在日语中,＂ずに＂、＂ないで＂与＂なくて＂都表示否定的意思,三个词语意义相同,用法相近,很多日语学习者对它们的用法容易混淆,本文就三者的用法与异同进行了归纳和总结。     

十八大两个“翻一番”与邓小平“两个翻两番”之比较研究

通过对十八大两个＂翻一番＂与邓小平＂两个翻两番＂的比较研究,认为：虽然两个＂翻一番＂与＂两个翻两番＂的提出目的是相同的,但实现两个＂翻一番＂的现实条件,无论是在生产要素、科学技术条件还是制度问题上都与＂两个翻两番＂时大不相同,两个＂翻一番＂更注重质的要求,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理念。因此,只有对中国目前现状清醒认识和科学定位,才能正确决策,促进新的、快速、可持续增长,保证十八大提出的两个＂翻一番＂宏伟目标的顺利实现。     

浅论《沧浪诗话》中的“识”与“悟”

严羽的《沧浪诗话》中＂识＂和＂妙悟＂是两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本文就这两个概念的内涵,以及两者的关系进行了分析。     

论汉代的“霸王道杂之”

汉代地主阶级的统治思想是霸道还是王道,本来早有定论。汉宣帝刘询对汉元帝曾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这表明汉代地主阶级的统治思想既有霸道又有王道,是儒法兼有的。万恶的“四人帮”,为篡党夺权制造反革命舆论,对汉代的历史肆意歪曲和捏造。胡说汉初地主阶级的统治思想是“尊法反儒”,中期以后变为“尊儒反法”。现在,“四人帮”已经打倒,应还汉代这段历史的本来面目。     

“醬”之语源考

《古辞辨》中认为,＂醬（酱）＂来源于＂將＂,因为＂將＂有＂辅助＂义,酱对主食起到辅助作用,因而得名。但是,本文从字形和饮食文化两个角度来考察,认为这种说法有待商榷。首先,从字形来看,＂醬＂金文的字形从＂酉＂、＂爿＂声,＂爿＂并无＂辅助＂义。其次,从饮食文化角度来看,＂醬＂开始是作为主食而非调味品。关于＂醬＂的语源,笔者认为＂醬＂来源于表示＂稠＂义的＂糡＂（糨）。     

“诗言志”“诗缘情”与“温柔敦厚”诗教观关系之探讨

关于诗的本质和作用目的,中国古代向来有＂诗言志＂和＂诗缘情＂两种说法,通常认为＂言志＂是对政治理想的表达,而＂缘情＂则是自然情感的抒发。但在很多时候,＂志＂与＂情＂又似乎没有明确的界限。＂温柔敦厚＂作为儒家文学观的核心思想,无论在思想还是方法上都对文学创作起着巨大的指导作用,那么它对＂言志＂与＂缘情＂又产生怎样的影响呢？＂发愤著书＂与＂诗缘情而绮靡＂是遵照＂温柔敦厚＂之旨还是对其的突破呢？本文从＂言志＂、＂缘情＂的含义入手,对它们与＂温柔敦厚＂诗教观的关系进行探讨。     

“呆”“待”混用探源

在今天,＂呆＂读dāi,＂待＂读dāi和dài。在dāi音＂停留＂意义上两字存在混用的情况。＂待＂字比＂呆＂出现早,先秦就有＂待＂字,而＂呆＂最初是＂保＂的古文,到元朝才有了＂傻＂的意义。在明清之前,＂待＂字的含义没有＂停留＂意义,明清开始才有此含义。＂呆＂字到明清也只有＂傻＂之类的含义,只是到了解放前后现当代文学作品中才出现了＂停留＂的意义,也是在这个时候,＂呆＂＂待＂混用了。＂待＂读＂dāi＂是在与＂呆＂混用后,受＂呆＂的影响才增读＂dāi＂的。     

“杯具”与“悲剧”

近来互联网上出现了用＂杯具＂替代＂悲剧＂的用法。在词汇性质上,＂杯具＂替代＂悲剧＂是音译词;语法功能上,＂杯具＂有两种用法：做名词和形容词。     

企业管理的三个层面：“治物”、“治事”、“治人”

随着管理时代的到来,钻研经营之道,已成为任何一位致力于不断拓展事业的管理人员的第一要务。在企业管理工作中有三个层面是非常显著的,即基层＂治物＂,中层＂治事＂,高层＂治人＂。当然,这三个层面也不是截然分开的,里边存在着交叉。＂治物＂、＂治事＂与＂治人＂,是根据不同层面人员所肩负的不同职责和任务而有所侧重地提出来的。对不同层次的人员进行不同的能力培养,有利于加快提升企业的整体管理水平。     

论葛兰西“领导权”与儒家“王道”的区别

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从某种意义上可以理解为,统治阶层通过影响和塑造被统治者的自觉自愿,使其产生认同,从而实现柔性的统治。所以,有部分学者将其等同于儒家所主张的"王道"。但实际上二者在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实践主体、实现途径三个方面有显著差异。只有厘清这些差异,才能正确认识二者的根本区别:"王道"是基于统治者自省自律的怀柔统治,是单向度的,是封闭的;而"领导权"则是通过双方协商互动达成的,是双向度的,是开放的。     

霸道、王道与新王道——中国发展战略思考

春秋战国社会转型,秦国采用法家“霸道”策略取得成功,鲁国沿用儒家“王道”策略惨遭失败;转型完成之后,秦帝国沿用法家“霸道”亡家亡国,汉武帝重新采用儒家“王道”天下晏安.历史经验表明,“霸道”、“王道”各有利弊,因时而用.在当前国内国际宏观形势下,中国应该实施“新王道”:一方面,发展经济富国强兵,另一方面,凝聚人心整合社会.